三

最后一批被攻陷的堡垒是各大教会组织。在那里，进化论在思想更为开明的新教教派中赢得了重大胜利。当然，大量虔诚的信徒，不管是来自新教的还是来自天主教的，并未被达尔文主义触动。布道家德怀特·L. 穆迪（Dwight L. Moody）可能是镀金时代最受欢迎的宗教领袖，他的追随者肯定对新科学提出的所有恼人问题一无所知。基督教基要主义直到迈入20世纪还在坚持，便是达尔文主义未能彻底征服基督教的凭证。然而，在19世纪晚期喜欢思考的会众中间，隐约存在着情绪上的骚动和智识上的不满，这种情况促使他们乐于去接受某种支持变革、拥抱进化概念的开明神学。 ^（38）

达尔文主义从不止一个方向剑指传统神学的核心。近一个世纪以来，由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所推广的意匠论一直是证明上帝之存在的标准验证。如今对许多人来说，达尔文主义对这块神学基石的狂轰滥炸，必然导致无神论。新理论也打破了关于罪的传统观念和以往与之相随的道德约束。至少，它让人们不相信《创世记》中关于创世的说法，明显损害了《圣经》的权威。这就是宗教正统人士的最初反应。 ^（39） 《人类的由来》（1871）的问世，令神职人员的愤怒更是火上浇油， ^（40） 因为人类的尊严本身也公然受到了伤害。笃信宗教的读者惊恐万状地指出，达尔文竟然如此活灵活现地把人类祖先描述为“多毛的四足动物，长着尾巴和尖耳朵，习性可能是树栖的”。

达尔文的著作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激起了不共戴天的仇恨。牧师们从神职人员知识分子立场出发进行的论证，可谓相当可观。他们声称，只有当科学家可以从动物园取出一只猴子，并通过自然选择使之变成人时，达尔文主义才能成立。 ^（41） 他们的口吻，甚至让当时的一位神职人员，也即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W. N. 赖斯（W. N. Rice）教授都看不过去，以致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抗议他们对达尔文的态度，建议他们把批评的范围限定在科学问题上。 ^（42）

神职人员方面最重要的反对理由，当然是达尔文主义同有神论格格不入。这是最受欢迎的阐述反达尔文主义观点的著作，查尔斯·霍奇（Charles Hodge）的《达尔文主义是什么？》（ What Is Darwinism? ）（1874）的中心主题。霍奇是一个老派牧师，写起文章来气势磅礴，那个时代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神学论文中，有一篇就出自他的手笔。此外，他还是《普林斯顿评论》（ Princeton Review ）的编辑。因此，霍奇可以用权威的口气为一大批教徒说话。霍奇在他的论战册子中提醒读者：“《圣经》对那些拒绝它的人几乎不发慈悲。它宣判，他们要么丧失理智要么道德败坏，或者就是两者兼而有之。” ^（43） 霍奇称，所有轻率地玩弄着进化论的人都面临着踏上凶险的无神论之路的威胁，并列举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大串所谓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其中包括达尔文、海克尔（Haeckel）、赫胥黎、毕希纳（Büchner）和福格特（Vogt）。霍奇几乎毫不顾及事实， ^（44） 指责达尔文仔仔细细地把任何有关意匠（design）的迹象都从自然界剔除而根本不予考虑，最后以断言达尔文主义就是无神论的同义词为全书的收尾。 ^（45）

天主教的批评家们往往也是同样决不妥协。尽管我们必须记住英国天主教徒、自然选择的有力批评者圣乔治·米瓦特（St. George Mivart）是位进化论者，但奥雷斯蒂斯·A. 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在敦促对进化生物学采取不妥协的政策时，可能表达了天主教的普遍反应。布朗森对新教徒和许多反对达尔文主义的天主教徒软弱无力的否定甚是不满，他呼吁无条件抛弃19世纪的地质学和生物学，称其代表着从阿奎那（Aquinas）科学的倒退。莱伊尔、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甚至阿加西兹，都遭到了他的猛烈抨击。他在对《人类的由来》一书所作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分析中写道：“在类人猿那里没有人的 种差 （differentia），因此人的种差不可能通过发展从类人猿那里获得。这足以驳倒达尔文的整个理论。”他最后说，《创世记》中关于创世的说法依然稳如泰山，必须坚持，直到相反的情况被完全证实为止；因此，举证的责任在达尔文。 ^（46）

最正统的教徒在绝望中挣扎，觉得自己的事业注定失败，但其他人相对有序地撤退到了防守位置。早在1871年，当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美国长老会的半官方发言人詹姆斯·麦科什（James McCosh）承认他在《基督教与实证主义》（ Christianity and Positivism ）一书中接受了发展假说时，毫不妥协地反对进化论这种情况就已经蒙上了最终崩溃的阴影。作为当时以苏格兰学派或者“常识”现实主义著称的宗教哲学的杰出倡导者，麦科什地位显赫，是一个公认的基督徒，诚实正直，普林斯顿大学专门把他从苏格兰引进过来担任校长。因此，当他在一本从意匠论出发来捍卫有神论的著作中接受了发展假说，并承认自然选择至少是真理的一部分时，这一刻便成了举足轻重的时刻。麦科什写道：

达尔文主义不能被视作已成定论……我倾向于认为，这个理论包含了大量重要的真理，我们看到，这些真理在有机自然界的每一个部分都表现出来了；但它并没有囊括全部真理，它所忽略的比它察觉到的还要多……自然界表现出了这一原则（自然选择），并且对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动植物的发展进步产生了作用，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没有其他原理在起作用。 ^（47）

麦科什诚然不愿意将自然选择应用到人类身上，理由是一种特殊的创造行为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人类独一无二的精神特征，但现在他已经把正统观念挖开了一个缺口。尤曼斯在1871年致斯宾塞的信中写道：

这里的进展异常迅猛。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人类的由来》已经印行了10000册，我猜这些也差不多都卖完了……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每个人都在寻求解释。牧师们心神不宁。麦科什告诉他们不要担心，不管有什么发现，他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意匠，在它身后安放上帝。布鲁克林教区25位牧师叫我找个星期六晚上同他们见个面，告诉他们该怎样做才能得救。我告诉他们，可以在生物学中、在《人类的由来》里找到生活的道路。他们说“很好”，并请我下次再去参加牧师俱乐部的会议。我去参加了会议，又受到了盛情的接待。 ^（48）

《独立》（ Independent ）周刊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宗教报刊，订阅者中有6000多名神职人员。该刊是第一批相对赞成进化论的报刊之一。其最初针对《物种起源》写的书评，暗示这本书倾向于把造物主从“生机勃勃的宇宙”中挪移出去，但也承认其中包含有宝贵的科学素材。文章接下来推荐说，这本书可供“神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细致研究”。这篇文章的立场虽然已经退却到认为达尔文主义不会影响有神论，从而一直都被人们用作撑开裂口的楔子，但文章下笔谨慎，并且依然处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阿加西兹的影响之下。然而，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进化论与《圣经》之间开始出现微弱的和解尝试。“只要《圣经》没有明确肯定物种确实是由一项权威的命令创造出来的，我们就可以听听动物学家的猜想，而不必触动我们的神学神经。”一位评介者写道。 ^（49） 到1880年，《独立》周刊的立场完全转变了过来，开始发表声嘶力竭地为进化论代言的辩论文章。 ^（50） 其他刊物调整自己观点的步伐相对较慢，但在达尔文主义引入美国20年后，即使是最保守的刊物，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51） 《新英格兰人》（ The New Englander ），新英格兰“扬基佬”（Yankee）牧师把持的一个重要论坛，起初指控达尔文复活“一个已被推翻了的陈旧理论”，在1883年则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调和文章，承认了有些基督教辩护者的歇斯底里。作者声称：“我们对不朽的期待，多了一个新的信念之源。对于进化论者来说，否定一种更高级的未来生活之可能，是最无趣的自相矛盾。” ^（52）

在为使同道中人顺利接受达尔文主义的工作过程中，自由派牧师得到了来自科学工作者的帮助与安慰。阿萨·格雷孜孜不倦地试图证明自然选择理论对意匠论不会产生根本影响，并且达尔文本人是个货真价实的有神论者。 ^（53） 对于那些坚持认为物种的起源应该留在超自然领域的人，格雷回答说，他们是在任意限制科学领域，而又没有扩大宗教领域。约瑟夫·勒·孔蒂在他由查经班讲座集成的《宗教与科学》（ Religion and Science ）一书中，跟在格雷后面坚持认为，过去是否存在物种演变，或者说进化过程可能是什么样的，无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什么，都改变不了意匠论。他强调，科学不应被视为宗教的敌人，而应被看作是对第一因（First Cause）在自然世界中运行方式的补充研究。无论科学能认识到什么，我们永远都可以设想上帝作为第一因的存在。 ^（54） 自由派神学家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进化论的提倡者，如勒·孔蒂、丹纳和麦科什，都是对基督教无比虔诚的人。他们作为个人，象征着宗教与科学之间实现调和的可能。 ^（55）

当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在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共同影响下皈依进化论时，美国最重要的基督教道坛也被纳入了进化论的行列。通过比彻的发行量曾一度达10万份的《基督教联合会》（ Christian Union ），和他在普利茅斯公理会（Plymouth Church）的继任者莱曼·阿博特（Lyman Abbott）编辑的《展望》（ Outlook ），比彻新神学的自由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刚刚从清教神学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比彻，兴致勃勃地利用自己在全国的声誉、借助自己高超巧妙的修辞，为调和宗教与科学尽心竭力。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仔细阐述了神学科学（science of theology）和宗教艺术之间的区别，这样神学可以得到进化论的修正、扩充，被进化论所解放，但宗教作为人类品质中一种固定的精神事物，将依旧原封不动。 ^（56） 比彻宣称自己是“一个真诚的基督教进化论者”，公开承认斯宾塞是他知识上的养父。正是比彻将意匠问题（the design problem）的解决转化为商业文明的习惯用语，并提醒人们“批发的意匠比零售的意匠更伟大”。 ^（57） 莱曼·阿博特不仅对此表示同意，还发誓放弃传统的关于罪的观念，认为其不仅侮辱了人，也侮辱了上帝。他建议，用进化的看法取而代之，因为在进化论中，每一个不道德的行为都被视为向动物性的倒退。这样，罪恶还是会像以往一样令人憎恶，但原罪论中所暗含的对上帝的诽谤，将随原罪论一去不返。 ^（58）

到19世纪80年代，被吸收到科学与宗教的调和之中的论证方式已经清晰。宗教已经被迫与科学分享其传统的权威，美国思想界也极大地世俗化了。进化论已经进入教会自身之中，在新教神学中，没有一个杰出的人物敢对此提出异议。但是，进化论已经被转换成神学议题，而且在老到的牧师手中，宗教注入了来自科学领域的权威思想，焕发出勃勃生机。 ^（59） 随着双方人马汇集到同一杆大旗下，共同向对美国生活前景抱有悲观主义或怀疑主义的队伍发起愤怒的反对，这对老冤家不久就很难被区分开来了。无神论的幽灵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对那些最有可能找到不信神者的大学的调查显示，没有信仰的人少之又少。美国不信神的人当中没有产生“一位享誉世界甚至是享誉全国的斗士”， ^（60） 神职人员这么说，算不上夸张。菲利普斯·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对此解释道：“‘知其不可故而信之’（ Credo quia impossible ），发出如此呐喊的那种对信仰坚定不移的英雄般的精神，深深地根植于人性之中，没有哪个世纪可以根除这种精神。” ^（61） 之所以如此，按照比彻告诉他的普利茅斯公理会会众的话说，原因乃在于“人类心灵的道德结构中必须有宗教的一席之地”，难道不是这么回事吗？比彻接着说：

它必须拥有迷信，或者就必须拥有灵性的宗教。宗教之于人的必要性，即如人之必须拥有理性、想象、希望和欲望一样。对宗教的渴望，是构成人的重要部分。即便你拆掉所有神学体系——比如说，倘若你拆掉罗马教会，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扔材料；或是把新教信仰一个一个地拆得七零八落，然后扔得东一块西一块——人还是宗教动物，不仅需要，而且也不得不着手为自己建立某种宗教体系。 ^（62）

对其一流神学家的这些看法，镀金时代没有异议。

（1） 参见Francis Darw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 I, 51, 99。参考文献部分（本书边码205—216）已经列出的作品，出版地和出版时间在注释中不再重复。

（2） 有关费斯克和尤曼斯的早期活动，参见John Spencer Clark,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Fiske , vol. I; Ethel Fisk, The Letters of John Fiske ; John Fiske, Edward Livingston Youmans 。

（3） Henry Fairfield Osborn, From the Greeks to Darwin ，尤见chap. v。

（4） 参见Arthur M. Schlesinger,“A Critical Period in American Religion, 1875–1900,” Proceedings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LXIV （1932）, 525–527。

（5） Clark, op. cit. , I, 237.

（6）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1）, pp. 225–226.

（7） Emma Brace, The Life of Charles Loring Brace （New York, 1894）, pp. 300–302.

（8） 参见Bert J. Loewenberg,“The Reac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to Darwin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XXXVIII （1933）, 687。

（9） 著名进化论者爱德华·德林克·柯普支持拉马克主义而非达尔文主义，参见H. F. Osborn, Cope: Master Naturalist （Princeton, 1931）。许多生物学家虽然相信用以支撑达尔文发展假说有效性的数据，但对其将自然选择理论作为对发展的一种解释持批评意见。在一般大众的争论中，并不总是把这两种看法之间的区别分得很明确。

（10） Agassiz,“Evolution and Permanence of Type,” Atlantic Monthly , XXXIII （1874）, 92–101.

（11） C. F. Holder, Louis Agassiz （New York, 1893）, p. 181; 另请比较参阅Agassiz, op. cit. ,p. 94。

（12） Le Conte,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13）, p. 287.“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说法，”阿加西兹承认，“说是我本人已经为演化理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Agassiz, op. cit. ,pp. 100–101.

（13） Ralph Barton Perry,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 I, 265–266. 但请参阅詹姆斯后来对阿加西兹的褒扬， Memories and Studies （New York, 1912）。

（14） “Scientific Teaching in the College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 XVI （1880），558–559；另请参见爱德华·S. 莫尔斯教授的演说， Proceedings ,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XXV （1876）, 140。

（15） Darwiniana , pp. 9–16; 另请参见格雷的文章“Darwin and His Reviewers,” Atlantic Monthly , VI （1860）, 406 – 425。

（16） Morse, op. cit. ；莫尔斯的总结囊括了全国几乎所有杰出博物学家，如E. D. 柯普、约瑟夫·雷迪（Joseph Leidy）、O. C. 马什、N. S. 谢勒和杰弗里斯·怀曼等。

（17） Charles Schuchert and Clara Mae Le Vene, O. C. Marsh , Pioneer in Paleontology （New Haven, 1940）, p. 247.

（18） Charles W. Eliot,“The New Education-Its Organization,” Atlantic Monthly , XXXIII（1869），203–220, 358–367.

（19） Clark, op. cit. , I, 353–376; Fiske, Outlines of Cosmic Philosophy , preface, p. vii.

（20） Schuchert and Le Vene, op. cit. , pp. 238–239.

（21） Harris E. Starr, William Graham Sumner , pp. 345–369.

（22） Henry Holt, Garrulities of an Octogenarian Editor , p. 49.

（23） Schlesinger, op. cit. , pp. 528–530.

（24） “The Scholar in Politics,” Scribner’s Monthly , VI （1873）, 608.

（25） Daniel C. Gilman, The Launching of a University （New York, 1906）, pp. 22–23. 原文为斜体。

（26）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North American Review , XC （1860）, 474–506; 另请比较参阅置疑性文章“The Origin of Species,” ibid , XCI （1860）, 528–538.

（27） Chauncey Wright“A Physical Theory of the Universe,” North American Review , XCIX（1864）, 6.

（28） “Philosophical Biology,” North American Review , CVII （1868）, 379.

（29） Charles Loring Brace,“Darwin in Germany,” North American Review , CX （1870）,290; Chauncey Wright,“The Genesis of Species,” ibid. , CXIII （1871）, 63–103; Francis Darwin, op. cit. , II, 325–326. 有关怀特在进化论论战中的影响，参见Sidney Ratne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America,” Philosophy of Science , III（1936）, 104–122。

（30） John Fiske, Youmans , p. 260.

（31） 参见Gray, Darwiniana , passim 。

（32） Atlantic Monthly , XXX （1872）, 507–508.

（33） Nation , XII （1871）, 258.

（34） New York Tribune , September 19, 21, 25, 1876; 比较参阅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 X（1876）, 236–240。

（35） 参见其文章“Darwinism,”重印稿， Tribune in Appleton Journal , V （1871）, 350–352。

（36）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 IV （1874）, 636.

（37） “Darwinism in Literature,” Galaxy , XV （1873）, 695.

（38） 参见“Is the Religious Want of the Age Met?” Atlantic Monthly , XV （1860）, 358–364。

（39） 对正统观点的典型阐述，参见John T. Duffield,“Evolutionism Respecting man, and the Bible,” Princeton Review , LIV（1878）, 150–177。

（40） 参见Bert J. Loewenberg“The Controversy over Evolution in New England, 1859–1873,” New England Quarterly , VIII （1935）, 232–257。

（41） 参见John Trowbridge,“Science from the Pulpit,”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 VI （1875）,735–736。

（42） “The Darwinian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New Englander , XXVI （1867）, 607.

（43） Hodge, What Is Darwinism? p. 7.

（44） 参见阿萨·格雷 Darwinian 一书中的批评，同书p. 257。

（45） Hodge, op. cit. , pp. 52 ff., 64, 71, 177.

（46） Brownson, Works （Detroit, 1884）, IX, 265, 491– 493; 布朗森论述宗教与科学之间冲突的著作，参见 ibid. , IX, 254–331, 365–565。

（47） Christianity and Positivism （New York, 1871）, pp. 42, 63–64.

（48） Fiske, op. cit. , p. 266.

（49） Independent , February 23; April 12; July 16, 1868.

（50） “Scientific Teaching in the College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 XVI （1880）, 558–559.

（51） Bert J. Loewenberg, in“Darwinism Comes to America 1859–1900,”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 XXVIII （1941）, 339–368, 该文将1859年至1880年视为美国对达尔文主义的考察期，将1880年至1900年视为见证美国对达尔文主义的态度发生直言不讳的转变的时期。

（52） Rev. J. M. Whiton,“Darwin and Darwinism,” New Englander , XLII （1883）, 63.

（53） Gray, Darwiniana , pp. 176, 257, 269–270, passim.

（54） Religion and Science （New York, 1873）, pp. 12, 25–26.

（55） Henry Ward Beecher, Evolution and Religion （New York, 1885）, p. 51.

（56） Ibid. , p. 52.

（57） Ibid. , p. 115; 参见Paxton Hibben, Henry Ward Beecher: An American Portrait （New York,1927）, p. 340; E. L. Youmans, ed., Herbert Spencer on the Americans and the Americans on Herbert Spencer , p. 66。

（58） Lyman Abbott, The Theology of an Evolutionist （Boson, 1897）, pp. 31 ff.; 参见Beecher, op. cit. , pp. 90 ff.。

（59） “Agnosticism at Harvard,”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 XIX （1881）, 266; 另请参见William M. Sloane, The Life of James McCosh （New York, 1896）, p. 231。

（60） Daniel Dorchester,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888）, p. 650.

（61） A. V. G. Allen, Phillips Brooks , 1835–1893 （New York, 1907）, p. 309.

（62） Beecher, op. cit. , p. 18. eqYlkAMGwVtDOIjnwAl4hzQuBWrL9P6ndmN7CQDHkcsdFmXsKidtu7yi8w6sSO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