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家们的转变有望在大学取得初步成功，在那里，空气中满是激昂的情绪。一场更加强调侧重设置科学类课程的课程改革运动正在进行，为满足国家对技术人员日益增长的需求，一所所理科院校正在纷纷建立。 ^（18） 在一个急需科学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而且完全负担得起科学事业发展的国家，对科学专业化的严重忽视（这导致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学院出现了“自然哲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教授和动物学、植物学讲师”这样的异形巨物），现在已是一个明显的时代错误。

1869年，化学家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被任命为哈佛校长，哈佛成为大学改革的先行者。在艾略特的就职典礼上，约翰·费斯克私下表示，希望这一任命标志着哈佛“守旧”的终结。费斯克的这个愿望，其实现不仅在时间上比他期待的要来得更快，在方式上也更加贴近他本人。没过多久，艾略特就邀请他在哈佛主讲科学哲学方面的系列专题讲座。八年前，费斯克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曾遭到哈佛威胁，如果被逮住谈论孔德哲学（Comtism），学校就要开除他（彼时，孔德主义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无神论）。现在他则受邀在学校主办的讲座上详尽阐述实证主义哲学。费斯克早就抛弃了孔德，而选择了斯宾塞。因此，他现在肩负起了为斯宾塞辩护的任务，要替其洗刷剽窃孔德的罪名，但这并没有怎么减弱人们对其辩护的欢喜程度。这些讲座经报纸报道，引起了一些批评，但来听讲座的人数众多，而且都满腔热情。 ^（19） 若干年后，当威廉·詹姆斯把斯宾塞的《心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作为哈佛的教材时，人们再也听不到兴奋的低语声。新哲学迅速打入了美国最古老的大学，而且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争议。

在耶鲁大学，引发争议的又是斯宾塞而不是达尔文，只不过直到1879年8月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与诺亚·波特（Noah Porter）校长发生冲突，问题方才出现。波特是公理会的一名神职人员，但他并不是各种形式的进化论的坚决反对者。波特受马什教授发现的影响，又得考虑自身名望，并且耶鲁大学自己的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里精心收藏的标本也令他印象深刻，因而在1877年已经对进化论作出了让步，他在一篇演说中声称，他发现“这个角落的博物馆里的结论同另一个角落的学院教堂里的教诲之间，没有不一致的地方”。 ^（20） 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美国大学应该“鲜明地、热诚地”保持“基督教本色”。当萨姆纳也因马什的工作信奉了进化论，试图在他的一门课上用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 The Study of Sociology ）做教材时，波特对这部著作的反有神论和反神职人员调子提出了异议，坚持要萨姆纳放弃使用这本书。一场广为人知的争执随之而来，最终以波特代价高昂的胜利告终。 ^（21） 萨姆纳在严厉指责了波特之后，威胁要辞职，最后还是经好说歹说留了下来。此番争执过后，萨姆纳不再使用斯宾塞的书作为教材，理由是这场争执从根子上破坏了该书作为教材的价值。但在其他方面，他则继续我行我素。波特自己则开了一门课程“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来驳斥斯宾塞的思想。在这门课上，他也用了这位进化论者的一些著作。但令他沮丧的是，斯宾塞的著作对许多学生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波特煞费苦心要推翻斯宾塞的学说，学生们竟成了该学说的信徒。 ^（22）

在其他一些高等学府中，一些名气稍小的学者和神学教师，既没有费斯克和萨姆纳那么安全，也没有两人那么成功。地质学家亚历山大·温切尔（Alexander Winchell）于1878年被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开除，其他学校也时有侵犯学术自由的事件发生（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出现了此类事件），吸引了整个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公众的注意。 ^（23）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或许不是抵制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而是新思想在较好的学院和大学里开疆辟土的速度有多快。进化论不仅渗透到了教师队伍里，同样也渗透到了学生中间。“十到十五年前，”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1873年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一次演讲中称，“在我们这里，大家在学习时间之外，阅读和谈论的主题，基本上是英国的诗歌和小说。现在是英国科学。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赫胥黎（Huxley）、达尔文、丁达尔（Tyndall）已经取代了丁尼生（Tennyon）和布朗宁（Browning），以及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狄更斯（Dickens）。” ^（24）

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立。这是一所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机构，不受任何宗教派别的约束，它的创立，标志着高等教育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为了表示对蒙昧主义的蔑视，学校首任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邀请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赫胥黎当时正在美国巡回演讲——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赫胥黎的演说受到了热烈欢迎，但他的出现却引起了人们预料当中的“神学憎恨”（ odium theologicum ）。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对蒙昧主义做出了象征着反抗的举动。 “邀请赫胥黎真是糟糕透顶的一件事，” 一位神学家写道， “还不如把上帝请到场，那样倒会更好。要是把他俩都请过来，那可真是荒诞不经。” ^（25） 然而，诸如此类的公开反对，并没有阻碍这所新办大学的发展，它很快就跻身少数几所科学研究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的大学之列。各种呼吁警惕的声音也没有盖住或是削弱赫胥黎的人望，讲座邀请数不胜数，他不得不接二连三地予以推辞，新闻界对他的行踪报道更是巨细无遗。

大众杂志迫不及待地为进化论论战开辟了专栏。十年的时间里，从敌对到怀疑，再到小心谨慎的赞同，最后到全面赞扬，在新英格兰知识分子的传统论坛《北美评论》（ North American Review ）的各卷文章中，可以看到这种典型的过程。1860年，一位不具名的《物种起源》评介者认为，自然选择需要永恒的时间才能完成它的任务，他拒绝接受达尔文的理论，认为其“不切实际，异想天开”。 ^（26） 四年后，一位作家指出，发展假说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对于锻炼人们的思辨很有裨益。知识界一直期望在自然界中找到某种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就是对大家期望找到的这种秩序的一种抽象陈述”。 ^（27） 1868年，自由思想家弗朗西斯·埃林伍德·阿博特（Francis Ellingwood Abbot）提出，尽管大家在发展假说的一些次要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该假说将极有可能在公认的科学真理中占有一席之地。 ^（28） 1870年，查尔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将自然选择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事件之一，它影响着每一个科学研究领域”。第二年，该杂志发表了昌西·赖特（Chauncey Wright）的一篇论文，为自然选择辩护。这篇文章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让人印成小册子的形式重新出版，供英国读者阅读。 ^（29）

经尤曼斯提议（尤曼斯认为有必要创办一份以科学新闻见长的通俗杂志），D. 阿普尔顿公司于1867年创办了《阿普尔顿杂志》（ Appleton’s Journal ）。该杂志率先刊载了大量有关斯宾塞和达尔文的文章，并定期出版尤曼斯和费斯克撰著的普及读物。作为一本既非完全文学性质也非完全科学性质的杂志，《阿普尔顿杂志》读者寥寥。 ^（30） 相对而言，尤曼斯1872年创办的《大众科学月刊》（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倒是更加成功。考虑到这本月刊某些主题的难度，其受到的好评还是出人意料，而且其销量很快就达到了每月11000册。为了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刊物会发一些颇具哗众取宠意味的科学小品文，如《大火和暴雨》（“Great Fires and Rainstorms”）、《动物中的催眠术》（“Hypnotism in Animals”）、《迷信的起源》（“The Gensis of Superstition”）、《地震及其成因》（“Earthquakes and Their Causes”）等；接着就是科学哲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对杰出科学家的称赞性介绍、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谐和的讨论、反对蒙昧主义的论辩文章，以及有关研究的最新进展方面的报告。月刊编辑水平高，拥有大量忠实的读者，是科学振兴在期刊方面的重大成就。此外，尤曼斯还做了一件事，也须书上一笔，那就是代表阿普尔顿组织出版了颇负盛名的“国际科学系列丛书”（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eries），这套丛书是由当时杰出的科学家编写的，几乎涵盖了自然和社会知识的全部范围，撰稿人当中，有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约翰·W. 德雷珀（John W. Draper）、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斯宾塞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来自心理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约瑟夫·勒·孔蒂、达尔文和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ey），来自自然科学方面的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以及其他人等。通过“国际科学系列丛书”、《大众科学月刊》以及对美国版斯宾塞著作的出版控制，阿普尔顿主导了这场新的知识分子运动，并踏着进化论的浪潮上升为出版界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Monthly ）也参加了这场论战，刊载了阿萨·格雷早期为达尔文主义辩护的一系列文章。 ^（31） 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为了保持对达尔文主义不置可否的调门，编辑们也曾刊登了阿加西兹的一篇反击文章来加以平衡。但在1872年，该刊就法兰西科学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拒斥达尔文之事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谈及自然选择理论已经

……在德国和英国迎接胜利的到来，在美国也差不多快要赢得胜利。如果说最高级别的科学头脑，是那种把开创伟大归纳理论的能力同验证这些归纳时无尽的耐心和谨慎结合在一起的头脑的话，自牛顿去世以来，还没有哪位比达尔文先生更完美地表现出了这种级别的头脑。这种说法并不为过。 ^（32）

E. L. 戈德金（E. L. Godkin）的《国家》（ Nation ）给评介进化论作品的文章提供了一处并不引人注目但也算是蛮有利的地方。给它写这些评介文章的，都是第一批赞扬达尔文、华莱士（Wallace）和斯宾塞的人士。格雷不署名的短评也会时不时地光临它的专栏，他对倔强的自然主义者和自以为是的牧师进行的最强劲的攻击，有一些也刊登在这里。就在神职人员手下的杂志对达尔文《人类的由来》（ The Descent of Man ）一片哗然之际，《国家》将该书描述为“对有关人类的起源及其与低等动物的关系的科学研究现状最清晰、最公正的阐述”。 ^（33）

对科学发展和新理性主义的巨大兴趣，最好的证明就是，报纸每天都有对科学或哲学讲座连篇累牍的广泛报道。在编辑曼顿·马布尔（Manton Marble）的建议下，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 ）报道了费斯克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宇宙哲学》（“The Cosmic Philosophy”）。《论坛报》（ Tribune ）转载并讨论了赫胥黎在纽约的演讲，他在造访《论坛报》时受到的接待，其隆重程度不亚于王室。 ^（34） 乔治·雷普利（George Ripley）是新闻界那些更加直言不讳的达尔文主义拥护者中的一员， ^（35） 他借《论坛报》新大楼落成典礼之机，对19世纪科学的形而上学含义进行了一番晦涩的讨论，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惊讶。 ^（36） 《群星》（ Galaxy ）的一位编辑被自然选择“普遍浸透”了纯文学和报章杂志给逗乐了：“新闻行业竟然被它浸染得这么深，头条文章最爱用的逻辑是‘适者生存’，最爱用的俏皮话是‘性选择’。”这位编辑还留意到，《先驱报》（ Herald ）驻华盛顿的一位记者最近为参议院画了一幅素描，用达尔文的表达方式把参议员画成公牛、狮子、狐狸和老鼠。在最近的新奥尔良狂欢节上，“缺失的一环”（Missing Link）已经被用作服装上的装饰图案。 ^（37） TG9C4qGaMjZf20g+A4DNPw77frcD3eCM9D9m2wCdiFIh4bX9wxrErIozOtbYY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