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时，在美国并没有像它在英国那样立即引起怒潮。1860年6月赫胥黎同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之间那场赫赫有名的冲突在英国轰动一时，但这种情况在美国却了无可能。彼时的美国，一场关键的选举正在拉开大幕，其结果将使联邦陷入分裂，并把美国拖入一场可怕的内战。《物种起源》在美国发行的第一版，虽然在1860年也曾得到广泛的评介 ^（1） ，但战争的到来掩盖了科学思想的新发展，除专业科学工作者和少数不离不弃的知识分子外，在其他所有人那里，它都面目模糊。

然而，那些终将改变这个国家思想生活的观念，开始在各处远离政治光芒的零零星星的清冷研习中逐渐形成。达尔文的好友、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在收到作者寄给他的《物种起源》样书后，苦苦研读了一番，而后为《美国科学与人文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精心撰写了一篇评论，并以令人叹服的远见，备好了一系列文章，以捍卫进化论免受即将到来的无神论指控。几位熟悉前达尔文时代赫伯特·斯宾塞的进化猜想的人士，为一场代表进化科学的大众运动打下了基础。塞勒姆（Salem）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居民爱德华·西尔斯比（Edward Silsbee），试图激起美国人对斯宾塞创建系统哲学这一宏伟计划的兴趣。很快，他便在两个人那里找到了回应，这两位终有一天将带头重塑美国的思想。第一位是哈佛大学的本科生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其人对科学和哲学文献的钻研已经比他的一些教授还要深入，他一看到斯宾塞那宏大的计划任务就心醉神迷。第二位是爱德华·利文斯顿·尤曼斯（Edward Livingston Youmans），一位颇受欢迎的科普工作者，也是一本被广泛使用的化学教材的作者。他通过与D. 阿普尔顿公司（D. Appleton and Company）之间的联系，成为一名对斯宾塞作品极富好感的美国出版家。 ^（2） 当公众的注意力转向由达尔文主义引发的棘手问题时，费斯克和阿萨·格雷领导了这场让进化论变得备受尊重的运动，而尤曼斯则自命为科学世界观的推销员。

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在骤增。宗教期刊和大众杂志上刊发的文章都显示，内战后的几年时间里，美国读者很快就投入到进化大论战中。然而，进化的概念虽然在一般人那里极不寻常，但对文化人来说并不新鲜。比如说，像惠特曼（Whitman）这样的人，就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敏感如斯进化论哟，陈酿入新瓶，小酌骤变万人宴，其功皆曰达尔文。”很多美国人都熟悉思辨进化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在居维叶（Cuvier）、杰弗罗伊·圣—希莱尔（Geoffroy Saint-Hilaire）和歌德（Goethe）时代，已经到达了激烈争论的地步。 ^（3） 查尔斯·莱伊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那部为发展假说铺平了道路的《地质学原理》（ Principles of Geology ，1832），在美国已经被广为阅读；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匿名出版的《创造的遗迹》（ Vestiges of Creation ，美国版，1845），以一种广受欢迎的宗教形式介绍了进化论，也获得了广泛关注。

圣经批评学和比较宗教学的兴起，自由派神职人员推动下原教旨主义信仰的普遍放宽，让众多美国人作好了接受达尔文主义的准备。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为各大世界性宗教所做的一项自由主义性质的研究《世界十大宗教》（ Ten Great Religions ）自1871年出版后，14年里发行了22版。与此媲美的另一次新式圣经学术的大规模普及，是1891年华盛顿·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出版《谁写了〈圣经〉？》（ Who Wrote the Bible? ）。 ^（4）

我们在约翰·费斯克的早期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到令有主见的思想家接受进化论的各方面影响。费斯克虽然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一个传统宗教家庭，但其正统宗教观念已经被欧洲科学所削弱。在进入哈佛之前，他已经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多卷本著作《宇宙》（ Cosmos ），一本用自然主义语言写成的、对当时科学成就所作的百科全书式的回顾。对费斯克而言，这本书就是近乎宗教般的启示，让他产生了一种足以把内战纳入其中加以审视的极其强烈的情感体验。他在1861年4月写道，“当一个伙计把《宇宙》（Kosmos）放在书架上，把《浮士德》（Faust）放在书桌上时”，“战争又是什么？” ^（5） 费斯克把洪堡和歌德放在一起，就他来说是恰当的。他比那个时代其他任何美国人都更具有一种浮士德式的强烈欲望，恨不得读尽天下书，把整个知识领域一网打尽。正是这种强烈的冲动，激发他刻苦钻研英国科学作家密尔（Mill）、刘易斯（Lewes）、巴克勒（Buckle）、赫歇尔（Herschel）、贝恩（Bain）、莱伊尔和赫胥黎（Huxley）的著作，驱策他进行最艰苦的语文学训练（他在20岁时即已掌握了八门语言，已经开始学习另外六门语言），并督促他跟上圣经批评学的最新进展。当达尔文主义问世，就物种之谜给出有力回答，斯宾塞有望对科学的含义给出深刻而权威的解释时，费斯克早就换了崇拜的对象。

达尔文主义吸引了许多不像费斯克那般热情奔放和对知识的追求变幻莫测的人。对那位被自己最近在内战期间的外交经历弄得大惑不解的年轻人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来说，达尔文主义首先为近期发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清晰易懂的理论说明：

他感觉对进化论十之八九有一种本能的信仰……自然选择往回导出了自然进化，最终往回导出自然的整齐划一。这就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在划一的状况下发生的不间断进化会让所有人高兴——除牧师和主教而外。这是替代宗教的最好选择，它是安全、保守、实用并且完全符合习惯法的神灵。这样一个对宇宙行之有效的体系很合这么一位年轻人的心意，他刚刚帮着消耗了500亿或1000亿美元以及100万人左右的生命，来把完整和划一强加在反对它的人身上。这个观点如此完美，太诱人了，它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6）

另一些人则对进化的乐观含意更有信心。在他们那里，《物种起源》成了一部神谕，翻阅时都带着通常只有对《圣经》才有的那份敬畏。查尔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一位杰出的社会工作者和改革家，读了十三遍《物种起源》，并且确信进化确保了人类美德的最终成果和人的可完美性。“因为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自然选择法则就适用于全部自然史，同样也就适用于人类的全部道德史。恶在与善的斗争中，作为较弱的一伙，最终必定消亡。” ^（7）

进化论在能够控制公众的头脑并在大家普遍接受的思维模式中找到一席之地之前，首先必须在科学领域占得上风。甚至连科学家也发现适应进化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老一辈科学家中那些受到传统思维方式束缚的人身上，就尤其如此。达尔文在1844年首次跟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提起他相信物种的突变性时说，“这就像是在坦白自己杀了人”。查尔斯·莱伊尔爵士的地质学距离提出发展假说只有半步之遥，但他踌躇了将近十年，最后才决定冒险一试。 ^（8） 不过，在达尔文之前，科学家们就一直为物种固定性这一古老概念的不妥之处大伤脑筋，因为这一概念同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事实、同已知的化石标本、同种类繁多的物种以及同活的有机体的分类，都极不吻合。他们照例认为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特殊的创造行为。接受过训练的新一代科学家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去探索自然原因，因而，虽然特殊创造这一肤浅的假设也许一贯符合他们的宗教信仰，但他们怀疑，所谓的特殊创造乃是知识界凑合出来的一个蹩脚的权宜认知。在这一代人中，发展假说和自然选择理论迅速传播开来，一批著名的达尔文主义倡导者很快出现在这个领域。

在美国那些杰出的博物学家中，只有刘易斯·阿加西兹（Louis Agassiz）自始至终都在苦苦支撑，坚持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达尔文主义或进化论。 ^（9） 阿加西兹的老师乔治·L. 居维叶（Georges L. Cuvier）是19世纪初进化论的主要反对者，以前老师怎么反对拉马克，现在学生就怎么反对达尔文。对阿加西兹来说，达尔文主义是对那些永恒真理的一种粗暴侮慢的挑战，作为科学令人反感，在宗教方面又亵渎神明，令人憎恶。在他死后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阿加西兹认为，人类已知的所有进化都是个体发育，即个体的胚胎发育。除此之外，就不可能再往前一步了，因为完全没有证据表明后来的物种是从早期物种派生下来的，也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人类的祖先是动物。阿加西兹说，动物的分类证明，动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地质演替的历史表明，构造方面最低等的并不必定是时间上第一个出现的，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因此，人们所称的物种，更有可能是通过作为个体的不同有机体彼此不相关的逐次创造行为产生的，而不是通过自然选择或任何其他纯自然发展的模式产生的。 ^（10）

阿加西兹确信，达尔文主义就是一时的风尚，就像他年轻时奥肯（Oken）的《自然哲学》（ Naturphilosophie ）一样。阿加西兹唐突地断言，他会“活得比这种狂热时间久” ^（11） ，但当他于1873年去世时，美国科学界失去了最后一位新理论的著名反对者。即使阿加西兹多活许多年，他是否可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减缓进化论在科学界的传播，也值得怀疑。在他生前，他自己的学生都一个个离他而去。其中，约瑟夫·勒·孔蒂（Joseph Le Conte）认为，发展理论的轮廓潜藏在阿加西兹自己的动物形态分类之中，只需要对其进行动态的解释，便可产生一幅令人信服的关于进化往事的图画。 ^（12） 曾经同阿加西兹过从甚密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现在是他最辛辣的批评者。在1868年写给弟弟亨利（Henry）的信中，威廉·詹姆斯写道：“我越去想达尔文的各种想法，它们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就越重，虽然我的意见当然没什么价值，但我仍然相信，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道德上，我们继续替那个无赖阿加西兹擦鞋，都不值当。有了这种感觉，我竟找到了某种乐趣。” ^（13） 阿加西兹死后不久，有位作家指出，阿加西兹在哈佛最杰出的八名学生，包括他自己的儿子，都是相对比较早的进化论者。 ^（14） 1874年，美国地质学泰斗詹姆斯·德怀特·丹纳（James Dwight Dana）出版了其《地质学手册》（ Manual of Geology ）最后一版，在这版手册中，他终于放弃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抵制，也认可了自然选择理论。

阿萨·格雷很快发现，自己在美国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科学意见的解释者。格雷身上既有斗士的那种信念，又有科学家的那份慎重，特别适合领导达尔文主义者队伍。他对《物种起源》最初作出的评介，是一篇关于整个问题的精彩论文，对美国生物学家就达尔文的情况所给出的各种说法，作了一个称许但又非常有分寸的总结。针对自然选择理论，格雷诚心诚意地提出了一条他认为在科学上最具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但他称赞这一理论从严格的科学角度为生物学作出了贡献。他小心谨慎地写道，达尔文“提出了一个与以前的说法相比，不可能概率要低得多的（物种）起源理论……这样的理论与自然科学的既有学说相吻合，但在得到证明之前不太可能被广泛接受”。在攻击阿加西兹的物种理论时，格雷的胆子则更大一些，直指其为“过分有神论”，并称赞达尔文的理论是针对它的一服解药。结尾处他以蔑视的口气谈到了可能出现的来自宗教方面的批评，宣称达尔文主义与有神论完美相容；他并承认，达尔文主义也与无神论相容，但“自然科学理论一般都是如此”。自然选择理论远非对自然意匠论（the argument from design）的攻击，上帝的计划如何实施，有各种可能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把自然选择理论视为其中之一。 ^（15）

到19世纪70年代初，物种演化和自然选择已经主导了美国博物学家的见解。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第二十五届会议上，该会副主席爱德华·S. 莫尔斯（Edward S. Morse）对美国生物学家在寻找进化证据方面所作的贡献作了一番引人注目的回顾，这表明美国博物学家远非被动接受达尔文主义。 ^（16） 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耶鲁大学奥思尼尔·查尔斯·马什（Othniel Charles Marsh，1831—1899）教授的研究。马什认识格雷、莱伊尔和达尔文，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马什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寻找化石标本，以证实发展假说。到1874年，他已经收集了备受瞩目的一组美国马类化石，并发表了一篇论文，追溯了马类在各个地质年代的发展，达尔文后来称赞这是《物种起源》问世20年来出现的对进化论的最好支持。 ^（17） 1j0fw2Tlx96WVxMvmAVwSDSgTZk/uWsqYf5hAP/ng3auf9WhusksRnE7N90mWki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