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达尔文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史上最具启发性的见解之一。只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方式已经具备清晰可辨的形式之后，才有人陆续步入竞技场，力图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奋力夺走达尔文主义。

1959年是达尔文《物种起源》（ The Origin of Species ）出版100周年。自该书问世以来，人类已经在进化科学近百年的光辉照耀下生活了如此之久，以致我们习以为常，往往将其各种见解视作理所当然。我们很难全然领会启蒙给达尔文那一代人带来的无比兴奋，更难理解他们当中那些信奉宗教的正统人士所经历的恐惧。尽管如此，还是美国进化论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说得好。他说，活着看到昔日的迷雾消散，是“几个世纪以来少有的一大幸事”。

与进化论相比，许多科学上的发现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要来得更加深远，但没有哪一项对人类思维方式和信仰方式产生的影响超过了进化论。在这方面，即便是太空时代也远不能相提并论。其实，在整个现代史上，也只有少数科学理论对人类智识的影响，远远越出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其自身内部发展的界限，而彻底改变人们的根本思维模式。这等重大的发现打破了旧有的信仰和哲学，并提示有必要去树立新信仰、创立新哲学（实际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强制世界接受这种必要性）。它们为知识的各种新的、更加完备的体系化提供了可能，这对有些人可是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它们在有文化的群体中激起了巨大的兴趣，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至少应该让自己的世界观同他们的发现协调一致，而某些思想者则迫不及待地逮住这些发现，将其用在离科学领域相距十万八千里的话题上，借助这些发现来形成、宣扬自己在这些话题上的观点和看法。

在现代，第一件这样的事，是哥白尼体系（Copernican system）的系统阐述，它要求对宇宙学作出重大修改，并向饱学之士敞开了一幅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恐惧的前景：许多长期为人们所接受的关于世界的观念，可能需要彻底修正。第二次是在牛顿和后牛顿（post-Newtonian）时代，各种力学解释模型开始被广泛运用于人学理论和政治哲学，一种关于人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理想呈现出了全新的意义。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则确立了一种研究自然的新路径，并为发展的观念注入了新的动力；它推动人们尝试利用其诸多发现和方法，通过寻找各种进化发展方案和进行有机类比来理解社会。第四次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弗洛伊德（Freud）的深刻见解来自临床心理学领域和神经症治疗，同时也在这方面具有最可靠的价值；如今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也已经开始被用于社会学、艺术、政治学和宗教。

在西方文明的几乎每个角落，达尔文时代的思想家纷纷抓住这一崭新的理论，试图阐明其对社会学科的意义，尽管他们由于智识传统和个人脾性不同而在程度上各有所别。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都在开始思考，达尔文主义的概念对自己的学科要是真有什么意味的话，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倘若在访求达尔文主义带来的后果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智识上的笨拙举动（我相信肯定有），我们应该准备好给予其一定程度的包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代——我们姑且如此称呼，是不得不学会忍受并通过改变自己以适应那些被暴露出来的、可能具有深远含义的、令人吃惊的真相的一代。而这些真相的全部含义究竟是什么？限度又在哪里？没有大把大把的思想家在黑暗中摸索、跌撞甚至可能摔倒，皆不可求遇。

本书的主题是达尔文的研究成果对美国社会思想的影响。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初的美国，从某些方面看，就是 那个 达尔文主义国家。英国把达尔文献给了世界，而美国则以异乎寻常的迅捷和共鸣接受了达尔文主义。1869年，达尔文成为美国哲学会荣誉会员，这比他自己的母校剑桥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早了十年。美国科学家不仅迅速接受了自然选择原则，而且对进化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开明的美国读者大众在南北战争后不久，就对进化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方地接受了那些部分建立在达尔文主义基础之上或与之相关联的哲学与政治理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那个众人之中最富宏图伟志，雄心勃勃地力图将进化在生物学本身之外的其他各领域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加以系统化的伙计，在美国远比在自己祖国更受欢迎。

达尔文和斯宾塞的思想在美国普及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变革快速而又引人注目的时代，同时却也是一个政治上保守气氛十分盛行的时代。对这一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的各种挑战，从没少过；但当时社会上普遍的看法却是，这个国家在内战之前已经见证了太多政治上的骚动，现在是该默然认命、闷头发财的时候了，也是这块生生不息的大陆和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大量新兴产业发展与快活的时候了。

慎重而保守的人们把达尔文主义当作一种值得欢迎的新增思想甚至是最强大的新增思想，把它拿过来充实自己的思想宝库，是可以理解的。当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同胞甘于接受生活中的一些苦难与艰辛，并劝告他们不要去支持那些仓促推行、考虑不周的改革时，这些人就可以诉诸包括达尔文主义在内的这些思想武器。达尔文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史上这一漫长阶段中最具启发性的见解之一。正是那些希望捍卫政治现状的人，尤其是主张自由放任的保守派人士，在社会论争中率先拿起了从达尔文的一系列概念中锻造出来的各种工具。只有到后来，只是在一种可以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维方式已经具备了清晰可辨的形式之后，持不同意见的人才从这个角度出发，带着棘手的论点步入竞技场。那些最著名的持不同意见者，尤其是像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和各位实用主义者，大都将批评直接指向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的哲学问题，而对新观念对关于人的、关于社会的理论具有深远意义这一基本假设，并无异议。他们只是力图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奋力夺走达尔文主义，向世界昭告：解读达尔文主义在心理上和社会上产生的后果，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不必使用该领域中先于他们进场的那些更为保守的思想家的措辞。时至今日，他们的论点即便没有高出所有人一筹，至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是针对他们所批评的那些人的似是而非的论点开出的一服不可或缺的解药。但是，他们的许多批评虽然获得了人们的认可，我们却不应由此忘记，多少年来，他们代表的只是少数人的观点。而且，当一个全新的问题开始出现时，他们也几乎未能成功向世人表明，将达尔文主义用于各种个人主义的竞争性用途是值得怀疑的。这个全新的问题就是：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达尔文主义的各种借用，到底有没有真正正当的理由。在由这个问题引发的讨论中，他们自己也无法达成一致。

达尔文主义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保守主义世界观。第一，达尔文主义最流行的口头禅“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用在社会中的人的生活上，即表明，自然规定：最佳竞争者在竞争环境下将笑到最后，而竞争过程将带来社会的持续改进。就其本身而言，这种说法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经济学家本可以早早指出这一点，但它确实给竞争性斗争概念赋予了自然法则的威力。第二，世界的发展历经万古这种看法，为保守主义政治理论中另一种非常熟悉的观念注入了新的力量，这种观念就是：一切良好的发展都必须缓慢而从容。社会可以被设想成一个有机体（或是一个类似于有机体的实体），它只能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发生变化，自然界的新物种就是以这种速度产生的。人们或许会像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那样，对达尔文主义的重要性持悲观态度，认为达尔文主义唯一能做的，只是促使人们正视生活斗争中固有的艰难；人们或许也可以像赫伯特·斯宾塞一样去展望，无论大多数人眼下究竟有多艰难，进化总归意味着进步，从而保证了整个生命过程都朝着某种非常遥远但又全然辉煌的圆满状态发展。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达尔文主义起先下的结论都是些保守的结论。他们认为，所有变革社会进程的努力都是为了补救无法补救的问题，都干扰了自然的智慧，都只能导致退化。

作为保守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社会达尔文主义值得瞩目。就其捍卫现状，为攻击改革者和攻击几乎一切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改变社会的做法提供力量支撑而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内，无疑是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主导力量之一。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保守主义身上常见的诸多显著特征。首先，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几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保守主义，对世俗主义者比对虔敬的信徒更有吸引力。再则，作为一套信仰体系，社会达尔文主义差不多是无政府主义，其主要结论就是国家的积极功能必须被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与众多保守主义体系不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这里，政权也不是敬畏的焦点和权威的中心。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试图摒弃情感关系或感情联系的保守主义。我们且以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典著作《自扫门前雪——社会各阶级彼此应该为对方做什么》（ 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 r）为例，听听他怎样解释人们走出以身份为基础的中世纪，步入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时的情况：

在中世纪，人们依据习俗和惯例结成各式各样的公会、等级、行会和团体。只要人活着，这些联系便一直存在。因此，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取决于身份，而这种联系，或者说纽带，是讲情感的。在我们现代，尤其是在美国，社会结构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身份反倒是最不重要的。然而，契约是理性的，甚至是唯理的。同时，契约也是现实的、冷酷的，它只是就事论事。契约关系建基于某一充足的理由，而不是基于习俗或惯例。它不是永久性的。维持契约关系的理由一旦消失，它便不复存在。在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国家里，在任何公共的或共同的事务上，情感都是不合时宜的。它被贬入了私人关系或个人关系领域……我们中间那些感时伤怀的人，总是抓住旧秩序的残余不放。他们想挽救这些残余，复原这些残余……

无论社会哲学家认为是值得向往还是不值得向往，都绝无可能退回到那种曾经把领主与家臣、主人与奴仆、教师与学生、伙伴与伙伴结合在一起的身份关系或情感关系。我们已经失去某些体面和优雅，固然不可否认；生活曾经拥有更多诗意和浪漫，也是千真万确。但是，任何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似乎都不应怀疑，我们已经获得了不可估量的好处，要想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利益，我们所要做的在于前进而不是后退。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在整个思想史上，是否曾经有过像这样十足进步的保守主义？如果把萨姆纳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作比较，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保守主义的理论依据，其某些独特之处就变得很清楚。当然，作为思想家，两人不乏共同之处：他们都对打破社会模式和加速变革的企图表现出同样的抵制；都讨厌激情的改革家或革命者，讨厌自然权利观，讨厌平等主义。但两者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伯克笃信宗教，对待政治凭借的是直觉方式和本能智慧；萨姆纳则是世俗主义者，是自豪的理性主义者。伯克信赖集体的、长远的才智，信赖群体的智慧；萨姆纳则期望自我伸张（self-assertion）成为大自然的智慧唯一令人满意的表现方式，并要求群体所做的只是对这种自我伸张放任自流。伯克尊重习俗，颂扬同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萨姆纳则对契约取代身份时造成的同过去之间的断裂印象甚好。在其著作的这一块，人们看到了他对过去的蔑视，这种蔑视是某一文化的明显标记，而这一文化拥有的最大才能，便是技术天资。在他看来，只有“感时伤怀的人”才想挽救和复原旧秩序的残余。伯克的保守主义似乎相对来说不分时期，也不限地域；萨姆纳的保守主义则似乎格外属于后达尔文时代，格外属于美国。

当然，在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角色一直以来经常是混在一起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发生了对调，因此从未形成各种明确的传统。这不仅足以说明为什么我们的非保守派人士在今天总是如此难以解释自己，也足以揭示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保守的社会哲学，为何拥有一圈如此奇特的光环。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右”的一方——也即讲求发财致富、对公众热衷的事情比较冷漠、不甚愿意倾向民主的一方——在我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却是急不可耐的创新者和敢于冒险的推动者。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到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再到卡内基（Carn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摩根（Morgan）及其同侪大亨，这些在政治性事务上主张精英政治甚至财阀政治的人，也是率先引进新的经济形式、新型组织和新技术的人。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现实政治的历史，去寻找那些赞成恢复或维护旧有价值观的人，我们会发现，他们——当然不只是他们，但他们最典型——是些具有温和的“左”倾倾向的人士。我们发现杰斐逊派人士在试图挽救唯农论，捍卫种植园主的利益；我们发现某些杰克逊派人士在呼吁恢复共和的简明纯朴；我们发现平民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在试图恢复一种他们认为古已有之的大众民主和竞争型经济。当然，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简单，因为改革者们在努力实现那些自认为古老的目标时，采用了一些无可否认的新技术。但直到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及其“新政”（New Deal）时代，美国政治中的“自由派”或者说“进步派”，方才也成为热诚认同经济社会创新与试验的那一方——直到国家在宪法之下经历了近150年的发展之后，旧有的模式才被彻底打破。

我前面已经说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世俗主义哲学，但我们在一个重要方面需要有所保留。因为像萨姆纳这类人所代表的铁石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体现了对生活的一种看法，并——当然人们不一定接受这种说法——展露了某种值得我们关注的世俗虔诚。萨姆纳，以及那些曾经被他的观点所打动而愿意追随他的人，都认为极有必要正视生活的艰辛，正视不可能为人类的疾病找到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的现实，正视劳动和克己的必要性，正视痛苦的不可避免。他们持有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加尔文主义，其中，人同自然的关系就像加尔文主义体系下人同上帝的关系一样冷酷而严苛。这种世俗虔诚在某种经济伦理中找到了自己切实可行的表达方式，而这种经济伦理又似乎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工业社会所极为迫切地要求的。这个工业社会正在召集它所能聚拢的所有劳动力和资本，来开发其尚未开发的巨量资源。人们似乎必须努力工作，拼命存钱，休闲和浪费则越发受到质疑。在这些情况下产生的经济伦理，特别强调那些对约束劳动者大军和小投资者队伍来说似乎必不可少的品质，对这些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系统阐述这些不可或缺的要求时，萨姆纳吐露了一种从前人那里传承下来的经济生活观。即使到了今天，这种观念在美国的保守人士中也依旧相当普遍。依据这种观念，经济活动首先被看成是发展和提升个人品行的领域。经济生活被理解为一套安排，这套安排给品格高尚的人提供种种优待，同时也惩罚那些——用萨姆纳的话说——“马虎随便、胸无大志、效率低下、愚昧无知、鲁莽轻率”的人。

今天，我们已经走出形成上述道德的经济机制。我们要求休闲；我们要求免遭经济上的困苦；我们捧出了一个重要的行业——广告业，鼓励人们消费而不是储蓄；我们制定了诸如分期付款之类的制度安排，允许人们花掉他们尚未挣到的钱；我们采用了凯恩斯（Keynes）的经济理论，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强调消费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我们从福利和丰裕而不是从匮乏的角度来考虑经济秩序；我们更关心组织架构和效率，而不是品行和惩罚与奖励。我们时代关于“福利国家”优缺利弊的争议，其关键之一是，“福利国家”这个观念本身，即冒犯了那些即便不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具体信条、至少也是在它所表达的道德规则下成长起来的众多男男女女的传统。对我们中间那些认定老的经济伦理对其仍然具有很大意义的少数坚定分子来说，如今经济过程同可以用来约束人的品行的各种因素日益分离，真是令其精神备受折磨；对他们来说，更糟糕的是，我们不管是在哲学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还都越来越接受了这种分离。今天，任何一位认为自己完全不赞同这种道德观念的人，都应该问问自己：在思忖可能出现一种几乎人人都不工作，由原子能来提供动力、管理实行自动化的经济秩序时，是否从来没有，哪怕那么一刻也没有疑虑过，生活在一个职业道德规范完全消逝了的社会里的人，其命运将会如何。

还必须承认，像萨姆纳这样的人，如果说他们似乎在以铁石心肠看待人类的苦难，而且极度武断地确定人们对这种苦难无能为力的话，那么，在需要献身于崇高的信条时，他们往往也是自己严苛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身上有着那种一以贯之的品德。萨姆纳本人在耶鲁大学曾三次因为在争议中站在不受欢迎的一方，并坚持毫不妥协，而将自己置于险境。一次是在教学中使用斯宾塞的著作，一次是反对保护关税，还有一次是谴责美西战争。虽然他们的哲学得出的实际结论通常让财阀们感到身愉心悦，但这类人并不是单纯在为财阀辩护；也不能把他们最看重的价值观描述为财阀价值观。萨姆纳本人也认为，太多的时候财阀总是贪得无厌、不负责任。斯宾塞和萨姆纳宣扬的美德——深思远虑、忠于婚姻、重视家庭责任、工作勤奋、管理精心，以及引以为傲的自立自足，都是中产阶级秉持的美德。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思想内含了某种令人颇有感触的讽刺意味：当诸如此类的作家宣扬缓变，并敦促人们去主动适应环境时，那些被他们认定为生存竞争中的“适者”，也就是那些亿万富翁，恰恰正在急速改变环境，使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斯宾塞们和萨姆纳们的价值观越来越不适合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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