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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决定论是萨姆纳从斯宾塞那里借用的一个进化哲学概念,这个概念在他与改革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按照这个概念,社会是不知多少个世纪以来缓慢演变的产物,不可能通过立法迅速再造:

不管我们怎样,时间和尘世万物的洪流都将照样滚滚向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产儿,逃不出那个时代。他自己就在那条小溪里随波逐流。他接受的所有科学和哲学都出自这条溪流。因此,潮流不会为我们所改变。它将会把我们和我们的各种实验一起吞没……就此,一个人竟然有本事坐下来,一手端着石板一手握着铅笔,去设计出一个新的社会世界,这种想法真是愚蠢至极。 (37)

对萨姆纳和斯宾塞来说,社会是一个超级有机体,按地质节奏变化。由于《社会学研究》强调缓变,萨姆纳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本书。在他看来,那些爱管闲事的社会人士总是有种错觉,以为既然社会秩序没有自然规律,他们就可以用人为法则来彻底改变世界; (38) 但有意思的是,他又期望斯宾塞的新科学能够消除这些幻想。

萨姆纳以进化论者对一切形式的社会向善论和唯意志论所抱有的轻蔑态度,把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和他的社会主义同仁斥为微不足道的爱管闲事者、江湖郎中,指斥他们试图随便选个点,然后就从这里强行介入古老的社会发展过程,并按照他们那些短浅的愿望去改造它。他们从“人人都应该得到幸福”这个前提出发,并认为,由此就应该有可能使人人得到幸福。他们从来不问:“社会在向哪个方向移动?”或者“推动社会前进的是些什么样的机制?”进化会教导他们,人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摧毁一个植根在历史的土壤之中长达几百年的社会制度。历史会教导他们,革命永远不会成功,看看法国的经历就可知道,拿破仑时代给法国留下的切身利益,同1789年之前法国原来拥有的没什么区别。 (39)

任何制度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贫穷属于生存斗争,而我们从一出生就都活在这种斗争中。” (40) 果真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更加积极地从事这种斗争,通过社会动乱或者为某种新秩序制定纸面上的计划,都无法达到目的。人类的进步归根结底是道德的进步,而道德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美德的积累。“每个人都应该保持清醒、勤奋、谨慎和智慧,并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成这样的人。这样的话,几代人之后贫穷就会消失。” (41)

这样,进化哲学便针对通过立法来干预自然事件,提出了一条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萨姆纳主张对国家行为进行恰当限制的看法,虽然不像斯宾塞那样激进,但也十分严厉。“政府要处理的主要事情实质上有两件,那就是男人的财产和女人的名誉。政府必须捍卫这两件东西,保护其不受犯罪侵袭。” (42) 除了教育领域(在该领域,萨姆纳一直是改革派进步人士),在他活跃的那些岁月里,在美国被提议的改革中,没有受到过他的攻击的,可谓寥寥无几。在1887年为《独立》周刊撰写的系列文章中,萨姆纳攻击时下的几个改革项目是猖獗的压力集团在无事生非。他认为《布兰德白银法案》(The Bland Silver Bill)是少数几个公众人物精心策划的荒谬妥协,没有实质性地承诺向债务人、银矿工人或其他任何相关人群提供任何真正的援助。他谴责州法律限制囚犯劳动,是用草率的、毫无意义的立法来回应盲目的喧嚣。《州际商务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缺乏宗旨或者说缺少谋划。铁路问题“远远超过了任何提议的立法范围:铁路与如此之多的复杂利益交织在一起,立法者要介入干预,就不能不伤害到所有相关方”。 (43) 他拿出正统经济学的各种论据来攻击自由铸银运动。 (44) 他责备“所有济贫法和所有慈善机构与慈善开销”都是一种以资本为代价来保护人们的手段,这种手段让穷人更容易活下去,最终拉低了国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了资本消费者的数量,同时弱化了对资本生产的激励。 (45) 他对工会要宽容一些,承认罢工如果不带暴力,也许是检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一种手段。罢工所需的所有正当理由就是胜利,罢工失败就足以让我们谴责它是不正当的。工会可能也有助于维持工人阶级的集体荣誉感( esprit de corps ),并方便随时通知工人。劳动条件——卫生设施、通风设备、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最好由劳工团体的自发活动来掌控,而不是由国家去强制规定和实施。 (46)

那个时代吸引萨姆纳的,除了反对帝国主义外,还有另一大社会上的异见,即自由贸易。但是,在萨姆纳的脑海里,自由贸易并不是一场改革运动,而是一个认知上不言而喻的公理。虽然他在1885年写了一本题为《贸易保护主义:教导我们说浪费创造财富的主义》( Protectionism, The Ism That Teaches That Waste Makes Wealth )的小册子,详尽阐述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经典论据,但他感觉开明人士对贸易保护主义几乎没有异议——他觉得,对待贸易保护主义,“应该像对待其他江湖医术一样”。 (47) 他坚信,征收关税以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其他形式的干预,最终或许会以社会主义告终,他认为,保护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相同,社会主义就是“任何旨在通过‘国家’干预,使个人免于生存斗争和生活竞争的任何困难或艰辛的手段”。 (48) 他坦言,关税从未停止过激起他最强烈的义愤。他曾给报纸写过许多愤怒的抗议信,就因为在血汗工厂工作的妇女每天为赚50美分的钱辛辛苦苦缝制紧身胸衣,竟还要为这衣服缴纳关税。 (49) Z3wYvOdfIU0VReqtXuUu8bqFOlrkVYcbx+7GGk8UKdHafblZIwjbSEUGw8xASw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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