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萨姆纳社会哲学的主要前提来自赫伯特·斯宾塞。牛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的几年里，萨姆纳对于创建一门系统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问题，“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些模糊的想法”。1872年，当《社会学研究》在《当代评论》（ Contemporary Review ）上连载时，萨姆纳紧紧地把握了斯宾塞的思想，社会科学的进化论观点深深地迷住了他。斯宾塞的建议似乎充分证明了他自己初步设想的潜力。那个对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无动于衷的年轻人（因为“我不相信自然权利和他的‘基本原理’”），现在发现《社会学研究》让自己无法抗拒。“它解决了社会科学同历史学的关系这个古老难题，把社会科学从一帮稀奇古怪的人手里解放出来，并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明确而又壮丽宏伟的工作领域，我们有望最终从这项工作中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找到明确的答案。”数年后，O. C. 马什教授对马类的进化研究让萨姆纳完全信服了发展假说。他一头扎进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和斯宾塞的著作中，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浸透了进化论。 ^（13）

就像在他之前的达尔文一样，萨姆纳也到马尔萨斯那里去为自己的体系寻找基本原理。他的社会学在很多方面就是沿着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思路，只往前追溯那么几个阶段，即从马尔萨斯到达尔文，再经过斯宾塞到现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萨姆纳说，人类社会的基础在于人地比例（man-land ratio）。人最终要靠土地谋生，他们求得了什么样的生存、以何种方式求得这样的生存，以及在此过程中彼此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都取决于人口与可用地之间的比例关系。 ^（14） 在人口少而土地肥沃的地方，生存斗争就不那么野蛮，民主就可能盛行。当土地的供应承受不了人口的压力时，全球就会出现饥荒，人类各种族便四处迁徙，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盛行，冲突肆虐；而在政府内部，则是精英阶级占据统治地位。

在人们努力使自己适应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开始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争夺领导权。萨姆纳在一些通俗文章中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生活的艰辛是人同自然斗争产生的不幸，“我们不能责怪我们的人类同伴，说是他们造成了我们的困苦。我的邻居和我都在努力使我们自己摆脱这些厄运。我的邻居在这场斗争中比我更胜一筹，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委屈的”。 ^（15） 他接着说：

毫无疑问，与一点儿资本也没有的人相比，拥有资本的人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了极为有利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拥有 对抗 别人的优势，而是说，当他们为了从大自然获取生存资料而成为竞争对手时，掌握资本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资本就不会形成。资本只有通过克己才能形成。如果拥有资本不能确保社会高级阶层的有利地位和优越性，人们就绝不会甘心忍受要获得资本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16）

因此，这场斗争就像一场赛狗，一条猎犬去追逐金钱这只没有感情的野兔，并不妨碍其他猎犬也这么做。

萨姆纳可能有这么一种愿望，即平息穷人对富人的怨恨，尽量减少人类在生存竞争中的冲突。然而，他始终都没有回避把动物斗争和人类竞争进行直接类比。 ^（17）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斯宾塞主义知识氛围里，把竞争性社会里的经济竞争看作是对动物世界斗争的反映，这在保守派人士那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从自然选择更适合生存的有机体到社会选择更适合生存的人，从具有更强适应能力的有机形式到具有更多经济美德的公民，人们很容易通过类比说出个一二三来。竞争性秩序现在被标上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原理。竞争无上光荣。正如生存是力量的结果，成功乃是美德的回报。有些人主张给那些要什么没什么的人慷慨补偿，对于抱有这种主张的人，萨姆纳颇不耐烦。他在1879年的一次演讲（演讲的主题是艰难时世对经济思考的影响）中宣称，许多经济学家

……似乎害怕地球上仍有穷困和苦难，而且只要人性的恶还在，穷困和苦难就可能一直存在下去。他们中有许多人害怕自由，特别是害怕竞争形式下的自由，将其臆想为妖魔鬼怪。他们认为这是对弱者的无情压迫。他们没有意识到，这里的“强者”和“弱者”无可定义，除非把它们等同为勤奋者和懒惰者、俭约者和奢靡者。他们更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喜欢适者生存，我们就只有一个选择可用，那就是不适者生存。前者是文明的法则；后者是反文明的法则。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或者我们也可以像过去那样，继续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但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者心心念念的那个东西——一个既养育不适者又促进文明发展的计划，没有人找得到。 ^（18）

按照萨姆纳的看法，文明的进步取决于选择过程，而选择过程又取决于不受限制的竞争活动。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无法消除”， ^（19） 因此，人们对它佯装未见，只会徒增不幸。 PRWoU1hBjVRxN3DRCF9hsp5T1IIEqdqa4aGzRUkVlDC8gvYtM2lYUo66xu/nSV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