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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耶鲁大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萨姆纳不仅让进化论异乎寻常地适应了保守主义思想，而且通过其被广泛阅读的书籍和文章有效地传播了自己的哲学，还将他在纽黑文（New Haven）占据的关键教学岗位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讲坛。他为自己的同代人提供了一种综合体系，这个综合体系虽然没有斯宾塞的体系那么宏大，但其鲜明而坦率的悲观主义则比斯宾塞更加突出。萨姆纳的体系综合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三大传统：新教伦理、古典经济学说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与此相应，萨姆纳在美国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扮演了三个角色：一位伟大的清教徒传教士、一个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古典悲观主义的鼓吹者、一名进化论的吸收者和普及者。 （1） 他的社会学在宗教改革所确立的经济伦理与19世纪的思想之间架起了桥梁。它假定勤劳、温和、像理想中的新教徒那样节俭的人，在生存斗争中相当于“强者”或“适者”；它用一种冷酷无情的、既是加尔文教的又是科学的决定论，来支持李嘉图的必然性原理和自由放任主义。
萨姆纳1840年10月30日出生于新泽西州帕特森（Paterson）。父亲托马斯·萨姆纳（Thomas Sumner）是一位工作勤奋、自学成才的英国劳工，由于工厂制度的发展导致自家产业难以维持，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他教导孩子们敬重传统的新教经济伦理，他的节俭给儿子威廉留下了深刻印象。若干年后，萨姆纳终于开始把那个总是往储蓄银行跑的储户称誉为“文明的英雄”。 （2） 这位社会学家后来如是写到他的父亲：
他的生活准则和生活习惯是最理想的。他知识渊博，精于判断，属于《米德尔马契》中凯勒布·加斯那类人。早年我从书本上和其他人那里接受了一些与他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现在在这些问题上，我站在他一边，不支持其他人。 （3）
萨姆纳早年时期社会上流行的传统古典经济学说，强化了他从父亲那里获得的精神遗产。他开始把金钱上的成功看作是勤奋和节俭的必然结果，并认为，那时他生活于其中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追求自由竞争秩序的古典理想，而这种自由竞争秩序自然本来就是厚道的。十四岁那年，他就读了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的系列通俗小书《政治经济学图解》（ I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该书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寓言故事，图解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让大众了解自由放任的好处。萨姆纳正是通过这套小书知道了工资基金理论及其推论：“没有什么东西能一直影响工资率而不影响人口与资本的比例”；“劳动者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不能保证工资一直上涨，除非劳动力供不应求，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必罢工”。他在书中还找到了虚构的证据，证实“在整个商业交换系统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平衡力，对其放任自流的运行之结果的一切担心都是荒谬的”，“当资本偏离正常路线，转向用于在国内生产价贵质次的东西，而不是用来准备在国外购买价廉质优的同样商品时，就是造了孽”。马蒂诺女士认为，慈善事业，不管是公共慈善抑或是私人慈善，永远都不会减少穷人的数量，而只会鼓励浪费，助长“侵吞、暴政和欺诈”。 （4） 萨姆纳后来称，他对“资本、劳动、货币和贸易”的概念“都是通过童年时代读过的那些书形成的”。 （5） 他对上大学时反复背诵的由弗兰西斯·韦兰（Francis Wayland）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标准教材似乎没有多少印象，也许是因为该教材只是证实了他所抱持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而已。
1859年，年轻的萨姆纳进入耶鲁，学的是神学。在萨姆纳上大学期间，耶鲁仍然是正统观念的支柱，校长先是多面手西奥多·德怀特·伍尔西（Theodore Dwight Woolsey），后由诺亚·波特牧师大人（the Rev. Noah Porter）继任。伍尔西当时刚从古典学术领域转向撰写《国际法研究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诺亚·波特则是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后者终有一天要同萨姆纳就新科学在教育中究竟该处于什么样的适当位置的问题，展开唇枪舌剑的交锋。萨姆纳当时是一个对人颇为冷淡的年轻人（他会一脸严肃地问人家：“读小说合情合理、无可非议吗？”），很多同学都反感他。不过，他的朋友虽然不多，对他却非常慷慨。其中有一位朋友威廉·C. 惠特尼（William C. Whitney），说服自己的哥哥亨利资助萨姆纳到国外继续深造，萨姆纳在日内瓦、哥廷根和牛津继续从事他的神学研究期间，两兄弟还物色了一个人替他在联邦军（the Union Army）里服役。 （6） 1868年，萨姆纳经推选成为耶鲁学院教师，开启了自己终身的教学生涯，其间只有几年做过一家宗教报纸的编辑和位于新泽西州莫里斯敦的美国新教圣公会的教区牧师。1872年，萨姆纳晋升为耶鲁学院政治和社会科学教授。
尽管萨姆纳为人冷淡，上课直截了当、自以为是，但他的拥趸比耶鲁历史上任何一位教师都要多。 （7） 高年级学生在他的课程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满足；低年级学生则盼着升入高年级，主要就是为了能有资格选他的课。 （8） 威廉·里昂·菲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把上尽萨姆纳的每一门课程当作原则问题，根本不顾自己对这门课的兴趣究竟如何，他留下了这么一幅萨姆纳同一位意见相左的学生交往的难忘画面：
“教授，您难道一点儿也不信任政府对产业的任何支持吗？”
“不！谁拱到，谁全占；拱不到，就完蛋。”
“是的。可是，猪不是有拱土找食的权利吗？”
“世上没有权利。这个世界谁都不欠，没有谁可以说这个世界该让谁活着。”
“那么，教授，您只信任一种体制，契约—竞争体制？”
“那是唯一正确的经济体制，其他的都是谬论。”
“呃，假如有某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抢走了你的工作，你不会气恼？”
“欢迎任何教授来试。如果他得到了我的工作，那是我的错。我只管把这门课上到极致，这样就没人能抢走我的工作。” （9）
萨姆纳早年接受的宗教教育和这方面的兴趣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记。虽然他的风格中神职人员的那种遣词造句很快就消失了，但从脾性上说他仍是一个说教者、道德家，一个致力于自己的事业而没有兴趣区分对手是错还是恶的人。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头脑与其说是希腊人的，不如说是希伯来人的。他全凭直觉，粗犷，有力，具有强烈的、不屈不挠的道德色彩，喜好指责，总是像个先知。” （10） 他也许会坚持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与伦理学无关的描述性科学， （11） 但他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非难总是回荡着道德上的弦外之音。他的通俗文章读起来就像是在布道。
萨姆纳没有把自己的一生全都搭在口诛笔伐的斗争上。他的智识活动经历了两个相互重叠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工作方向上的变化，思想上的变化相对较小。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他借助通俗杂志的专栏和各种讲座场合，展开了一场反对改良主义、保护主义、社会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运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自扫门前雪——社会各阶级彼此应该为对方做什么》（1883）、《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1883）、《重造世界的荒唐努力》（“The Absurd Effort to Make the World Over”，1894）。不过，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萨姆纳将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学术性的社会学研究。正是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全球饥荒》（“Earth Hunger”）一文的手稿，里程碑式的不朽名著《社会科学》（ Science of Society ）也在构思之中。萨姆纳一向是个做事不蹈旧矩的人，当他发现关于人类习俗的一章已经写到20万字时，便决定将其独立成册，单独出版。就这样，萨姆纳几乎不假思索地在1906年拿出了《民俗论》（ Folkways ）。 （12） 尽管萨姆纳年轻时深厚的伦理情感，到他的社会—科学阶段，已经让位于精密复杂的道德相对主义，但他的哲学根基依然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