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斯宾塞认为可以构想出一条总的进化法则，正是这种想法让他把生物进化的图解应用于社会。其体系中各种推导出来的一般规律要是有效的话，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原理就必须同宇宙的普遍原理别无二致。在将进化论运用于社会的过程中，斯宾塞和他之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都在妥善地对它的起源进行诗意的处理。“适者生存”是从19世纪早期社会各种残酷进程中归纳出来的、深思熟虑的观察家觉察到在起作用的一条生物学规律；达尔文主义则是政治经济学的派生物。工业革命早期悲惨的社会条件为马尔萨斯《人口论》（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提供了数据来源，而马尔萨斯通过观察获得的资料则一直构成自然选择理论的背景。在达尔文的理论中，自然选择理论的社会源头印记非常明显。“在整个英国的达尔文主义头顶上，”尼采曾评论道，“都散发着某种穷困交加的底层人的气息。” ^（22） 达尔文承认马尔萨斯对他影响极大：

由于长期观察动植物的习性，我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去领会各处都在发生的生存斗争。1838年10月，也就是开始系统研究15个月后，我出于消遣，碰巧读到了《马尔萨斯论人口》。我立马意识到，在这些生存斗争的环境下，适合的变种会趋于继续存活下去，不适宜的变种则趋向毁灭。其结果便是新物种的形成。 ^（23）

同达尔文一道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同样承认马尔萨斯给他提供了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的推动有机物进化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的线索”。 ^（24）

斯宾塞的社会选择理论起因于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也是受到马尔萨斯的激发而写出来的。在1852年问世的两篇著名文章中，也就是达尔文和华莱士共同公布他们的理论概略的六年前，斯宾塞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人口的生存压力必定会对人类产生有益的影响。从人类最早开始，这种压力就是进步的直接原因，它通过重视技能、智力、自控力和由技术创新获得的适应能力，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并从每代人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人，让他们生存下去。

由于没有像达尔文那样把自己的归纳扩展到整个动物世界，斯宾塞尽管创造了“适者生存”这个词，但未能获得丰硕的洞察成果。 ^（25） 他更关心的是精神上的进化而不是生理上的进化，并接受了拉马克的理论，即后天获得性状遗传（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是物种起源的一种手段。这一学说坚定了他的进化乐观主义。因为，如果心智性状和生理性状都能遗传下去，则种族的智识能力就会日积月累，渐渐增强，经过几代人的累积之后，最后将发展出一个理想的人。斯宾塞一直没有放弃他的拉马克主义，即便是在科学意见一边倒地反对拉马克主义的时候，也是如此。 ^（26）

斯宾塞绝不会否认伦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在他思想阐发中的首要地位。他在《伦理学资料》（ Data of Ethics ）序言中写道：“我所有近期目标背后的终极目的，一直就是为支配一般行为举止的是非原则寻找科学依据。”因此，他的创作生涯始于一部伦理学而非形而上学著作，也就不足为奇。斯宾塞的第一部作品《社会静力学》（ Social Statics ，1850），是一次用生物学上的各种迫切性与必要性来支持与巩固自由放任的尝试，该书旨在攻击边沁主义（Benthamism），尤其是攻击边沁主义信徒对立法在社会改革中积极作用的强调。斯宾塞虽然同意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终极价值标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一概抛弃了功利主义伦理的其他方面。他呼吁回归自然权利论，将人人皆有权利做自己乐意的事定为伦理标准——只有一个条件，即不得侵犯他人的平等权利。据此方案，国家仅具有唯一一项消极职能，那就是确保这种自由不受限制。

斯宾塞认为，人类品质对生活环境的适应是一切伦理进步的基础。一切恶的根源都是“素质适应不了环境”。由于就是在有机体的本性里建立起来的适应过程一直在起作用，所以恶在慢慢消失。虽然人类在道德素质上仍然满是原始掠食生活的遗迹——这种生活要求人们拥有兽性的骄横，但适应确保了人类终将发展出一种适合文明生活需要的新的道德素质。人类的完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一定会实现：

理想的人终将出现，这在逻辑上是确定的，就像“所有人都会死”这类我们最笃信的任何结论一样确定无疑……因此，进步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文明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的一部分，跟胚胎的发育或花苞的缓缓绽放一模一样。 ^（27）

尽管在附带主题上抱持激进主义，如坚持土地私有的不公、捍卫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以及主张一种独特的斯宾塞式“无视国家的权利”（right to ignore the state）——后来各版本删除了这一点，其他著作也没有再提——但斯宾塞该书的主流是极端保守主义。他断然否定国家对“自然”的、放任自流的社会发展的干预，因此，国家向穷人提供任何帮助，他都一概反对。他说，这些穷人都是不适者，就应该淘汰。“大自然的整个努力就是为了涤荡这样的不适者，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清除出去，为更好的人腾出空间。”大自然对心理素质的要求就像对生理素质一样严格，“不管是心理上的劣根性还是生理上的劣根性，都是死亡的起因”。因愚昧、恶劣或游手好闲而丢了性命的人，同脏器虚弱或肢体畸形的罹病者是一类人。在自然法则下，大家都一样，全都要接受自然法的审判。“如果他们能足够完美地活着，他们也就确实活下来了，那很好，他们也应该继续活下去。如果他们不能足够完美地活着，他们就死了，而且最好不过的是，他们也应该死。” ^（28）

斯宾塞不仅公开谴责济贫法，而且也强烈反对国家扶持教育，反对除制止妨害公共卫生的行为之外的卫生监督，反对制定居住环境方面的规章条例，甚至对国家保护无知者免受江湖庸医的诊切，他也一概反对。 ^（29） 他同样反对关税、反对国家银行、反对政府邮政系统。这就是他对边沁斩钉截铁的回答。

在斯宾塞的后期作品中，社会选择尽管从未消失，但已经不再那么显眼。把社会学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究竟要精确到何种程度，斯宾塞从来没有形成前后一贯的意见。由于其体系的前后矛盾和含糊不清，结果产生了大量的斯宾塞评注家，其中最孜孜不倦、最将心比心的，就是斯宾塞本人。 ^（30） 外界指控他将生物学概念运用到社会原理上的残忍无情，对此斯宾塞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他并不反对私人出于自愿去帮助不适者、自愿去做慈善，因为这会提升施主的品格，并加快利他主义的发展；他只反对强制性的济贫法和其他国家举措。 ^（31）

斯宾塞的社会理论在《综合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充分发展。在其中的《社会学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中，斯宾塞对社会有机演绎作了一番长篇大论的阐述，追溯了社会同动物群体之间在生长、分化和结合方面的相似之处。 ^（32） 斯宾塞虽然认为社会有机体的目的不同于动物有机体，但坚持两者的组织规律没有什么两样。 ^（33） 社会之间同生物之间一样，也存在着生存斗争。这种斗争对社会的进化一度不可或缺，因为这让小团体相继合并为大一级的团体成为可能，并促进了最早形式的社会合作。 ^（34） 但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斯宾塞没有将这种分析运用于当代社会，而是选择了收缩。他断言，未来社会间的这些斗争将失去效用并走向消亡。斗争和征服带来的社会巩固进程消除了继续冲突的必要性。这样，社会便从野蛮时期或者说尚武时期迈入工业时期。

在尚武时期，人们之所以组织起社会，主要是为了生存。社会用林立的干戈武装自己，训练人民的作战技能，仰赖专制政权，湮没个体，并将大量强制性合作强行塞给人民。在这类社会的彼此斗争中，那些最能体现上述好狠斗勇特征的社会将生存下来；那些最适应这种尚武社会的人，将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人群。 ^（35）

尚武政权的四处征服，创造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单元，拓展了内部和平与工业艺术的应用得以养成的地域空间。尚武社会现在到达了进化的均势阶段。接下来便出现了工业社会，一种基于契约而不是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制度。与原先形式的社会不同，这种类型的社会性情平和， ^（36） 尊重个体，更加具有异质性和可塑性，更倾向于放弃经济上的自主而赞同与其他国家进行工业合作。自然选择现在致力于打造一种完全不同的个性。工业社会要求保障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相应地，与这种社会最协调的品格类型，便是和平、独立、善良和诚实。新的人性的出现，加快了社会从利己主义转向利他主义的趋势，而利他主义将使所有伦理问题迎刃而解。 ^（37）

斯宾塞强调，基于对生存本身的考虑，工业社会的合作必须出于自愿，而不能强制。社会主义者提议国家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管制，这样的国家更像是尚武社会的组织，对工业社会的生存来说是致命的。这样的做法是在惩罚优秀的公民及其后代，让劣质者受益，采取这种做法的社会将在竞争中被其他社会超越。 ^（38）

在《社会学研究》一书中，斯宾塞概述了他对社会科学实用价值的看法。该书于1872年至1873年在美国《大众科学月刊》以连载形式首次发表，并收入“国际科学系列丛书”。斯宾塞撰写此书，旨在证明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值得向往，并捍卫社会学免受神学家和非决定论者的批评，这对社会学在美国的兴起产生了显著影响。 ^（39） 斯宾塞有一个愿望，并深受其鼓舞，那就是推动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发展，这门科学将打破法律改革者们的幻想。斯宾塞认为，法律改革者采取行动，通常都建立在如下假定的基础上，即：社会因果关系是简单的、容易估算的；用来减轻苦难、纠正弊病的方案，都会达到预期效果。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通过教导人们科学思考社会因果关系，可以让人们认识到社会有机体的巨大复杂性，并废弃草率的法律万能论。 ^（40） 达尔文的那种事物历经漫长时期逐渐发生改变的概念，让斯宾塞嘲弄各种实现社会快速转型的计划时充满了底气。

在斯宾塞的展望中，社会学的伟大任务，是绘制“社会进化的正常路线”，让大家看到既定政策将如何影响社会进化，并谴责一切类型的干扰社会进化的行为。 ^（41） 社会科学是消极意义上的实用工具，其目的不是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控制社会结构、组织或功能的进化，而是让大家明白绝对做不到这种控制；组织起来的知识所能尽力而为的，就是教导人们更乐意接受前进的动力。斯宾塞指出，真正的社会理论的作用是发挥润滑剂的功能，而不是成为前进的动力。它能润滑轮子，防止摩擦，但不能保持发动机运转。 ^（42） 他说：“没有什么比让社会畅通无阻地进步来得更好，然而，为追求错误的观念而采取的政策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干扰、扭曲和压制进步。” ^（43） 斯宾塞断定，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的完备理论，都会承认生物学的“普遍真理”，并通过“人为保护那些最不能照顾自己的人”而避免违背选择原理。 ^（44） FnB0RuFgBNOyKQHwuhoPUZnWUO49GZAhTS/9DZItr5Ewl2lsnNJgCeV+gWPLs4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