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哲学是英国工业主义的产物。这位新时代的代言人本该通过训练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他思想中的科学成分——能量守恒和进化论思想,本该间接来自对水利技术和人口理论的早期观察资料。斯宾塞的体系是在一个钢铁与蒸汽的时代,一个竞争、剥削和斗争的时代构想出来的,也是献给这个时代的。
斯宾塞1820年出生于英格兰一个中下阶层的新教传统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其毕生对国家政权的狂野憎恨,概归于此。斯宾塞早年在鼓吹自由贸易的宣传机构《经济学人》( Economist )工作时,曾与信奉戈德温哲学的无政府主义者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有过短暂交往,而且看来也吸收了后者的原则与观念。斯宾塞的思想是沐浴着英国科学和实证思想的阳光成长起来的,他的巨著《综合哲学》是其家庭信奉的新教和他所处的学术环境中耀眼的科学成就的综合体。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 Principles of Geology )、拉马克的发展理论、冯·贝尔(Von Baer)的胚胎学法则、柯勒律治(Coleridge)的普遍进化模式观念、霍吉斯金的无政府主义、反《谷物法》联盟(Anti-Corn Law League)的自由放任原则、马尔萨斯(Malthus)的悲观预测,以及能量守恒等,都成为斯宾塞用来构建其庞大体系的要素。他的社会理念只有置于这种哲学背景之中才明白易懂;他的社会法则只是他的各种总原则在特定情况下的具体实例, (13) 而在美国,人们之所以被他的社会理论吸引,大都在于这些理论同他对知识的综合性整合紧密结合在一起。
斯宾塞的整合旨在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最新发现纳入一个连贯的结构。就在达尔文的思想中形成自然选择概念的同时,一批热力学研究者的工作也得出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普遍规律。焦耳(Joule)、迈尔(Mayer)、赫尔姆霍茨(Helmholtz)、开尔文(Kelvin)等人一直在探讨热和能之间的关系,而且提出了能量守恒定律,其中,赫尔姆霍茨的《能量守恒》( Die Erhaltung der Kraft ,1847)对这一定律的阐释最为清晰。这一概念同自然选择一道为人们普遍接受,而这两大发现在19世纪思维方式基础上的融合,则是自然科学声望获得巨大增长的主要原因。人们认为,科学现在已经为自成一体的宇宙图画添上了最后一根线,在这个宇宙中,物质和能量从未毁灭,而是在不断变换形式,其各种有机生命形态是整个系统不可分割的、清晰明了的产物。就像前牛顿哲学在18世纪遭遇的命运那样,此前的哲学现在也已经陈旧过时。以机械主义世界体系的繁荣为标志,哲学开始向自然主义转变。引领这一趋势的,是爱德华·毕希纳(Edward Büchner)、雅各布·摩莱肖特(Jacob Moleschott)、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和赫伯特·斯宾塞等人。在这些新的思想家中,只有斯宾塞力图将科学上的启发用于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在这方面他最像18世纪的哲学家。
能量守恒——斯宾塞更愿意称之为“力的恒久性”(the persistence of force)——是斯宾塞演绎体系的起点。以物质和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力的恒久性,是人类探索的基础,是哲学赖以构建的原料。人们观察到,在宇宙的每个角落,物质和运动总是在不停地重新分配,在进化(evolution)和消亡(dissolution)之间有节奏地按比例分配。进化是物质的逐渐聚合(progressive integration of matter),伴随着运动的耗散(dissipation of motion);消亡是物质的解体(disorganization of matter),伴随着运动的吸收(absorption of motion)。生命的进程本质上是进化的,体现了从低级原生动物所示的分散的同质状态到人和高等动物所体现的聚合的异质状态的连续变化。 (14)
斯宾塞从力的恒久性出发,推断出任何同质性的事物天生都是不稳定的,因为恒久的作用力对不同部分产生的影响大小不一,这就必定导致各部分未来发展出现差异。 (15) 因此,同质的事物必然发展为异质的事物。这乃是宇宙进化的关键。这种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进展——星云物质形成地球、低级简单的物种进化为高级复杂的物种、千篇一律的一团细胞发育成个体胚胎、人类心智的成长,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在人类可认识的一切事物中都起作用的基本原理。 (16)
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在动物有机体或社会中,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斯宾塞将这一过程称为“平衡化”。最终达到平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进化过程不可能永远朝着异质性不断增加的方向发展。“进化有着自己不可逾越的极限。” (17) 在这里,宇宙律动的模式开始发挥作用:进化之后便是消亡,聚合之后便是解体。在有机体中,这一阶段表现为死亡和腐烂;但在社会中却表现为确立起一种稳定、和谐、完全适应新情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进化只能以确立起尽善尽美和完满幸福告终”。 (18)
要不是斯宾塞以不可知论的形式向宗教作出了重要让步,这种气势宏伟的实证主义大厦在美国可能根本不会被人们接受。那时的大问题,就是宗教与科学可否和解。斯宾塞不仅给出了人们想要的肯定回答,还断言在未来所有时代,无论科学如何认识世界,宗教的实质领域——对不可知事物的崇拜——就其本质而言是决不容亵渎的。 (19)
对于那些坚定的宗教正统人士来说,斯宾塞的妥协并不比格雷和勒·孔蒂作出的妥协更能令人接受,对其哲学的声讨与斥责频频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的神学期刊上。然而,那些乐于玩弄自由主义的宗教领袖却对斯宾塞甚是赞赏。虽然像麦科什这样的思想家发现,不可知事物对于信仰和崇拜来说太过模糊和令人不适,有些人还是可以把它与上帝联系在一起。 (20) 此外,还有一些人发现,斯宾塞关于从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转变的看法,同基督教的道德宣讲之间存在相似之处。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