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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亨利·沃德·比彻致信赫伯特·斯宾塞：“由于美国社会的独特状况，您的作品在这里取得的成效远远超过了欧洲，在这里更能激发人们的生气。” （1） 美国人为何愿意对斯宾塞敞开怀抱，比彻没有说，但他的话可以得到多方印证。斯宾塞的哲学非常贴合美国这个舞台。它在推导上是科学的，在范围上则可谓包罗万象。它有一套建立在生物学和物理学基础上的可靠的进步理论。它足够大，大到可以包罗所有人的所有事；它足够宽，宽到既可以满足罗伯特·英格索尔（Robert Ingersoll）这样的不可知论者，也可以满足像费斯克和比彻这样的有神论者。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观，把世界上的一切，从原生动物到政治，全都统一在一条普遍原理之下。它满足了“先进思想家”的愿望，即建立一种世界体系来取代破碎的摩西宇宙论（Mosaic cosmogony），这让斯宾塞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达尔文。此外，它不是用以指导专业人员的专门纲领。它在遣词造句上用的是哲学方面的生手都可以理解的语言。 （2） 这就让斯宾塞既成了民间知识分子的形而上学大师，又成了朴素的不可知论者的先知。尽管斯宾塞体系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自身的价值，但对研究美国思想的学者来说，它犹如一件化石标本，人们可以由此出发，重建这一时期的思想主体。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怀疑“除了达尔文之外，还有没有哪位英语世界的作家能像他这样，对我们思考宇宙的整体方式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并不夸张。 （3）
斯宾塞的哲学在美国大获成功时，超验主义正处在黄昏，受黑格尔启发的新的唯心主义哲学差不多还没有升出地平线。实用主义则刚刚在昌西·赖特和不受欢迎的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的脑海中冒头。后者那篇如今名扬四海的文章《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问世于1878年，已是斯宾塞《综合哲学》（ Synthetic Philosophy ）第一卷出版十四年后的事；而詹姆斯打响实用主义普及运动第一枪的划时代“加州联盟”（California Union）演说，则要等到1898年。然而，在美国思想史上，《综合哲学》（1860年之后即以数卷系列著作的形式出现）可不是填补超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空窗期的苍白外客。尽管爱默生（Emerson）称斯宾塞为“陈腐的作家”，詹姆斯也连讽带刺地猛烈抨击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但在他同时代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看来，斯宾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伟大的智者，一位思想史上的巨人。
新英格兰为美国人接受斯宾塞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将回应尤曼斯征订意向、预先订阅《综合哲学》各卷的人中那些响当当的人物作为判断标准的话，这片土地可谓是培育斯宾塞在美国影响力的基地。出现在早期订阅名单上的，有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约翰·费斯克、阿萨·格雷、爱德华·埃弗雷特·希尔（Edward Everett Hale）、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贾里德·斯帕克斯（Jared Sparks）、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和乔治·提克诺（George Ticknor）等。这一长串的名字表明，新英格兰地区理智主义蔚然成风，已经具备为斯宾塞提供美国读者的能力。 （4） 在打破旧的正统观念和解放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方面，超验主义和上帝一位论起到的作用虽然无法估量，但任何一位追踪内战后智识潮流的学者都肯定可以察觉得到。事实上，斯宾塞之所以有机会继续写作自己规划的后续各卷著作，还是托美国人的福。1865年，由于第一批次的作品卖出后获得的回报少得可怜，斯宾塞面临着不得不放弃自己工作的危险。就在这个时候，尤曼斯从支持斯宾塞的美国人那里筹集到了7000美元。 （5）
在斯宾塞发表《综合哲学》后的几年里，其著作已为相当多美国读者所熟知。1864年，《大西洋月刊》评论道：
赫伯特·斯宾塞先生已经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已经打破一些有识之士的沉默生活，他们的信仰标示了这个时代的文明必须奋力上升到的高度。在美国，我们甚至可以承认，我们受惠于斯宾塞先生的作品，因为我们这里的大众，已经早于其他地方的人们，体会到了只有少数人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的效用……斯宾塞先生代表了时代的科学精神。他把感官经验范围内所有事物都记录下来，而且由此他公布了一切通过仔细归纳得出的结论。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没有再往前走……斯宾塞先生已经确立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与偏见和既得利益者妥协，但将成为改进后社会的公认基础。 （6）
内战后三十年里，一个人如果不掌握斯宾塞的思想，就无法活跃于任何知识领域。 （7） 几乎每位一流或二流的美国哲学家，特别是詹姆斯、罗伊斯（Royce）、杜威（Dewey）、鲍恩（Bowne）、哈里斯（Harris）、豪伊森（George Howison）和麦科什，在某个阶段都不得不同斯宾塞打交道。他对美国社会学的大多数创始人，尤其是沃德（Ward）、库利（Cooley）、吉丁斯（Giddings）、斯莫尔（Small）和萨姆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想，几乎所有在1870年到1890年间开始学习社会学的人，都是受斯宾塞的感染选择社会学的。”库利承认。他接着说：
他撰著的《社会学研究》也许是其所有著作中可读性最强的，销量很大，而且极可能比之前或之后任何其他出版的作品都更能引起人们对这个主题的兴趣。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去指责他，都要同时在功劳簿上给他的有效宣传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8）
在尤曼斯的领导下，阿普尔顿公司的刊物不断挖掘斯宾塞的卖点，大众杂志上到处都是他写的文章或是关于他的文章。在将格兰特视为英雄的那辈人心目中，斯宾塞就是他们的思想家。亨利·霍尔特（Henry Holt）晚年写道，“也许没有其他哲学家”
……像大约从1870年到1890年的斯宾塞那样，刮起过一阵如此强烈的旋风。以前的大多数哲学家，其作品的阅读范围大抵主要限于经常从事哲学研究的读者圈，但那时不仅整个英、美有理解和学习能力的世界都在广泛阅读和普遍谈论斯宾塞，而且那个世界比以往的任何一个这样的世界都要广阔。 （9）
斯宾塞对美国普通人的影响，尽管只是隐约可见，但却是无法估量的。他的作品被那些部分靠自学或基本靠自学的人广为阅读，被千百个小镇和村寨里那些迈着艰辛的步伐走出神学正统的人广为阅读，那些后来获得了一些名声的人，在生活中不经意间就提到了斯宾塞，即表明此非虚言。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杰克·伦敦（Jack London）、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和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都曾透露，自己在个性形成时期受到了斯宾塞的影响。约翰·R. 康芒斯（John R. Commons）在他的自传中，就说起了作者在印第安纳的少年时代，他父亲的那些朋友们对斯宾塞的迷恋：
他和密友们谈论政治和科学。在印第安纳州的那个东部地区，他们每个人都是共和党人，靠为内战呐喊为生，每个人都是当时那位闪耀着进化论和个人主义光芒的赫伯特·斯宾塞的追随者。几年后，也就是1888年，在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伊利（Ely）教授谴责赫伯特·斯宾塞误导经济学家，感到十分震惊。我是在胡歇主义（Hoosierism）、共和主义、长老会制和斯宾塞主义的熏陶下长大的。 （10）
自19世纪60年代最早出版以来，到1903年12月，斯宾塞的著作在美国的销量达到了368755册，在哲学和社会学这类颇为难懂的领域，相较于其他著作，这个数字可能是空前的。 （11） 至于受他影响的人究竟有多少，也必须以其在读者中间的传阅度和图书馆的借阅量来衡量。当然，我们不能说斯宾塞著作的传播量有多大，人们对他思想的接受程度就有多高。这其中无疑也不乏批评的声音。1884年，《国家》杂志的一位评论家在斯宾塞旋风尚未息止时评论说：“这些审视或驳斥斯宾塞的书籍现在成了一座蔚为壮观的图书馆。” （12） 这种批评本身就是衡量斯宾塞巨大影响力的另一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