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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今后在经济工作中要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件大事，全国经济工作的重点走向全面改革。基于上述背景，中央做出决定，拟在1984年10月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10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等60多名华人科学家时说：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城市的改革，“这个改革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从农村的改革做起的。农村的政策已经见效了。农民好起来了。人民很高兴，确实高兴。不久我们要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又一个三中全会，这个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整个城市的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学、文化等，范围更广了，我们要开拓新的局面。我相信，这次会议在将来的历史上会表明它的重要性。”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前召开了6天的预备会。这次全会是在经过近六年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深刻地指出，“我国建国三十五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出地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是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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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确认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用以立论的根本立足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此外，《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说明和部署：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等等。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将此后经济工作的重点从调整转向全面改革，强调改革是为了把经济搞活，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反映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虽然在改革的目标上还未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使得改革目标的市场取向进一步明确。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评价较高。10月22日，全会闭幕第三天，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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