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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不仅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期，更为重要的是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准备。会议的主题有三个：一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主要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是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正式开始前，华国锋指出，在讨论以上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下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虽然华国锋提出要实现“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的转移，但其前提是在保证“新时期总路线”和总路线指引下的转移，这样，“两个凡是”就不可能突破，“左”的思想的束缚就难以解除。与会者对工作的着重点的转移都是认可和同意的，但认为有些重要问题如果不先解决，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工作的着重点的转移。“由于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志，会议没有按预定计划进行，实际上主要集中讨论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几个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意见，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关于中央人事的调整问题。”
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经过争辩，大家取得了共识。华国锋对“两个凡是”做了自我批评。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很多重要历史遗留问题、思想论争问题在此次会议上得以妥善解决。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邓小平的讲话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第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第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强调指出这是中国能不能前进的关键，并且肯定正在全国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
，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
关于民主问题，邓小平认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民主，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提出要改变管理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扩大基层的经营自主权，强调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对于民主和法制的关系，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认为这既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但同时“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
。他还着重谈了对毛泽东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指出：“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最后，关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管理方法学习。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做到职责分明，通过赏罚严明，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通过辛勤努力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进而产生示范力量，带动其他地区和单位，使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向全党发出了改革的呼吁：“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的这篇重要讲话，提出了实现历史转折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它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宣言书。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三天，1978年12月18日，在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由于之前已经有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这次会议只进行了5天，于22日胜利闭幕。全会最突出的贡献是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历史转折。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该公报全文7 000余字，分政治、经济、组织、思想、作风五个部分对这次会议做出的重大决断进行概括叙述。
政治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贡献是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公报指出，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外交政策得到了重大进展。公报还强调了改革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经济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措施，树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会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国的国民经济就能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组织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遗留问题，强调要平反冤假错案，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公报为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进行的全面整顿平反。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的冤案和历史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做了正确处理，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思想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公报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风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公报还要求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既勇于创造新的经验，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充分调查研究，实行精心指导。
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这次全会，邓小平曾对来访的金日成说：“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1978年12月22日，短短五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了，但它的影响才刚刚开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提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往往把它和遵义会议相比较。这是因为，两次会议都是党在生死存亡关头和极其危难的时刻召开的，都实现了党的革命进程的伟大转折，都深远地影响了我们党后来的发展走向。
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都给予高度评价。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深刻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界限”和“标志”意义。他追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时说：“中国走的道路很曲折，有顺利发展的时期，也有遭受挫折的时期”，“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
。此后，他还指出，“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
。
1998年12月，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百业待举，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议”。他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他强调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步骤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健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年的伟大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昭示我们：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谈起它的历史转折意义。2013年7月，他在武汉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场伟大革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走过了三十五年极不平凡的历程。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2013年11月，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全面部署。在对这一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已经35个年头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我国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
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打开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战略通道，才有了当今中国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