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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变，人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待，希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峰回路转，迎来历史性转折。但是长期“个人崇拜”和“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钳制了人们独立分析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尤其是“两个凡是”的方针致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前进中一度踟蹰徘徊。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是遵循“两个凡是”方针，还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使中国从长期封闭僵化中走出来，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激活了全党思想，促使我们毅然选择了后者。
在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迅速展开，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开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当时对“四人帮”的揭批，主要是对其篡党夺权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而较少涉及对其极左错误理论的清理。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和正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但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并未能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没有承担起既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要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转折重任。“两个凡是”的提出成为当时中国开辟新道路的严重思想障碍。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正式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是“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产物。
对“两个凡是”的实质和巨大危害，邓小平后来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时曾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对“两个凡是”最早持反对态度的，也是邓小平。“两个凡是”提出不久，邓小平在与王震的一次谈话中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在致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明确表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事实证明，若不挣脱“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和拨乱反正就很难深入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也就无从开创。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质疑，以及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导。
邓小平在正式复出之前提出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以及他对这一概念的一系列阐释，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上反对了“两个凡是”。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复出的邓小平，继续旗帜鲜明地表达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态度。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
与此同时，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也分别撰写纪念文章，针对“两个凡是”，宣传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同“两个凡是”的思想、舆论做斗争中，“实践标准”逐步酝酿并提出来。而真正揭开全党思想大解放帷幕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了经多次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的下半部，以通栏标题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了这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题鲜明突出，标题精准概括了文章的基本观点。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文章分四个部分就此展开论述，指出：“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文章针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和思想动态，明确指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最后指出：面对新的实践新的问题，“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然自始至终没有点名“两个凡是”，但处处指向“两个凡是”，击中其要害，说出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想说又不太敢说的话，把人们隐约感到的问题一下子挑明了，引起了强烈反响。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河南日报》等转载此文。5月13日，又有《河北日报》《山西日报》《辽宁日报》《安徽日报》《甘肃日报》《江西日报》《贵州日报》《云南日报》《四川日报》等15家省级报刊转载。一时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遍大江南北。与此同时，正因为这篇文章的矛头对准的是“两个凡是”，文章发表后，也立即遭到一些人的严厉指责。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由此开始。
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这场讨论明确而强有力的支持。1978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他准备在会上讲话的内容时说：有人认为会议的两个提法和毛泽东、华国锋不同，“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他又进一步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谈了实事求是的问题，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他还强调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他号召人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
由于邓小平的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走向深入。此后，邓小平还通过多种方式继续关注并给予这场讨论有力的支持。从1978年6月到11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高潮迭起，全党范围内的大讨论局面逐步形成。这场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震动，带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问题时不再受陈旧过时的框框束缚，而把注意力放到研究新情况和实际问题、研究如何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上来。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1998年5月8日，胡锦涛的《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思想准备，在党和国家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并进一步强调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是二十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