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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用较短篇幅陈述本书的研究思路，本导论具体从科研实力与科研转化能力之间的鸿沟、科学家与经济人之间的桥梁这两个视角提出研究问题。由于这两方面的问题正是当前中国政策制定者和媒体特别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本书列举了较多的公开数据和新闻报道，希望既能体现本书研究主题的现实意义，又能增强阅读的趣味性。本导论分三部分展示了本书的研究切入视角，即聚焦于科学经济学与公司金融学的交汇点，尽可能利用现代微观计量实证的方法尝试回答科学家参与会对公司创新、公司融资以及公司治理产生什么具体影响这几个问题。
从各项指标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大国，但是中美贸易战中暴露出较多“卡脖子”技术问题，表明基础科研与科技应用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公司科学家数量严重不足，科学家与公司开展的合作较为欠缺。
从科研经费投入看，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R＆D）经费投入国家。2019年，全国共投入R＆D经费22 143.6亿元，比上年增加2 465.7亿元，增长12.5%；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23%，比上年提高0.09个百分点。按R＆D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R＆D经费为46.1万元。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
我国R＆D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R＆D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是1991年的6.2倍。我国R＆D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从科研成果看，数量方面，2018年，国外三大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CPCI）分别收录了我国科研论文41.8万篇、26.6万篇和5.9万篇，数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一和第二。质量方面，根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论文被引用情况，2018年我国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二。
2018年，我国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432.3万件和244.8万件。质量方面，以最能体现创新绩效的发明专利为例，2018年，发明专利申请数达154.2万件，占专利申请数的比重为35.7%；平均每亿元R＆D经费产生境内发明专利申请70件。截至2018年底，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8年居世界首位。2018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二位。
虽然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及科研成果都已跻身国际前列，但是绝大多数科研成果并没有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雄厚的科研实力与科研转化能力之间存在巨大鸿沟，集中体现为中美贸易战中爆发的中兴事件、华为事件以及一系列“卡脖子”技术问题。
科研成果转化率并不存在一个权威的数值，而是存在多种估计。发改委原副主任张晓强曾经表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在40%以上。
从统计数据看，2013年，我国高校专利出售总金额为4.5亿元，实际收入为2.5亿元，分别仅相当于同年高校科研经费支出总额的0.37%和0.20%；专利出售合同数746项，仅占同年专利授权总数的2.7%。而同期，美国高校的专利许可收入在20亿~30亿美元，2010年为24亿美元，相当于其科研经费支出的3.8%。技术专利转让应用不足是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不足的主要原因。
沈健根据教育部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汇总得出2015—2017年中国高校获得的发明专利总数为160 236项，专利出售数为7 957项，将出售数除以专利总数得到比率为4.97%；并基于PatSnap数据库中2008—2017年这10年的数据，得出高校专利出售和专利许可数量之比约为5:1，结合出售专利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约为6%。他据此得出：“中美两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数值分别为6%和50%；以‘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指标衡量则差距进一步拉大，两国的数值分别为6%和100%。”
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尖端科研资源大多分布于科研院所，而与公司研发呈现割裂状态（张艺等，2016）。中国优质科研资源多数分布在科研院所，与公司研发缺乏跨组织的创新互动（张艺与陈凯华等，2016）。中国科研院所的科研资源与公司研发之间的割裂状态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50年代模仿苏联科技体制模式的影响（何郁冰，2012），在该模式下，庞大的科研体系（如中科院掌握了全国超过85%的大型科研设施以及13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期独立运行于公司研发体系之外。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18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我国公司对专利等创新的需求不断增加与高校专利成果转移转化困难的现象并存。在我国，78%的公司认为其所在行业需要依靠专利取得或维持竞争优势。然而，我国高校有效专利实施率和专利产业化率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校专利运用能力不足，阻碍了高校专利价值的实现。66.93%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认为，“缺乏技术转移的专业队伍”是专利成果转移转化面临的最大障碍。在当前全面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时期，产学研合作直接作用于创新环境，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源泉（龚刚与魏熙晔等，2017）。如何促进产学研有效合作，解决当前创新资源分散、封闭、缺乏整合的现状，成为我国当前创新管理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与公司合作的管理实践已经在国内部分顶尖公司中顺利开展。王珊珊与邓守萍等（2018）详细分析了华为公司的创新案例，其创新技术中约80%来自与各类高校的合作科研。2020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密集访问中国顶尖科研型大学的新闻也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任正非3天内在上海与南京接连访问了4所名校，即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在每所大学均参与了专家座谈，与校方探讨了校企合作的历史与未来，产学研合作，并强调要重视高校人才的培育，助力芯片自主、人工智能产业壮大”
。另外，根据笔者所在课题组的前期研究，初步统计发现有462家上市公司拥有共358个院士（或院士候选人）等顶尖科学家担任独立董事。从2008年年底开始，在地方政府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推动下，建立院士工作站的上市公司数量从2008年年底的5家增长到2016年的367家，占当年上市公司总数的近八分之一。这些案例和统计数据都表明，通过从学术界科研视角切入，研究学术界与公司创新之间多种合作方式的不同影响效果，以及学术界科研促进公司创新的内在机制，有可能更好地帮助学术界和产业界理解科学家参与公司创新合作的机制与影响，从而对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家（scientist）这一当前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始于1833年英国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的创造
，在19世纪后开始广泛使用。此前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尽管并不缺少石破天惊的科学发明，但是并不存在“科学家”这一专门职业。然而，不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及读者大众，都倾向于把科学家视作单纯旨在改善人类福利、受好奇心驱使、不计名利得失的神圣职业。事实上，英文中的“scientist”更多对应的是“科技工作者”这一职业名称，并不含有褒贬之义。然而，中文所称“科学家”，不仅包含了对其工作性质的说明，而且包含了对其崇高的职业道德和人类理想的肯定。
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曾明确地把科学巨匠牛顿描述成为完全受好奇心驱使、超越世俗利益追求的科学巨人，然而后世的历史研究揭示，斯密关于科学家的这一观点很可能并不准确。尽管科学家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会造福人类，但是科学家也和普通人一样受到物质利益激励和各种资源约束，即同样是经济人，共同受到经济规律支配。《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直言：斯密的《国富论》中关于牛顿的描述是错误的，好奇心的驱使可能不如金钱和名声的激励重要（Shiller et al.，2008）。如果针对科学家的激励不充分，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科学家集体离职或者消极怠工的现象。现代金融体系中的资本市场有可能为科学家提供强大的激励机制。
2019年7月15日，在中美科技博弈之际，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所属核能所有90多名科研人员集体辞职，他们大都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年轻科研人员，其中70多人拥有编制。辞职的人数几乎占据整个研究所人数的一半。据《中国经营报》报道，核能所这两年申请不到大的科研项目，没有钱，人才就走了。核能所最高峰时有500人，这几年人才快速流失，2018年起只有200来人了。
博迪和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于20世纪90年代在一系列论文及教材中提出了金融功能观的全新分析框架（博迪和默顿等，2009）。博迪和默顿等（2009）把金融体系最核心的功能概括为六项：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资源；提供分散、转移和管理风险的途径；提供清算和结算的途径以实现商品、服务和各种资产的交易；提供集中资本和分割股份的机制；提供价格信息；提供解决激励问题的方法。
创新公司对科技人才的激励，很多是以股票期权形式发放激励性薪酬，这类基于现代金融体系的酬劳支付方式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公司科技人才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问题。
2019年6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宣布正式开板。科创板允许尚未盈利甚至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优质公司在科创板上市，不再对无形资产占比进行限制。科创板创新性的上市制度为中国高新技术公司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同时也为科技人才激励机制的完善提供了更多选择。
以在科创板发行上市的北京中科寒武纪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寒武纪”）为例，其股票发行价为64.39元/股，开盘大涨288%，股价直达250元/股，市值迅速冲破1 000亿元。寒武纪董事长、CEO陈天石曾担任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及博士生导师，并于2016年创办寒武纪。短短4年，寒武纪发展迅猛，成为国内最具神秘色彩的科技独角兽之一。陈天石作为实控人，持有寒武纪约1.2亿股股份，持股比例高达33.19%。随着寒武纪成功上市，按照开盘1 000亿元的市值计算，陈天石持股对应的市值超过300亿元。
2021年3月23日，诺诚健华B（09969.HK）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简称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0年首只在港交所上市的生物医药科技股。诺诚健华上市首日逆市高开，开盘价达9.4港元/股，较发行价上涨5.03%。诺诚健华网站显示，施一公是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作为诺诚健华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施一公对公司的研发活动负协助和指导责任。诺诚健华的招股说明书显示，施一公的夫人赵仁滨持股12.43%，是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尽管施一公本人并不直接持有公司，但由于他和赵仁滨的配偶关系，施一公被视为对该等相同数量的股份拥有权益。按照市值122.5亿港元，赵仁滨持股12.43%计算，施一公夫妇身家已达到15.22亿港元。
现代金融体系中的资本市场不仅为拥有高度复杂技能和人力资本的企业家和科学家提供了高效的激励机制，而且为我们观察科学家如何参与公司创新、凭借科学家声誉为公司在融资过程中提供鉴证功能、进入董事会发挥监督职能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机会。由于资本市场对信息透明和公开的要求，我们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搜集科学家参与公司的公开数据开展研究。另外，科学家自身的绩效评估、竞聘院士的制度以及获得院士资格之后的资源效应，非常类似于公司金融学研究中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制度，我们可以利用在公司金融学研究中积累的有关公开发行研究的文献和相关方法对科学家的绩效评估和资源配置效应进行更加准确的度量。
本书的研究主题属于科学经济学
关注的问题之一，使用的场景是笔者相对熟悉的公司金融学领域。本书开展计量分析的样本大都源于上市公司，这是因为资本市场在信息披露方面具有优势。对于绝大多数在上市公司任职或者兼职的科学家，尤其是院士及院士候选人这些在中国相当知名的科学家而言，科学家自身的发表记录和上市公司详尽的信息披露为实证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本书使用的研究方法属于当前公司金融学研究领域近一二十年发展起来的主流方法，通过类似于政策冲击等准自然实验方法、双重差分方法、配对方法等尽可能地减少传统政策研究中其他干扰项的影响。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本书的研究视角，笔者把本书研究思路概括在图0-1中。科学经济学用经济理论与思想来解释科学家的行为和知识产出。科学经济学与科学的关系类似于微观经济学与市场经济中的公司的关系。图0-1简要列举了科学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如科学家的激励机制、贡献度量和资源效应。公司金融学目前是金融学科的微观方向的主要支柱，公司金融学对公司创新的研究集中于图0-1中所列举的创新影响因素、创新项目融资以及董事会层面对创新公司的治理等。
尽管笔者的研究方向属于公司金融学，但是对于科学经济学和微观计量实证方法也进行了一定的学习和探索。因此本书也是对科学家对公司创新、公司融资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的探索性研究，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吸引更多人参与相关研究。同时本书存在的遗漏和错误也不可避免，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图0-1 本书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