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本章研究概述

在本书第四到第七章正式开展对科学家的公司创新效应的实证研究之前，我们需要首先解决如何合理度量科学家的科研绩效以及科学家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源配置效应的问题，还需要了解科学家在多大程度上也是受到经济利益激励或者激励扭曲的经济人。

科学家的绩效度量、资源配置与激励扭曲这三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如果科学家能够拥有和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其科研绩效完全正相关，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科学家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同时根据科学家的科研绩效来进行资源分配也是激励相容的。反过来，如果我们发现科学家的资源配置与其科研绩效不完全正相关，甚至主要不由其科研绩效而是由其他因素影响或决定，那么我们可以推论，科学家的资源配置机制是低效率甚至是失效的，而相应的激励机制也是扭曲的。

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开展分析是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经济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寻租行为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状况。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生产中资本（人或物）的错配（例如，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91；Acemoglu，1995）。然而，根据Romer（1986）的内生增长理论，科学技术知识能使经济持续获得递增规模报酬。因此，科学研究与知识生产中的寻租和扭曲在宏观层面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影响特别重要，但实证分析却很少涉及这一主题。

我们首先从媒体报道中寻找开展实证研究的线索，部分媒体报道认为，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科研人员资源错配问题，例如，在广泛报道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案件中，李宁被指控违规占用超过2 0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 也有媒体报道和网站评论认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选拔过程中也存在腐败现象。中科院院士声望极高，享有研究资源配置方面的特权，且受到高薪追捧，可以获得直接的物质利益。

一些科学家认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选举过程不透明，更多地依赖个人关系和游说而非科研成果。作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拥有重要影响力的著名科学家，施一公和饶毅2010年在《科学》杂志上使用较多证据有力地指出了中国科研界由关系引发的扭曲效应。 他们认为，中国有相当大比例的科学家在建立关系上花费了太多时间，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参加研讨会、讨论科学问题和培养学生；对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科学家通过关系进行评价，低估了科研成果的价值。他们的研究引发了对科学家精力及资源在游说与研究之间错配的担忧。此外，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科研界可能已经陷入了Acemoglu（1995）所描述的“寻租均衡”，即当今科学家的寻租选择影响了未来科学家的寻租激励。

在本章的实证分析中，我们描述并实证分析了2001—2013年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选举院士时存在的资源错配问题。我们关注在中国社会联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同乡关系。同乡关系在中国的文化中非常重要，并且能找到可被观测和记录的衡量指标。我们根据候选人与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的籍贯是否相同来衡量是否存在同乡关系。

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2001—2013年期间，有同乡关系的候选人最终当选的概率比没有同乡关系的候选人高出39%。在控制了学部-年份固定效应、籍贯固定效应、大学固定效应和任职单位固定效应后，这个结果仍然非常稳健。此外，我们发现，与非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同乡关系和与其他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同乡关系均对结果没有影响。这些“安慰剂”变量的实证结果进一步明确了较高的当选概率来自与候选人本学部有影响力的人员之间的同乡关系。最后，我们发现，候选人与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的校友关系和同事关系对当选概率没有显著作用，表明上述结果不太可能受到教育背景、任职单位等有关候选人质量的“软”信息的影响。

我们研究了同乡关系在两阶段选举过程中的影响。第一阶段选举由每个学部内的所有院士通过邮件进行，其主要目的是筛选明显不合格的候选人。我们发现第一阶段的通过率与和本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同乡关系无关，而与候选人被提名时的科研绩效（由 H 指数衡量）相关。同乡关系的作用完全体现在第二阶段。在该阶段的面对面会谈中，个人游说可以更容易地影响选票，而科研绩效却不能影响当选概率。

在2007年后，拥有同乡关系的候选人不再有较高的当选概率。从该年起，为了使选举更加透明和公平，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修改了院士选举规则。在第二轮投票过程中，所需要的赞成票最低比重从一半上升到了三分之二，并且最终当选的院士名单会在线公布。我们推测，选举规则的变化可能会使得本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难以为自己青睐的候选人争取到足够的选票。

如果同乡关系使得候选人当选院士的门槛降低，那么可以预测出两个结果：（1）有同乡关系的候选人的平均科研绩效较低；（2）有同乡关系而最终被评为院士的候选人在所有候选人中科研绩效较低。在分析候选人的 H 指数和其他度量科研绩效的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前者不成立，也就是说，候选人的质量与同乡关系无关。但是，后者得到了有力的实证支持。例如，在最终当选的候选人中，有同乡关系的候选人发表引用次数超过100次的高质量论文的比例只有无同乡关系的候选人的一半。这种差异主要来自对无同乡关系的候选人的主动筛选。我们通过计算得到，在剔除了家乡背景对评选的影响后，发表高质量论文的候选人的当选概率提高了2.7%。相比所有候选人都有同乡关系的情景，在候选人都没有同乡关系的假设情景中，发表高质量论文的候选人的当选概率提高了近20%。

在实证分析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发现，当选院士不仅使该科学家被任命为院长或大学校长的概率增加了一倍，而且每年能为其任职单位额外带来约950万美元的政府经费。拥有院士头衔意味着可以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资源，因此对资源配置具有重大影响。

本章补充了有关社会联结影响科研资源分配的文献。例如，Li（2017）研究了评委“关系”在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中的作用，并发现与评委存在历史引用关系的申请人更有可能获得资助。Zinovyeva与Bagues（2015）发现，在西班牙，与评委的工作关系有助于进行学术推广。Durante，Labartino与Perotti（2011）发现，在意大利，家庭关系在科技人才招聘中会发挥作用。

对于中国资源错配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间的资源错配。Hsieh与Klenow（2009）记录了中国与美国劳动力边际产量和资本边际产量的巨大差距，并认为将中国公司资源重新分配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另见Brandt，Biesebroeck and Zhang，2012；Khandelwal，Schott and Wei，2013）。本章关注科研界这一独特领域，为同乡关系引起的分配机制扭曲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此外，本章还丰富了有关研究群体偏袒的扭曲效应的文献。中国国内越来越关注关系的滥用问题，其中同乡关系尤为突出。然而，偏袒行为带来的扭曲效应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例如，Burgess（2015）表明，在肯尼亚，当地人口与总统属同一种族的地区能够获得两倍于其他地区的道路建设资金，道路的长度也是其他地区的四倍。

本章的研究也有两点不足。首先，我们只观察了可能形成资源错配的渠道之一。尽管我们后续也讨论了没有社会联结和相应寻租的假设情况，但是在反事实情景中很难准确估计院士当选人的质量。其次，我们难以衡量社会联结行为的最终影响。我们证明了社会联结会降低当选院士的质量，但是并未研究其对科研资源配置的全部影响。

本章第二节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背景信息，概括了院士选举过程，并讨论了同乡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第三节讨论了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第四节对同乡关系在院士选举中的作用及其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节得出了结论。 91yWtnxGsGQSj82gNzDFVtRQng628gkQF3w8CU8LaBhf99AYf+USLvVY5e6hoQ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