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由于创新具有“知识外溢”的特点，因而它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在缺乏政策引导的环境中通常会导致公司对于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Aghion and Jaravel，2015）。市场失灵理论、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以及系统失灵理论均认为，政府支持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公司创新。然而大量实证研究却发现，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和挤出效应的存在，R＆D补贴（Wallsten，2000）、税收优惠（陈林与朱卫平，2008）和政府采购（胡凯等，2013）等以资金支持为主的传统政府支持政策对公司创新有着负面影响。由资金推动的公司创新往往只具有短期效应：当有大量政府补贴或者税收返还资金投入时，公司创新较多；而当政府补贴下降时，公司创新随之减少。通过科学家的“雇中学”提升公司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能力才是真正推动公司创新的长效机制。因此，如何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是政府今后制定创新支持政策和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以来在地方政府大力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公司院士工作站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公司院士工作站是由院士专家团队与公司科技工作者共同参与的一种“政产学研用”合作创新平台。《中国科协关于推进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院士工作站要充分发挥院士专家的技术引领作用，帮助公司培育科技创新团队，集聚创新资源，突破关键技术制约，推动产学研紧密合作。可以预期，不同于以往单纯以资金支持为主的创新支持政策，院士专家等科学家的参与将会更长久、更切实有效地提升公司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中国尖端科技研发资源大多分布于科研院所，与公司研发呈现割裂状态，因此，有效促进产学研高效合作，解决当前创新资源分散、封闭、缺乏整合的问题，成为我国当前创新管理实践最为迫切的需求。特别是考虑到公司创新往往是一个多阶段的漫长过程，涉及选题创意、研发开展、疑难咨询、联合攻关，以及专利申报和产品化等多个阶段，因此对复杂漫长的创新过程中的公司和外部机构合作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顶尖科学家因为处在公司、科研院所和学术圈等社会网络的中心位置，可以为公司参与外部知识的交流与产学研合作发挥至关重要的桥梁效应。
近年来的研究已经发现：在产学研合作领域中，专利买卖等正式合作渠道对公司创新的贡献逐渐减少，而公司资助科研项目、签署合作研究协议，以及人员互访等非正式合作渠道对公司创新的贡献逐渐增加（Perkmann et al.，2013）。因此，如何通过公司与科学家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渠道促进公司创新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亟须探讨的问题。
Holmstrom（1989）较早提出“创新需要长期投入和冒险精神，因而创新激励不同于普通工作激励”这一观点，但是此后的研究更多关注如何对公司CEO等管理层进行期权形式的薪酬激励（Manso，2011）以及对非管理层的期权激励（Chang et al.，2015），特别缺乏对于真正开展创新工作的创新发明人及科学家的创新激励。在国外文献中，较早的突破出现在Akcigit等（2016）的研究中。该研究发现：税收差异显著影响拥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对工作地点的选择，这表明经济激励具有显著效应。Aghion等（2018）利用芬兰的个人收入数据和公司经营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公司创新使创新发明人及科学家个人的收入有了显著增长，并且这种收入增长也溢出到公司所有者和其他员工。除了收入方面的货币激励外，组织中科学家的加入也会发挥同群效应，在精神上激励其他科技工作者努力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