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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个神童以逆天的智商赢得无数赞叹，却又谜一样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就是懂得利用浮力给大象称体重的曹冲。
有一天，孙权给曹操进贡了一头大象，曹操很想知道大象的体重，于是就命他的军师们想办法。
这时，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大象牵到船上，标记吃水线，然后把大象牵走，往船上装石头，让吃水线与标记齐平，再称船上石头的重量。
“曹冲称象”这个故事，出自陈寿的《三国志》。据书中记载，曹冲字仓舒，生于建安元年（196），13岁就因病夭折，曹操十分悲痛，曹植还为他作诔文以悼念。
据《三国志》记载，曹冲五六岁的时候，心智就已经达到了成人水平，称象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年龄段，也就是建安五年（200）前后。
注：官渡之战发生在建安五年。
这个故事记录在《三国志》正文里面，按理说可信度很高，但是从清代开始，就有一些学者质疑其真实性。首先站出来打假的，是康熙朝的学者何焯。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岭南交州一直由军阀士燮兄弟控制，直到建安十五年（210），孙权派步骘出任交州刺史，才收服士燮，控制了岭南。
何焯认为，孙权控制了岭南，才有可能获得大象，而曹冲早在建安十三年（208）夭折了，所以不可能称象。另外，置船刻水的称量方法，可能早已有之。
事实上，何焯的质疑并不成立。因为在汉末三国，亚洲象广泛分布在长江流域，随着气候变冷和栖息地被破坏，亚洲象的分布区域才逐渐退缩到华南、云南。
上文提到，曹冲称象的时间在建安五年（200）前后。正好在这一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接管江东，他一改孙策的反曹立场，主动与曹操修好。
孙权在遣使修好的同时，完全有可能献上一头大象作为国礼，这与称象的时间几乎严丝合缝。当时亚洲象的活动北界在秦岭－淮河，所以在中原地区十分罕见。
尽管何焯的质疑难以成立，但是各路专家并没有停歇打假的脚步。到了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提出，曹冲称象的原型是一个印度故事。
注：陈寅恪认为，华佗的名字是梵文“药神”的意思，其外科手术的治疗方法源自《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
据陈寅恪考证，曹冲称象的故事原型出自《杂宝藏经》，这是一部佛教故事集，其中有一篇《弃老国缘》，提到了利用浮力给大象称体重的方法。
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弃老”的国家，法律规定，国中的老人都要被遗弃。但是有个很孝顺的大臣于心不忍，就在地下挖了一间密室，秘密赡养自己的老父亲。
有一天，天神突然降临弃老国，给国王出了9道难题，并且以7天为限，如果无法解答，就要毁灭这个国家，只有回答正确，国家才能安宁。
国王十分忧愁，便找群臣商议，大家都表示为难。那位孝子大臣就回家去问父亲，他父亲竟然可以一一解答，大臣依照父亲的答案答复天神，天神满意而去，并答应保佑这个国家。
事后，国王重赏孝子大臣，这位大臣道出实情：所有的应答都是父亲的智慧。遂令国王改变了对老人的态度，下令全国都要尊敬供养父母。
在天神提出的问题中，第三问就是要给一头大白象称体重，而老人给出的答案，与曹冲的方法如出一辙，都是把大象牵到船上，利用浮力称重。
陈寅恪认为，这应该是曹冲称象的故事原型。但由于大象是南方之兽，曹操的领地内并不出产，故而将其与孙权进贡混为一谈，这不过是民间文学的通病而已。
注：鲁迅先生否认说过这句话。
但是，陈寅恪的观点却存在一个大漏洞：《杂宝藏经》是两个西域僧人吉迦夜、昙曜在北魏延兴二年（472）翻译成中文的，比曹冲称象晚了270多年。
对此，陈寅恪的解释是：《杂宝藏经》并不是单部佛经，而是众多佛经故事的荟萃，其中很多故事早就被翻译为中文，流传到中国。
虽然陈寅恪认为《杂宝藏经》中的故事很早就已传入中国，但是他只举出了一个例子——《杂宝藏经》中的一个故事，是《那先比丘经》的叙事梗概。
从前，弥兰陀王自恃智商爆表，决定要羞辱他治下的臣民，结果遭到了佛教大师那先比丘的一万点暴击。
《那先比丘经》的中文译者已无从考证，其翻译时间可能在东晋，与《杂宝藏经》时间接近。而称象故事本身，在佛典中找不到比《杂宝藏经》更早的文字。
注：《那先比丘经》传入中国的时间稍早，但是其具体情况缺少记载，并不能有力地证明陈寅恪的观点。
比起北魏时才汉译的《杂宝藏经》，陈寿距离曹冲生活的年代不到50年。而且陈寿是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家，为了力求真实，宁可放弃大量精彩生动的史料。
陈寅恪对“曹冲称象”的怀疑，可能基于这样一种误解：大象在古代中国并不多见，而在古印度却用途广泛。但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南方，大象并不算珍稀物种。
曹冲利用浮力称重的方法，其实古已有之。《苻子》中记载，战国燕昭王时，燕国人曾利用浮力给一头大猪称重。《考工记》中也有利用浮力检测车轮重量的方法。
要测量木制轮子各处质量是否均匀，只要把它放在水中，测量其各处浮沉程度是否一致即可。如果浮沉程度一致（“平沉”），轮子各处质量分布必然是均匀的（“必均”）。
这说明，利用浮力称重的方法，并非外国人的发明。无论这种方法是曹冲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都足以印证陈寿的观点：曹冲五六岁已具备成人之智。
虽然曹冲早夭，留下的资料很少，但称象事件却并非孤立记载。与《三国志》成书时间差不多的《江表传》，也记录了曹冲幼时称象之举，只是并没有精确到多少岁。
①“邓王”为曹冲追封的爵位。
注：《江表传》还记载，孙权后来送过两头大象给蜀汉后主刘禅，魏文帝曹丕也向东吴索要过象牙，可见东吴盛产大象，而且有把大象作为国礼的传统。
因此，尽管多篇看起来很逼真的故事最终都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是《曹冲称象》这篇看起来很有问题的文章，却千锤百炼而屹立不倒。
曹冲称象的真实性，之所以被学者们质疑，除了曹冲的智商太逆天之外，还有就是基于对古代中国大象分布的一种误解，似乎除了岭南、西南等偏僻地区外，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很难见到大象。
事实上，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气候环境、植被分布迥异，在1050年以前，长江流域的气候环境还十分适宜大象的生存。公元前500年以前，黄河中下游曾经是野象的分布区域。随着气候变冷、人类活动日渐频繁、栖息地被破坏、滥捕滥杀，大象的分布区域才逐渐退缩到岭南、云南。
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来看，商周的统治区域存在野生大象。殷墟不仅出土了象骨，甲骨文中还有获象的记载，商周青铜器纹饰中也有象纹。《尚书·禹贡》九州中的豫州，“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的形象。《吕氏春秋·古乐》也记载了“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当时的大象不仅是家畜，打仗时还出动象队。《孟子·滕文公下》还提到“周公相武王……驱虎豺犀象而远之”。
西周中期开始，气候变冷，大象在黄河流域的生存环境恶化，但是淮河下游的淮夷、长江中下游的楚国、西南的古蜀，依旧盛产大象。
《诗经·鲁颂》记载，公元前7世纪，淮水下游的少数民族“淮夷”向鲁国进献的礼品中有“元龟象齿”，反映当时淮水下游有野象活动。《国语·楚语》叙述公元前6世纪初，楚国“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左传》记载，鲁定公四年（前506），楚国与吴国交战时，楚人在大象的尾巴上系上火把，以此恐吓驱赶吴军。据《华阳国志》记载，古代蜀国之宝有大象、犀牛，可见四川盆地同样有大象分布。
2500年前到1050年前后，大象的活动范围以秦岭－淮河为北界，偶尔迁徙到淮河以北，但是无法在那里过冬，而且一到淮北，就容易被当地民众捕获。东魏天平四年（537）八月，有一头巨象到达南兖州（今安徽亳州），被当地百姓捕获，送往京师邺城，东魏还因此而改元“元象”。
淮北的野象大体上是从淮南迁徙而至的。据《南史》记载，南朝梁承圣元年（552）十二月“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长江以北、秦岭－淮河以南有，甚至一直维持到北宋。《宋史·五行志》中记载“建隆三年（962），有象至黄陂县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复、襄、唐州践民田，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于南阳县获之，献其齿革。乾德二年（964）五月，有象至澧阳、安乡等县，又有象涉江入华容县，直过阛阓门；又有象至澧州澧阳县城北”。上述出现大象的区域，大体上位于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
长江以南地区，野生大象的出现频率就更高了。《宋书·符瑞志》记载：“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十二月丙辰，白象见零陵、洮阳。元嘉六年（429）三月丁亥，白象见安成、安复。”《南齐书·祥瑞志》记载：“（永明）十一年（493），白象九头见武昌。”以上出现大象的地区，位于今天的湖南、江西两省。《南齐书》还记载，南朝齐永明年间，“有象至广陵（今扬州）”。《文献通考·物异考》记载，南朝梁天监六年（507）三月，“有三象入建邺”。说明一直到南朝，人口较为密集的长江下游，都有大象出没。
北宋中期以后，野生大象的生存范围逐渐退缩到岭南，岭南地区的大象，于19世纪30年代前后灭绝。到今天为止，中国境内的野生大象仅见于云南西双版纳地区。
因此，宋朝以后，“象为南方之兽”的认识深入人心，清代学者何焯认为孙权只有控制了交州，才能获得大象；陈寅恪认为称象故事发生在印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