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弁言

巫鸿

本辑《世界3》将全部版面提供给“图像志文献库”这个题目。“文献库”的一般含义是收集和储存文献或图像，但这里所介绍和讨论的“图像志文献库”远远超过这个简单的实际功能，而是关系到美术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概念，美术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如何吸收西方美术史在图像整理这个领域中上百年的经验，加入到有关图像库建设的对话中去，并对建立全球性的图像志文献库发挥出独特的作用。

聚焦于这个主题的原由是张弘星博士主持的“中国图像志索引典”（Chinese Iconography Thesaurus）计划。该图像库坐落于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于2015年立项，经三年工作后在2019年10月实验性上线，供海内外研究者免费使用。正如他在本卷中的文章介绍的，该计划的目的是建立“一套覆盖唐代至清代一千三百年间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各个艺术种类具有代表性的图像志文献库”。全部实现的图库不仅可以让各行各业的研究者和学生检索特定主题的作品，而且可以帮助他们观察该主题在形态、媒介、时期、地区和意义等各方面的变迁和转换，并寻索不同主题之间的语义关系和由此形成的知识图谱。

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张博士参照了世界上几个历史最悠久并仍在持续发展的图像志文献库，与相关专家在观念、技术和方法等层次上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由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和OCAT研究中心于2019年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联合举办的“变化的前沿：图像志文献库的过去与现在”研讨会，是这个交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会上英国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院“图像志图片库”主任保罗·泰勒（Paul Taylor）、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艺术索引”中心主任帕梅拉·巴顿（Pamela Patton）、荷兰“图像志分类系统”（Iconclass）与“文化史图像数据库”（Arkyves）编辑汉斯·布兰德霍斯特（Hans Brandhorst），以及张弘星博士介绍了各自项目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的任务及挑战。这四篇发言在增益修改后包括入本卷的“专题研究”栏目中，并增以特邀张彬彬和朱青生撰写的文章，介绍和讨论了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的“汉画数据库”项目的理念和成果。本卷也提供了林逸欣博士撰写的对这次研讨会和其中讲话及讨论的一篇综合报道。

这里有必要简单谈一下“图像志资料库”的概念和任务。简言之，虽然本辑介绍的这些资料库各有不同的时间和地域范围以及独特的编辑理念和方式，但其核心概念都是“图像志”（iconography），即通过对图像的形象分析探究其文本根据和文化意义。建立图像库的目的是把海量的图像实例进行收集、分类和描述，并为进一步的美术史研究和阐释提供资料基础。对美术史有所涉猎的人都知道，“图像志”是研究任何美术传统都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方面：无论是宗教的、神话的、历史的或通俗文化中的图像，我们都希望知道它们可能讲述的故事和表述的思想；即便是装饰性的图像也承载着文化的信息或约定俗成的象征性含义，并通过特定联系方式构成规律性的组合。这些图像在未经处理之前是无序的，往往混杂于叠压的时空层次之中，不具有明确的历史位置，也失去了原生的状态和上下文。换言之它们只是散乱的数据而非经过初步消化的研究资料。在美术史学术研究的链条中，图像志资料库以科学和系统的方式大面积收集和整理这些原始数据，将之转化为含有基本历史信息的研究资料和证据。这一转化构成既是具有自身目的性的特定研究项目，同时也自然成为美术史研究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为更高级和复杂的图像阐释准备了宏大而坚实的基础。

可能有的人会认为图像志研究是所有美术史家都会进行的工作，因此质疑是否有必要建立大规模资料库——毕竟这种项目必须由专人管理而且要求年复一年地扩大和升级。对此我们可以考虑两个可能的回答。一是建立系统的图像志数据库和进行个案性图像志研究虽然有关但并不是同一回事，前者做的是以耗时耗力的密集型工作处理成千上万属于不同时期、地点、文化的图像。如果说个案类型的图像志研究是相对封闭性和焦点式的学术项目，目的在于达到关于具体图像的特殊历史结论，系统化的图像库则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机构性项目，它的主要“结论”和贡献在于分类和编目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以及检索和使用的便利。另一个原因是每个大型图像库从其创立之初都具有明确的方法论定位，并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理念、方法、组织和步骤。它们往往由具有宏观视野和方法论意识的重要美术史家创立，随后成为机构的传统和整个美术史界的宝贵财产。由于同一原因，它们也会不断受到新的美术史概念和科学技术的挑战，因此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审视和更新。一个眼下的例子是由于全球美术史的迅猛发展，不同美术传统之间的历史关系成为学者和学生注意的焦点，其中包括图像的跨地域流传和跨文化变异。以特定美术传统为基础建立的图像志资料库如何适应这种需要，因此成为一个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结合这组文章并发展新的关注点，本卷还包括了其他两种类型的专文。一类包括范白丁和张茜的两篇文章，把“瓦尔堡图片文献库图像志系统”和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艺术索引”作为美术史研究的课题，对其进行史学史的反省。另一类从理论角度思考“图像体系”的不同文化和知识背景以及图像检索系统的当代学科环境，包括郭伟其对中国古代图像象征体系来源的思考，以及高瑾所讨论的数字人文对艺术图像检索的启示和挑战。此外莉娜·李佩（Lena Liepe）以中世纪艺术为例，从史学史角度对西方美术史中的图像志与图像学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

配合本卷的主题，本卷中的三篇书评都聚焦于与图像志研究直接有关的书籍，但这些书籍却并非都是最近的出版物。黄燕所“评”的实际上是意大利人切萨雷·里帕（Cesare Ripa）于16世纪末出版的《图像学》（ Iconologia ）——这是在西方人文研究中建立象征性图像志体系的关键作品。这篇书评的内容也远远超出这本历史专著，而是包括了它在其后几百年中的出版和流传史，可以说是提供了这本关键著作的一项专题研究。祁晓庆和谢波所写的另外两篇书评，则分别关注于王惠民的《敦煌佛教图像研究》（2016）和黄士珊（Shih-shan Susan Huang）的《图说真形：传统中国的道教视觉文化》（ Picturing the True Form: Daoist Visual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a , 2012），二书均为近年出版的关于佛教和道教美术研究的重要著作。

本卷的特邀编辑为张弘星博士，我们对他的工作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