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写作本书的初衷缘于1975年，我当时作为赫伯特·克罗维茨博士（Dr. Herbert Crovitz）的研究助理，在北卡罗来纳州杜伦地区的退伍军人管理医院（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工作。在那里，我测试了一位大脑受到损伤的患者，他对任何新信息的记忆时长不超过几秒钟。这位先生和我交谈时很自然，看上去与其他正常人无异。但在我离开短短几分钟后再回来时，他却完全忘记了我们刚刚见过面。这位患者的病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既感到震惊，又十分好奇这背后的原因。我由此对记忆产生了深厚而持久的兴趣，并在过去的20年中一直在这个领域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赫伯特·克罗维茨激发了我对记忆的兴趣，而在研究生阶段和之后的岁月，在恩德尔·图尔文（Endel Tulving）的熏陶之下，这一兴趣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在过去的20年里，我十分幸运，能和许多优秀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共事。在此，我要感谢下列研究者，感谢他们的研究对于本书的贡献：玛丽莲·艾伯特（Marilyn Albert）、纳特·阿尔珀特（Nat Alpert）、芭芭拉·丘奇（Barbara Church）、林恩·库珀（Lynn Cooper）、蒂姆·柯伦（Tim Curran）、伊丽莎白·格丽斯基（Elizabeth Glisky）、彼得·格拉夫（Peter Graf）、乔安妮·哈布鲁克（Joanne Harbluk）、约翰·希尔斯特伦（John Kihlstrom）、比尔·米尔贝格（Bill Milberg）、莫里斯·莫斯科维奇（Morris Moscovitch）、玛丽·乔·尼森（Mary Jo Nissen）、米歇尔·波尔斯特（Michel Polster）、斯科特·劳赫（Scott Rauch）、埃里克·雷曼（Eric Reiman）、卡里·萨维奇（Cary Savage）、恩德尔·图尔文（Endel Tulving）、安妮·于克尔（Anne Uecker）、米克·维尔费利叶（Mieke Verfaellie）和保罗·王（Paul Wang）——他们还只是我合作研究者中的一部分。此外，对于本书涉及的现象和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多同行的指点和建议，他们是：史蒂夫·切奇（Steve Ceci）、玛丽·哈维（Mary Harvey）、杰克·雅伯布斯（Jake Jabobs）、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米歇尔·莱齐曼（MichelleLeichtman）、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詹姆斯·麦高（James McGaugh）、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罗迪·罗迪格（Roddy Roediger）和拉里·斯奎尔（Larry Squire）。与哈佛大学心灵–大脑–行为启动小组成员许多灵感迸溅的讨论，帮助我深入透彻地思考本书涉及的各种问题，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埃默里·布朗（Emory Brown）、约瑟夫·科伊尔（Joseph Coyle）、乔丹·菲尔德曼（Jordan Fieldman）、杰拉尔德·菲施巴赫（Gerald Fischbach）、杰里·格林（Jerry Green）、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伊莱恩·斯卡利（Elaine Scarry）和劳伦斯·苏利文（Lawrence Sullivan）。我也特别感谢对本书多版草稿给予洞见的同事和学生：莱尔德·瑟马克（Laird Cermark）、蒂姆·库兰（Tim Curran）、史蒂芬·科斯林（Steven Kosslyn）、魏尔玛·库兹塔尔（Wilma Koutstaal）、肯·诺曼（Ken Norman）、凯文·奥克斯纳（Kevin Ochsner）和罗宾·罗森伯格（Robin Rosenberg）。我也要感谢盖尔·贝森诺夫（Gayle Bessenoff）和丽萨·嘉露希尔（Lissa Gallucio）在整个波士顿查阅相关文献的努力，感谢马拉·格罗斯（Mara Gross）和金·奈尔森（Kim Nelson）持续追踪不断增加的参考文献。此外，毛拉·沃根（Maura Wogan）提出了许多实用的建议。在本书手稿的创作过程中，我的妻子苏珊·麦克林恩（Susan McGlynn）不仅带给我很有启发的反馈，而且对我常常因为需要多写一点内容而没有承担应尽的家庭义务给予了谅解和包容。她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的爱和支持，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我的研究也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许多公立和私立机构的支持，在此深表感谢，它们是：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Air Force Office for ScientificResearch）、康诺特基金会（Connaught Foundation）、查尔斯·A.达娜基金会（Charles A. Dana Foundation）、麦克唐纳·皮尤认知神经科学项目（McDonnell-Pew Program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美国国家神经疾病与中风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and Stroke）、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所有研究都有记忆受损的人士参与才得以完成，因此我特别感谢所有参与研究项目的患者和他们的家人，感谢他们为此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在介绍参与我研究的患者时，我使用的是假名或患者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也改编了部分的背景信息。

尽管本书旨在介绍记忆领域的科学研究，但这并不妨碍我在书中汲取艺术家的灵感。在收藏以记忆为核心主题的画作的过程中，这些作品中体现的艺术家的投入和关于人性的神思时常令我深感触动。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允许我在此分享他们的创作，讲述他们的故事。本书中复制的所有画作，除了马格里特的《被威胁的刺客》，其余均来自我的个人收藏。

在Basic Books出版社，我非常幸运能和一群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共事。自本书书稿被接收之初至付梓，我先得到了乔·安·米勒（Jo Ann Miller）的明智建议以及很有见地的写作指导。苏珊·拉宾娜（Susan Rabiner）也加入了本书后期的出版工作，她工作起来是那么知性、热情和聪颖，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终稿的品质。琳达·卡博恩（Linda Carbone）始终在帮助我实现更为简洁的表达，哪怕本书的工作打扰了她初为人母的时光时也是如此；我为此深深感谢她的付出。

我最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苏珊、汉娜和埃米莉，她们是我最具生命力的记忆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