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博的故事：记忆编码的性质

巴博（Bubbles P.）先生是费城的一名职业赌徒，他一生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掷骰子、玩地下扑克等赌博活动中度过。他没上过多少学（还说自己一辈子只读过两本书），但在某些方面他的记忆力非常惊人，恐怕连最博学的人也望尘莫及。在看完或听完一串数字后立即复述时，大部分人最多只能复述7个数字。如果不是要求复述而是倒背，多数人会记得更少。但不管是顺着来还是倒着来，巴博对数字都有惊人的记忆力。 为了理解他的这种能力，你不妨看下面这串数字：43902641974935483256，每个数字看一秒钟，全部看完之后马上移开你的视线，从最后一个数字开始倒背。我估计当你倒背至8、4或5时，就很难记起来下一个数字了；当然我也很乐意打赌说，几乎没人能倒背到0，能一路背完的就更不用说了。可像这样的数字串，巴博能一次性记住20个数字。他怎样做到的？难道仅仅因为他天生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藏在同形成碎片化经验类似的过程中，心理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编码（encoding）：将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转化为记忆的一道程序。我们可以将编码看成一种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特殊注意方式，之后如何回忆主要受此影响。

在20世纪60年代，伴随对“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白热化的争论，心理学家开始认识到编码过程的重要性。短时记忆只持续短短几秒钟。如今，研究者相信这种对信息的短暂保持有赖于一个被称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特定系统。工作记忆在极短的时间内保持少量信息，你刚才所做的数字串记忆任务就是一个例子。这种记忆的运作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比如，你需要查看电话簿才能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你先找到号码，然后穿过房间向电话机走去；在你穿过房间的过程中，你会尽可能飞快地反复默念这个号码；这时候，哪怕你被随意打断一下，也只好掉头重翻一次电话簿。一旦拨通了这个号码，你可能马上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为什么这种记忆逃逸得如此之快？

部分原因在于，负责这种工作记忆的大脑结构网络不同于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系统。当一些病人的大脑中部的内侧颞叶损伤之后，尽管他们能保持对一串字符几秒钟的记忆，却无法形成更持久的记忆，也无法回想久远的往事。也存在另一类病人，他们的大脑顶叶皮层的特定区域受损之后，长时记忆几乎没有受损，但他们无法维持对字符串的短时记忆。他们缺乏工作记忆的一个特定部分：“语音回路”（phonological loop）。大多数人都通过此回路短暂地维持语音信息。

编码的概念由此出现。借助语音回路反复默念一个电话号码，你对它的加工是非常粗浅的。为了得到更加持久的记忆，信息必须以更深入彻底的方式进行加工，你必须将它纳入已存在的知识和记忆之中。这意味着你需要比通过语音回路循环播放信息付出更多。比如，你不再仅仅单纯地重复5556024这串数字，而是赋予它们某种意义。如果你像我一样玩高尔夫球，就可以把555想成一个标准5码孔，而6024是18洞的高尔夫赛程的长度。这样一来，你进行了更深入的编码，当然也就能更持久、准确地记住它们。这一现象在心理学领域被称为“加工层次”效应。

类似的效应可能也在像巴博一样的事例中起作用。巴博精通数字，他看起来能非常轻松地把一长串数字分解为一系列有意义的单元和组块。在我们大多数人疯狂地重复这些数字时，巴博借助在赌场上多年来积累的技巧，将数字串转化成了一串记忆中现成的知识。毕竟整体而言，巴博并非记忆力超群。除了数字，他对于词汇、面孔、物体图片和位置的记忆力并不比普通人强多少。

精细编码

为了控制人们的编码方式，研究记忆的学者尝试了很多特殊的办法。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这些编码方式对记忆和遗忘症的研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假设我对你进行一个小的记忆测验，请你在一小时后回忆以下这些单词：地板、汽车、树、蛋糕、衬衫、花朵、杯子、草、狗、桌子。为了记住这些单词，你可能会构想一系列画面，或是单纯地一遍遍重复它们，又或是编个小故事将这些词串在一起。一旦任由你随意选择记忆的方式，我将无法探知编码方式的不同如何影响回忆的效果。因此，我需要想些办法控制你对记忆材料的加工方式。

研究记忆的学者发明了“定向任务”（orienting task）。在定向任务中，人们无法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信息，而是被引导着回答特定的问题，从而对材料进行特定类型的加工。比如我可以问你：“衬衫（shirt）是服装的一种吗？”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引导你对“衬衫”这个单词进行了一种较有深度的语义加工。因为你不思考衬衫的含义，就没办法答对这个问题。反之，我也可以问你：“衬衫（shirt）一词包含的元音字母多还是辅音字母多？”这样一来，你对该单词的加工层次相对粗浅，不用分析语义。因为你根本无须关注这个单词的含义，就能回答问题。假如你以这两种方式其中之一加工了包括衬衫在内的一系列单词，并且你需要尽可能地将它们一一回忆起来，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回答第一种定向问题能让你回忆或认出的单词量，远多于第二种问题。

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感到出乎意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类似的体会：那些具有某种含义的事物比没有含义的更容易让人记住。但实际上，只有一类特定的语义加工能提高记忆水平，那就是精细编码。运用此种编码方式，你能将新学到的信息纳入与该信息相关的知识系统。举个例子，你仍然需要记住衬衫一词，但你对它的编码方式变成了回答我的这个问题：“衬衫是否为一种昆虫？”同样，你需要关注衬衫一词的含义才能答对问题。与之前例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回答这一问题并不能帮助你将衬衫纳入你已有的关于衬衫的知识。这样一来，你就没有对这个单词进行一种有效的整合。所以，如果你是通过回答类似的问题编码这一系列单词，那么你对这些单词的回忆情况将会相当糟糕。

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记忆是我们面对和消化不断展开的事件时，自然而然甚至自动生成的副产物。如果我们想将一件事或者一个知识点记得更牢，就应该用心思考它，将之与已知的事物联系起来，充分进行精细编码。实验室研究发现，单纯地想要记住一件事情并不会让你记得更好，除非你能将这一迫切的愿望转化为有效的精细编码。比如，在准备一场考试时，一个善于考试的学生会尤其花心思，通过各种联想将学习材料组合成有意义的整体，如果他不需要参加这场考试，那根本没必要进行这样的精细加工。在上文提到的例子中，通过定向问题——“衬衫是否为一种服装”，我能确认你不得不以精细加工的方式编码信息。仅仅“用力去记”（trying to remember）是没有用的。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绝大多数能轻松回忆起来的日常经历，在事情发生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刻意去记住它们，比如昨天中午非常重要的聚餐、上周的一个大型聚会、去年夏天的度假，等等。某些时候，当事情显然非常重要时，我们也会格外留心，对事件进行更深度的加工。但哪怕我们很用力地记住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以便将来能一一回想起来，我们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这样的努力甚至有些危险，可能让我们的生活失控。记忆的机制在很自然地替我们选择什么被记住、什么被遗忘。我们的已知信息在塑造我们如何选择对未知信息的编码。对我们有意义的事物会被自动整合，从而更难被遗忘。记忆系统以这种方式使我们尽可能记住最重要的信息。

有深度地、精细地处理信息不仅让我们记住更多，也让我们记得更好。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提到的，如果我们在新认识一个人时，将有关他的信息和与之有关的事物联系到一起，那在未来会更有可能“回忆”出与他相遇的经历；如果不进行整合，那么我们很可能仅仅是“知道”这么个人，却想不起来任何与他有关的事情。我们能回忆出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伴随丰富而生动的细节，精细编码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作用。

记忆对于精细加工的依赖也有其负面作用：一旦没有它，回忆会变得支离破碎、非常贫乏。实验曾揭示了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很少有人记得硬币的正面和反面长什么样子，尽管大家日复一日地看到它们，使用它们。 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硬币时，只需要注意大致的形状和颜色，对表面的图案只有非常粗浅的加工。一旦抓取到了必要的信息，编码过程随即停止，我们根本没必要对一枚硬币有更多的了解。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和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在定向任务中的行为类似，非常表面、粗浅的加工即可完成任务。如果我们一贯地不带脑子做事，不仔细分析周围的环境，不反思自己的经历，那么对于从哪些地方出发走到现在、有过怎样的经历，余下的只有与速写画类似的记忆，代价不可谓不沉重。

编码与记忆术

在几乎所有提高记忆的方法中，精细编码都非常关键。最古老的记忆术是一种视觉想象法，最早由公元前477年的希腊演说家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发明。关于这个记忆术，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西蒙尼德斯是位诗人。有一次，他应邀去一个大型的宴会朗诵诗歌。宴会中，他突然被叫到外面去见两个年轻人。结果他刚从屋子里出来，会客厅的屋顶就塌掉了。所有的宾客都被砸得面目全非。西蒙尼德斯通过想象宴席上的每一个位置，再回忆在每个位置落座的人，最终重新列出了所有宾客的名单，被大家视为英雄。

西蒙尼德斯能一举完成如此困难的任务，全凭他所创造的系统性的记忆方法——位置记忆法，这一方法自此在古希腊变得有名。他是怎么做的呢？编码信息时，想象生动的画面，将需要记住的内容放在画面中熟悉的位置。之后回忆时，你就可以像西蒙尼德斯回忆宾客名单那样， 通过回想位置，想出与位置联系在一起的对应信息。比如，你记着要去买啤酒、薯片和牙膏，那你可以把家里的房间当作“位置”，想象你的卧室漂浮在啤酒里面，厨房整个儿塞满了土豆，客厅涂满了牙膏。等你到了商店，在脑子里走一遍家里的房间，就能想起来每个房间里要买的东西。

现代的记忆专家使用位置记忆法和与之相关的意象法，一次性记住大量东西，比如一大本电话簿上的所有名字和号码，其实无非是旧瓶装新酒。古希腊时代的演说家早就用这些记忆术记住篇幅甚长的演讲稿，罗马的将军用它们记住麾下成千上万士兵的名字，中世纪的学者用它们学习没完没了的宗教图腾。事实上，在整个中世纪，记忆术在社会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艺术和宗教生活极具影响力。

等到15、16世纪，西蒙尼德斯相对简单的位置记忆法被越来越巴洛克式的“记忆剧场”所取代。这种记忆法是由一些极具创造力的欧洲人构思出来的。这些复杂且有时相当漂亮的结构包含了成百上千的位置，每个位置包含着颇为神秘的想法和箴言。虽然记住“记忆剧场”的每个位置和箴言之后，我们可以在任意位置放入需要记忆的新东西，但记住这个“剧场”本身就是一个相当艰巨，甚至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应用这些记忆术本身所需的巨大记忆量，最终反而违背了促进记忆的初衷。

我想表达的关键是，视觉意象类记忆法的核心认知操作，即创造一幅画面，并将记忆信息与特定的位置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有深度的、精细的编码。记忆术所创造的丰富而细致的编码信息，尽管与我们先前具备的知识密切相关，却又不尽相同。根据我在前文所讲的，视觉重现对有意识回想十分重要，这似乎也说明，记忆术中的视觉意象能促进有意识的记忆。

事实证明，精细编码在类似巴博的记忆专家案例中也很重要。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想知道，普通人能否通过练习，在仅看过一次后就记住超过7位数字的内容。他们招募了两名普通大学生参加实验室的每日训练，这两名大学生需要在训练中回想出记过的数字串。开始几周的训练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其中一位学生终止了训练，但另一位姓名首字母为SF的学生坚持了下来，在不久之后，他记忆的数字串长度逐步增加，再后来急剧增加。几个月的训练下来，只要看一遍，SF就能回想出长达80个数字的数字串。

训练能否促进整体的记忆能力？任何人都能通过记忆训练，达到和SF类似的水平吗？当然不是。SF之所以能达到非凡的记忆水平，是因为他使用了精细编码。当能记住的数字串长度开始增加时，他找到了一个记忆的好办法，可以对数字串进行精细加工水平的分析。作为学校田径队的一名跑步运动员，他通过赋予那些原本没有任何意义的数字串跑步时间的含义，从而记住它们。比如，4125会被他想成“速度为每英里用时4分12秒5，在大风天还算不错的成绩”。他能记住不断变长的数字串，说明他进行精细编码的复杂性也在相应地不断增加。然而SF在其他方面的记忆能力并没有得到提高。在训练结束时，当需要记住的是包含字母的字符串时，他单次的记忆量并不能超过7个。

类似地，象棋高手也能记住棋盘中大量棋子的位置。一项研究表明，这些棋手只需要观察一副真实的棋局5秒钟，就能记住几乎全部25个棋子的位置，而新手只能记住4个。并且，棋手的记忆能力与他们是否知道接下来要被测试记忆无关。即使他们不刻意去记，也能记得一样好。但如果看到的是随机摆放的棋子，没有任何对弈的局势可言，他们能记住的位置的数量和新手没有差别。之后的研究表明，对于桥梁和电子技术方面的专家而言，在能够使用专业知识有意义地构想信息时，他们能记住的内容远多于新手；而一旦专业知识派不上用场，哪怕是同样的信息，他们的记忆水平也不会高于新手，对于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信息更是如此。

然而罗马并非一日建成的。要像拥有超级记忆力的专家那样，具备如此广泛而深厚的知识基础，并非一日之功。在许多领域，你需要通过长达十年的广泛学习、练习和准备，才能达到被广泛认可的专业水准。而这花费十年时间建成的知识库，能为高度精练而有力的精细编码提供基础。专家能从新事物中高效地提取关键信息，并赋予其丰富的含义，将其纳入已有的知识之中。经验丰富的演员记住长篇的台词，也是类似的道理。近期研究显示，演员们并不靠死记硬背记台词，而是通过分析台词找到角色的动机和目标的线索，记忆不过是这种精细编码自然而然的副产物。如一名演员所说：“我并非真的在记忆，我没有在这上面花半点儿精力，但最后就是记住了。一天的早些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些台词。”演员在寻求台词的深层含义时，会深入而广泛地分析角色所使用的一字一句，这反过来促使他们精确地回忆出这些台词，而不是仅仅回忆出大概意思。

精细编码的概念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被称为自闭症天才的人十分惊人的记忆能力。这些人通常智商很低，社交能力差到无法应付日常交流，然而正如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在电影《雨人》（Rain Man）中塑造的角色一样，他们可能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一位根据姓名首字母被称为JD的男孩，在5岁时被确诊患有自闭症。他从3岁开始回避社交，喜欢发出奇怪的叫声，身体总是摇来摆去，语言的发展也滞后于和他同龄的孩子。

但JD的父母发现，他在视觉记忆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年仅4岁时，他尽管不会阅读，却能用字母块拼出电视屏幕上飞快闪现的文字。家人一同出游时，他能准确记住他们曾走过的地方，一旦司机稍微偏离原来的路线，他会非常沮丧。父母还发现，JD有种神奇的能力，能帮助他完成那些需要复杂视觉分析的任务。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能在大约两分钟内拼完由500片构成的拼图。

心理学家林恩·沃特豪斯（Lynn Waterhouse）在JD18岁时对他进行了测试。JD当时的词汇水平相当于6岁的小孩，但对于搭积木重建复杂图像或维持物体位置的视觉记忆这样的任务，他的分数高得出奇。和巴博、SF一样，JD这种非凡的记忆力非常有局限性。比如，他很难记住人脸，词语就更别说了。他能毫不费力地对视觉模式进行操作和记忆，但在其他方面却很难做到。

博物馆测试

在上文提到的测试中，精细编码也能帮助我们理解现代艺术博物馆员工对绘画作品的回忆，结果相当有趣。参与实验的工作人员按照苏菲·卡勒的要求，回忆马格里特的作品《被威胁的刺客》（见图2-2），其中四人的描述如下：

（1）画上有粉色肉体、红色血迹，还有几个黑衣人。背景呈蓝色，阳台有一些法式铁制品，米黄色的卧室。看上去唯一显眼的颜色来自血迹，有点儿像番茄酱。

（2）这幅画画面平整，便于查看，长约2.3米、高1.7米，胡桃木色的画框，看着有些过于朴素。我从不喜欢它，对所谓的画中故事没什么兴趣，也没心思去琢磨这些东西。这么说吧，我从未仔细瞧过这幅画。

（3）这幅画有一种黑色电影的画面感，看上去神秘而奇异。它像谜一样在你眼前，给你提供了大量细微的线索，却无法从中推知任何结论。画中有几名黑衣黑帽的男子，装扮上挺像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阿尔伯特·芬尼，他们与一具尸体共处一室：画面中央那一个看起来像是谋杀者，他正在拨唱片机的指针，躲在两侧的两个男人看上去很是神秘。还有一个人的脸，从阳台窗户朝屋内看着，有点儿像太阳露出地平线。而且你如果看她（指女性尸体）看得足够仔细，会发现在那条毛巾下面，头可能被砍了下来。

（4）这幅画是一个谋杀现场，有几个穿黑衣服的男人，一个身体苍白的女人，以及泼溅的血迹。这就是我对它的全部记忆。

艺术家苏菲·卡勒询问了展馆内的工作人员对于这幅画的记忆，并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回忆。

通过这些回忆，我有一定把握猜出这几个人的身份：第四位回忆者是保安员，或其他类型的非专业人士，第一位也是，他们的回忆全部局限在作品的物理特征上。第二位回想起来的信息主要是作品尺寸和装潢方式，可能是个保管员。第三位的回忆有主题性的丰富记忆，可见他应该是负责策展或有类似专长的员工。这些猜测的理由显而易见：博物馆员工的记忆，主要取决于他当初对这一幅画的感受和想法，这些观感如何被编码，则取决于他长时记忆中的知识储备。

编码和记忆的过程可以说是不可分割的，但二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有时也会给我们制造难题。我们记住的是那些已经编好码的信息，而我们会对什么信息编码，又取决于自我——我们的经验、知识以及各种引起关注的需求都会对我们产生巨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不同的人经历同一件事，记忆却千差万别（见图2-3）。

杰里·科克通过自学成为一位面具手工艺人，他利用金属碎片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的废弃物，创造童年记忆中的人物面具。这些面具非常生动。《记忆、树与人》中面具上的脸，来自一位和家人同去阿肯色州偏远地区打工的人。小杰里在祖父的苹果树附近玩耍，这一家人路过时停了下来，看着这棵苹果树。杰里看出他们想摘些苹果，便说你们想摘苹果的话就摘一些吧。他们拿出几个大袋子，最后袋子里装满了苹果，还很髙兴地告诉杰里，他们明天还会再来。

但这个工人第二天跑回来，要摘走树上所有的苹果时，杰里的祖父非常不乐意。工人反复强调，是杰里说如果他想要的话，就可以把所有苹果都摘掉，而杰里却向祖父发誓，自己绝对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是不是一定有人在撒谎，还是他们各自对前一天的事情有不同的记忆？杰里的祖父必然理解，人与人对同一段经历的记忆编码可以非常不同，因为他明智地判断说：只有那棵苹果树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使最后他公平地解决了这件事情，但他始终没有调和两段截然不同的记忆。 QFFj9d7bfRMR2ucfrea8kAy2plRzZdMw/Z96t/vCBMQZPH+q6wsQiKa8m8ikM5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