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打赢脱贫攻坚战、圆满完成“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等伟大成就为标志，中国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个新发展阶段的最终目标，就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确定了两个具有定量含义的阶段性目标，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长期规划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确定人均GDP增长目标，也宣示了一个道理：在新发展阶段，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必要物质基础。特别是在推进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无论是遵循一般规律还是由于特殊国情，都意味着会产生诸多发展中的问题和成长中的烦恼，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本身来解决，而且这个发展必须遵循新发展理念，必须借助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本书将详细阐述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国际环境。至少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就呈现出低通货膨胀、低长期利率和低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状态，也可以说是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后世界经济复苏的情况下，长期停滞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同时，各国发展内顾倾向日益严重，供应链和技术脱钩现象频繁出现，这些问题都将进一步助长逆全球化趋势。

中国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新特点，给经济增长带来诸多风险与挑战。本书将揭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关系：第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其第一个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时）产生对经济增长供给侧的冲击，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第二，预计中国将很快迎来人口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即总人口达到峰值），并产生对经济增长需求侧的冲击，致使经济增长遭受总需求制约。因此，这两个转折点也是两个经济冲击引爆点。

无论是基于一般发展规律，还是从中国特有国情的角度，都会得出这样的预判，即面对国际和国内发展环境的挑战，中国在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标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前后，存在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或门槛效应的风险。对此，中国既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也不能采取回避态度。现代化途中不会处处鸟语花香。面对荆棘坎坷，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最终达到新发展目标确立的增长速度要求。

本书将结合经济理论、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探讨如何从供给侧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阐释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拓展比较优势，找到市场和政府作用的最佳结合点，最终实现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的转变。与此相对称地，本书同时探讨如何从需求侧挖掘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如何通过调整经济社会政策提高居民收入，以及如何通过改革和再分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本书还将回答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同时对社会关切的议题予以回应。例如，如何防止资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如何消除老龄化抑制居民消费的效应；如何既尊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聚集效应，又努力打破“胡焕庸线”的制约；如何利用改革的报酬递增性质，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如何充实和创新政策工具箱；如何通过建立中国特色福利国家，营造创造性破坏环境；如何与人口老龄化共舞，赢得老年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