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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心中国经济的研究者和观察者来说，既不要预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原来的增长率，也不必相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回归到世界均值水平。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不存在风险与挑战。要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同条件下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必须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要有更大力度的改革和开放。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三大攻坚战的首位，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跨越的关口。在新发展阶段，中国面临的诸多巨大风险与挑战中，包括一系列可能导致经济增速偏离合理区间、阻碍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实现，以致延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因素。中国人口变化已经被观察到的趋势会衍生出这样一些具有紧迫性和严峻性却容易被低估的风险因素。
就未来15年来说，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是实现GDP总量和人均水平翻一番，在“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才能做到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同时要求在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上述经济增长目标既是可以达到的，又需要高度重视各种风险，特别是人口因素可能设置的障碍。
本章前面所讨论的经济增长潜力仅仅是未来实现预期发展目标保障的一个方面。一般来说，把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的区间，需要三个方面的保障，或者说需要克服三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是从供给侧看的增长潜力，表现为GDP潜在增长率。一般来说，经济学家用生产函数（即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式）来描述这个供给侧的实现过程。也就是说，如果写出一个等式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在等号的左边，右边是资本、劳动力、资源和生产率等变量。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这些变量已经或者将发生变化，因循以往的模式不再可行，必须找到新路径，挖掘这些变量的供给潜力，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其次是从需求侧看的增长潜力，表现为对潜在增长率的需求保障程度。一般来说，经济学家用国民经济恒等式来描述这个需求侧的实现过程，即总产出等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之和，即人们常说的三匹马并驾齐驱的需求“三套车”。可见，需求侧也是一个等式，与供给侧的生产函数相辅相成，两者完全重合，即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有出路，才能支撑潜在增长能力的实现。
如果说，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是供给侧的新常态，表现为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话，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变化将成为制约潜在增长率实现的主要因素。所以，经济改革既要继续从供给侧着眼和发力，也要更多地转向需求侧的相关领域。
最后是从第三个维度上，一系列难以预测、尚未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被忽略的风险因素构成对实现潜在增长率的制约。这个所谓的“第三个维度”，可以说是一个残差项，包含通常经济分析中观察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因素之外的诸多变量。这些潜在的风险因素既包括大概率的“灰犀牛”事件，也包括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以及其他种种未能观察和预见到的意外事件。
其实，最常见的风险和突发事件往往是以一种长期被多数人所忽略，或者视而不见，却在未曾预料的时间和地点，以极端的表现方式暴发的不期而至的冲击性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15年起，全球知名企业家和慈善家比尔·盖茨便发出警告，呼吁世界要像准备一场世界大战一样，对一次传染病的全球大流行未雨绸缪。2018年，他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文，预测可能发生大范围的流行病，造成全球至少3 000万人死亡，敦促全球给予高度重视，从情景模拟、作战演练、预防演习等方面更好地认识疾病的扩散模式，掌握从隔离措施和信息通报等方面进行响应的方法，以避免届时产生的恐慌和失策。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及至事到临头，众多国家的应对严重失当，均被盖茨不幸言中。
显然，盖茨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孤军奋战，他的警示之论均是建立在严肃的团队研究基础上的。所以，他做出的另一个预测也值得特别注意。2021年，盖茨出版了一本新书
，借助人们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切肤之痛，再次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可能结果发出警告。他估计，如果不能高效应对气候变化，未能兑现减少碳排放的承诺，仅仅从生命的角度而言，到21世纪中叶，气候变化致人死亡的概率将像新冠肺炎一样高，而到21世纪末，气候变化的致死率将高达新冠肺炎的5倍。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人民的生命会承受巨大的损失，经济和社会也会遭到破坏。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祟，妨碍人们未雨绸缪，为未来的风险（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视野的、具有必然性的风险）做好充分的准备呢？显然，这是因为必要的准备既需要足够的物质投入，还必然会损失当前的GDP增长。
例如，学术界也好，国际组织也好，甚至一些国家的政府，对于盖茨提出的疫病大流行风险也有所察觉，但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行动中表现出时紧时松、犹豫不决。从对发展中国家流行疾病的预防性支出援助来看，一方面表现为总体数量的长期不足；另一方面表现为发达国家政府仅仅在出现严重疫情的情况下才临时抱佛脚，大幅度提高援助水平，事后则又把已有的支出规模减了下来。
这就是说，准备不足看似重视不够，实际上是不舍得付出应有的投入，政府和社会都倾向于把大概率的“灰犀牛”事件视同为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以心存侥幸的态度对待。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发展制约来看，中国经济仍然可以保持实现中长期目标的潜在增长率，也有充分的需求潜力可供挖掘，保障实际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同时，我们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思维也在不断地增强，中国特有的举国体制使得我们完全能够应对来自第三维度的风险与挑战。然而，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并不能简单地依靠乐观和自信，而是要遵循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认识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兼顾改革、增长和安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