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正如多年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时不时会传出一些唱衰中国的声音，对于中国在未来10~15年的发展速度，也存在质疑声。例如，英国知名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最新的报告中预测，由于中国生育水平已经很低，且不会采取开放外来移民的方式补充劳动力供给，未来劳动力将以极快的速度减少，同时生产率提高速度放缓，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将在已经大大减缓的增长速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减速。与此同时，凯投宏观认为美国在上述因素方面均比中国有更大的潜力。

因此，该报告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无法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而一旦错过这个超越美国的时间节点，机会就会一去不复返，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第一。

表面上看，这种预测似乎有一定理论的、现实的和历史的依据。深入剖析其中的含义，有助于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简单判断。

我们先从理论上看看相关的判断及其背后的方法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判断，大多数讨论无非围绕三个源自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进行。我显然不主张采用这三个范式来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而是说有这样三个范式比较流行，支配着很多人的思维。我认为，其中任何一个范式都不足以说明中国经济的现状。

第一个范式是“菲利普斯取舍”（Phillips trade-off）。这就是学术界常说的“菲利普斯曲线”，格里高利·曼昆将其列为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它讲的是周期问题，即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消长关系。用这种范式观察中国经济，意味着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周期现象，是暂时性的。例如，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可以实现的增长速度的判断大相径庭，那些过于乐观甚至认为未来增长率仍然可能回归到8%的观点就有意无意地采用了这个范式。

现在存不存在菲利普斯取舍的表现呢？可以通过统计数据来判断。人们一般是看消费者价格和城镇调查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对应着看，两者的取舍关系在中国并未经常性地显现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很低，而且两者之间没有预期的那种交替、取舍关系。这就是说，我们无法找出中国经济增长遭遇周期性波动的证据。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但是总体而言，我们关于菲利普斯取舍的判断不会改变。

第二个范式是“卡尼曼回归”（Kahneman regression）。丹尼尔·卡尼曼是一位行为经济学家，他讲到一个回归现象，这个现象本来不应该用于研究经济周期问题或者增长问题，但是也被人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卡尼曼本人并没有特别对中国经济发表什么看法。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倒是对中国经济发表了很多看法，不乏真知灼见。他的一个看法是，有一个规律是谁也回避不了的，叫“回归到均值”，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回归均值水平。

这个均值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萨默斯解释说，他说的均值可以理解成“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世界平均增长速度是3%左右，所以他据此对中国经济做了预测，当时得出的结论似乎是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应该回归到均值了。当前，不管怎么看宏观经济，不管认同不认同具体的统计数据，恐怕谁也不会相信2015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回归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所以，萨默斯的判断实际上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萨默斯并非中国经济的唱衰者，我们应该从方法论角度理解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有助于我们用正确的方法论认识中国经济。其实，他所说的“回归到均值”是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的一个现象。生活中也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譬如在美国棒球比赛中，观众看哪位球员在本赛季表现异常出色的话，下个赛季他通常表现十分糟糕。也就是说，这个球员的潜在增长率是固定的，不管表现好还是表现差，最后都倾向于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这就是所谓的卡尼曼回归。

把这个现象类比于宏观经济学或者把这个概括应用于经济分析，对应的是宏观经济周期现象。中国经济从2012年以前的高速增长逐渐减速下来，并且潜在增长率仍然处于降低趋势，这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规律性现象。但是，作为长期发展过程，减速通常不会像周期性冲击引发的速度短期内骤降，所以即使遵循回归均值的规律，也应该以长期的趋势性现象表现出来。

第三个范式是“索洛趋同”（Solow convergence）。因为中国过去这些年处于经济增长趋同的状态，所以很自然也会影响学术界。趋同的定义就是，由于资本报酬是递减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其起点的人均GDP水平越低，随后的增长速度越快。这样，其增长速度会维持一段快于较发达国家水平的时期。如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世界经济趋于更加均等。

其实，在经济史上很长的时期里，至少在1990年前，世界经济从来没有出现过预期的趋同现象，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有“俱乐部趋同”，即几个群体内的经济体，如发达经济体内部、最不发达经济体内部，各自发生自我趋同。但是，发达和不发达经济体之间未形成趋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以及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加入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分工，加上亚洲一些国家对外开放，国家之间通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间贸易并分别获益。结果是全球经济真正出现了趋同现象。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1990年至今，在起点上人均GDP越低的经济体，确实在随后的时期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现象，在1990年之前也是见不到的。因此说，至少趋同的迹象是出现了。

中国恰恰是最典型的起点人均GDP最低，随后人均GDP增长速度也最快的国家。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到今天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规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趋同速度一定会放慢，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下降的。然而，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还有巨大的差距，仍然有继续趋同的空间，还在相当多的领域有后发优势和赶超发展的机会。

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减速期，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趋于增长稳态，或者按照萨默斯等人的说法，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回归均值”。诚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不是周期现象，因而不存在回归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也就是不再会保持以往几十年那么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赶超的潜力远远没有耗尽，因此，需要通过改革保持继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即预计在2050年之前，中国的增长速度应该能够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那就意味着所谓的“回归均值”应该是几十年后才会出现的事情。

从历史来看，自从美国取代英国长久以来占据的世界第一的位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苏联一度处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是非但没能超过美国，世界第二的地位也没保住。日本曾经以很快的速度赶超美国，1995年两者之间差距最小，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71.3%，但随后日本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自从中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逐渐在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上把日本甩到后面，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82倍，也达到了美国的67.1%（见图2—2）。

前文提到的凯投宏观的预测或许并无恶意唱衰中国经济的意图，但是其分析缺乏科学性和全面性，或者说对中国经济的了解缺乏深度，因而结论是不可靠的。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否定这个预测。

中国人口的增长日趋减速，老龄化加深速度也值得关注，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的确不能指望劳动年龄人口或新成长劳动力的增加，但是劳动力供给的巨大空间在于中国仍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可供转移。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5%，与美国的1%相比，意味着有24个百分点的劳动力有待转移到非农产业，而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每一个百分点就代表着800余万劳动力。

目前，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约16个百分点的差距，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宝藏。把进城务工人口转变为市民，可以显著扩大城镇劳动力规模。此外，在关键领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产生增加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因而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这是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xshXBYPCeki9QTF5RZTTajp6YNa6nMhMPlhfGNH5YrtrCnK1FuAqNqSyr6Tlukz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