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天人合一

什么是“天人合一”？“天者，自然之谓也”（[晋]郭象《庄子注》）。自然又是什么呢？从字面解释，“自”就是“本来”，“然”就是“这样”，“自然”就是“本来这样”。也就是说，“自然”是自在的、已然的存在，甚至是宇宙原初的全息。中华先民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大生命体，人和自然不是孤立的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是人类的朋友。因此，中华先民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沟通、默契和感应。只有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大自然才能给人丰厚的赐予和理想的生存环境。这就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中华艺术审美中的天人合一

中华古典艺术之中，在在可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下，笔者分别从“法天象地”“收天纳地”“融天入地”“顺应天地”四个方面，对中华艺术审美中的“天人合一”分类梳理并举例。

·法天象地·

北京故宫和天坛是现存中华古代“法天象地”最伟大的建筑。故宫政务区三大殿、三朝五门，取天数；生活区六宫六寝，取地数。政务区三殿分别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有五条屋脊，垂脊上有九个脊兽，宫里房屋是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五间，都暗含九五之数。后宫三殿分别叫“乾清”“交泰”“坤宁”。“乾清”指清天朗朗，“坤宁”指大地宁静，天地交合是大吉之象，所以，居中宫殿称“交泰”。天坛地基上圆，象天，下方，象地。“大祈殿”用于合祀天地，嘉靖间改天地坛为天坛，改矩形殿为圆形殿，三重顶分别覆盖青、黄、绿三色琉璃瓦，寓意天、地滋生万物；改山川坛为先农坛，在城北偏东建地坛，与天坛南北对应。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祈殿”改覆蓝瓦金顶，更名“祈年殿”（图 1-1）。圜丘上层中心的圆石象征太极，“九”是天数之极，所以，圆石外围铺九圈白石，每圈石块都是九的倍数，四面台阶也是九级。步入天坛，只见苍松翠柏，天地肃穆，围墙低矮，空间空旷，面积是紫禁城的三倍以上，人的视野与凡界隔断而与“天”通连。回音壁、回音石昭示人们，人的一言一行“天”都知道，都有回应。天坛全部的建筑语言，都在突出天的浩瀚、庄严和肃穆，给人向天境走近的心理感受。

建筑之外，“法天象地”这一根本法则贯穿在中华一切艺术活动之中。古人认为天圆地方，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造型为外方内圆，用于祭祀天地（图 1-2）；各地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璧，造型为一虚一实两个圆形，用于祭天。《考工记》记，“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正是说，舆之制乃取象天地。先秦有一种四山镜，圆形，方钮，象征天圆地方，镜面有四个山字左右旋转，象征天地旋转不息。秦朝统一钱币，从此，铜钱外圆内方，象征天圆地方，阴阳抱合。古琴里有天地之象：“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宫也，象五行也。”（[汉]蔡邕《琴操》）围棋棋盘方，棋子圆，棋子一半白一半黑，走棋如行天地之道，阴与阳相生相克。中国筷子用竹、木加工成首方足圆的造型，暗合天圆地方，手握不滑，进嘴圆转，符合中国人使用习惯，与尖而短、适合戳取食物的日本筷子，冷而硬、造型扁平的韩国筷子，各自表现出不同的民族个性。

中华先民认为，万物同情同构，人、自然生物与人造物之间有一种冥冥的联系，人造物也被中华先民认为自有灵魂与生命。中华有一种器皿叫“象生器”，模仿葫芦、石榴、蒜头、南瓜、竹节乃至人体造型，不是截取部分，而是完整地模拟活体生命的自然形态。其中对人体的效仿，集中体现了中华“巧法造化”的造物原则。即使是抽象形器皿，也往往模拟人体的整体和谐和左右对称，将器皿局部比附为人的器官，称口、颈、肩、腰、腹、足、耳、鼻、舌等，器皿被中国人赋予了生命意味（图 1-3）。

中华古代音乐“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礼记·乐记》）。古代线装书书页上方叫“天头”或“书眉”，书页下方叫“地脚”，左上角叫“书耳”，页心的点叫“象鼻”，中间对称的三角形叫“鱼尾”。古代书画家总是以人体的生命要素来比附书画。苏轼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成为书也”（《论书》）；清代书法家周星莲说，“字有筋骨、血脉、皮肉、神韵、脂泽、气息，数者缺一不可”（《临池管见》）。没有生命的汉字，被中华先民创造成为生命意象和自然景象合一的中华艺术形象。

·收天纳地·

中华古典建筑讲究在有限的空间里收纳无限。汉字“屋”与“宇”字意相近，整个宇宙就是中华民族的房屋，“天”就是中华民族的屋顶；建筑则是一个小宇宙，与大宇宙息息相通。所以，“竹林七贤”里那个刘伶，在家里不穿衣服，别人到他家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天地是我的房子，你怎么钻进我的开裆裤里来了？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居所要“接地气”，居家而能够有“天地入吾庐”的审美快意，就是说，房子里的人要与天地共生息。

中华古典建筑往往有一个中介空间。如殿式建筑，殿前往往有宽阔的露台，四边往往有走廊，叫“副阶周匝”。走廊和露台就是为让人的视野能够“收天”。人站在露台或是走廊上，凭栏远望，自然生出对天地、对历史、对人生的无穷感怀与追问。中式民居往往有天井、庭院等中介空间，使人居家仍然与天地息息相通，相依相托。江南的格扇门，首先是为了打开吸纳自然。漏窗、挂落、花罩、栏杆、美人靠……使中华民族的建筑空间有主有从，虽隔犹通。有了这么多中介空间和模糊空间，中华古人就可以居家而能“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明]计成《园冶》），与宇宙大生命息息相通。

中华古代村庄没有整体的设计，却胜似今人的整体设计，妙就妙在村民都知道珍惜自然，千方百计将自然引入居所，与自然相依为命。徽州村庄正像古诗写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唐]孟浩然《过故人庄》）：徽州宏村的南湖，水波不惊，荷叶田田；月沼岸边的房子高低错落，黑白块面有松紧，有藏露，有横竖，岸上画面清晰地倒映在水里，水里也是同样绝妙的画面，水中岸上，恍若镜照，移步换景，处处入画（图1-4）。楠溪江芙蓉村中心有池塘和方亭，村民在方亭里闲话桑麻，尽情地享受“山间之清风，与江上之明月”（[宋]苏轼《前赤壁赋》）；楠溪江埭头村村口，大树几人合抱，浓荫遮天蔽日（图 1-5）。几千年来，中华村民不用契约约束，就是这么自觉地维护他们赖以生息的自然。

中华古典园林从始创之日开始，就体现出收天纳地的设计思想。“丘陵为牡，溪谷为牝”（《大戴礼记·易本命》），山是阳，水是阴，阴阳交合，成为中华古典园林的基本骨架。明清，园林成了“壶中天地”，士大夫“不出户而壶天自春” ，清代戏剧家李渔称自己的私园为“芥子园”，“取芥子纳须弥之意”（《笠翁一家言文集》），“纳须弥”就是纳天地；苏州尚存晚明《长物志》作者文震亨设计的园林“艺圃”，小而能够收天纳地（图1-6）。江南园林明明匠心精巧，人力所为，又处处巧借天工，掩盖人为，明代计成《园冶》总结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融天入地·

中华民谚说，“曲生吉，直生煞”。这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中华先民对造型规律简洁形象的艺术表述。曲线容易与环境融合，方形、三角形容易与环境冲撞。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指导着中华先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恭恭敬敬地对待天地，人不可冲撞天地，造物亦不可与天地冲撞。

中华艺术史上，有三个时期的器皿造型有永远的典范意义。一是原始彩陶，往往呈外扩的圆造型，给人真力弥满的审美感受。半山彩陶瓮（图 1-7）造型雍容又不滞重，图案以点、线、面组合，有节奏，有旋律，白色的菱形纹样在黑色的围裹之中分外地响亮。二是商周青铜器，其主要的造型语言是方，又不乏圆的辅佐，美感坚实凝重。三是宋代瓷器，方中有圆，圆中藏方，既方且圆，既圆且方，既有人情味，又庄重大气（图 1-8）。可见，方圆之道是天地大道，也是中华器皿造型的大道，以方、圆为基本造型语言，器皿便容易融入环境。明清，器皿造型曲线太多，便显得柔媚有余，力度不足。总之，中华古代造物远离没有感情的纯几何形，始终在方、圆二字中求变化，以圆为主调，即便使用方形，也往往抹去棱角使之圆浑，以减少视觉的坚硬感和对环境的冲击力，器皿被中华先民赋予了自然韵味。

中华传统的殿式建筑，大屋顶飞出来，屋身收进去，台基向地面延展，形成整体的曲线造型，加上若干装饰构件，外轮廓呈非常柔和的天际线，与花花草草的自然环境达到了高度融合。曲线造型使沉重的大屋顶像是在展翅欲飞。《诗经》写周宣王的宫室“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小雅·斯干》），姚鼐《登泰山记》形容山上“有亭翼然”，都是赞美中华大屋顶的动感之美、曲线之美。中华园林建筑尤其讲究“曲”，曲廊、曲径乃至曲屋“化”在充满曲线的花木之中。如果中式园林里冒出一条笔直的马路、一座四角斩方的高楼，园林立马索然无味。

中华古典建筑构件和家具构件既有结构作用，又有装饰作用，丰富的曲线与自然界达到了高度融合。华表直冲蓝天，工匠就雕刻横向的日盘月盘插在华表上方，减弱它直刺天空的冲击力；牌坊的冲天柱刻上毗卢帽，桥梁栏板间的望柱头雕一只蹲狮，都是为了不让柱子直指天空；建筑的台基甚至城墙的台基、佛像的底座、工艺品的底座等雕刻成中部“束腰”的须弥座，“直”被巧妙地化成了“曲”，冲撞立马变成了和谐相处。大式建筑屋顶正脊两端的螭吻、垂脊上的脊兽、屋檐下的斗栱与门旁的抱鼓石，内院的垂花门（图 1-9），大殿内顶的藻井（图 1-10）和柱子下的柱础（图 1-11），大厅枋柱间的雀替和内顶的轩，房屋大门和仪门上的砖雕门罩……都是通过“曲”使刚性的建筑圆转柔和，成为元气周转的“一”。徽州呈坎罗东舒祠堂宝纶阁，每根金柱上方都有一对镂雕云龙纹的枫栱，大厅里像一对对小鸟在展翅欲飞，给静止的建筑带来了动感和生气。太原双塔寺无梁殿的穹窿顶，用“叠涩法” 一砖一砖叠出弧形，工匠化直为柔的方法是多么聪明！徽州豸峰成义堂的牌楼门（图 1-12），简直是一群疯子般的工匠拼斗出来的！中华古代的工匠就是这样，一凿一凿地雕，一根一根地斗，不用一根钉，就把一块一块构件通过一个一个榫头拼合成为完整的建筑。格扇门必须用方造型，聪明的中华工匠抹去格扇门装饰区的四角，让它像丝结一样柔和，并且给它起了个柔软的名字，叫“绦环板”。绦环者，中国结也。用中国结形容刚性的建筑构件，多有人情味！中华先民就是这样，用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功夫，硬是把刚性的建筑化成了充满人情味的曲线构成。

家具又是怎么通过装饰构件减弱它与环境的冲撞的呢？明式家具桌面的四边是不露毛边的，必定要用木料封边成“冰盘沿”，“冰盘沿”要用花刨刨出“灯草线”“皮条线”“瓜棱线”等花式不一、宽窄起伏的线面——西方人往往称“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中华先民名物也要模仿自然。家具面面交接，不许有尖角戳手，而要通过“倒棱”磨圆，使手摸触感温润。桌腿与桌面之间，用“枨”使直角相交变为弧形相交；桌腿做成“内翻马蹄”“外翻马蹄”，使之与地面柔和地交接。明式家具的坐椅，工艺就更绝了：扶手和搭脑或出，或收，或搭脑从后背绕成扶手，刚性的木材到了工匠手里，似乎像藤条一样弯曲有弹力。“气”就这样周转在明式家具的构件之间，若干个构件浑融为天衣无缝的“一”。中华古人还用天然材料琢成文玩，打磨圆润，握在掌心把玩，称“暖手”；我看还可以再送它一个雅号，叫“暖心”。

中华传统器皿外露的部分，往往用自然形态的花卉、禽走、山水、林木作为装饰，疏远几何图案，因为花草禽走等题材的自然纹样曲线丰富，代表着宇宙大生命生生不息的美。中国人喜欢用龙凤纹作为建筑、器皿图案，除了图腾意味，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龙一伸一曲，凤翅膀一张一合，龙凤的体形具备了任意变化的丰富曲线和优美旋律。用龙凤装饰圆形合适，装饰长方形也合适，装饰什么样的形都能填满，都能合适。龙身很长，赵州桥栏板很短，聪明的工匠就让龙身“穿”到栏板背面去；宣纸不长，画家画龙，就用云雾半遮半掩。云与水最轻柔最富于变化也最澎湃最张力弥漫，最能够传达宇宙大生命永恒律动的美感，并且可以与任何题材搭配，可以将任何形状的装饰空间填满，所以，云、水图案也成为中国人表现生命意象的经典范本。

·顺应天地·

《考工记》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也就是说，中华造物讲究顺应天时地气，材料取自自然，适当加以人巧。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成为中华几千年来造物活动的总法则。

材料取自自然。中华古代乐器用天然材料土、木、丝、竹、金、石、皮、葫芦做成；家具、竹篮、漆器、藤编……皆是天然材料，用坏皆可以化为泥土，甚至粪便可以肥田，树叶沤烂成泥……一切在合于规律地循环，没有大自然消化不了的人造垃圾。

造物利用天时。中华古代漆器用天然树汁大漆髹涂，大漆在温暖潮湿的情况之下才能干燥，战国时期楚国的气候温暖湿润，适合髹漆，所以，楚国的漆器制造最为发达。而在北方，自然条件难以使涂层干燥固化，本着节约能源的宗旨，农业社会的工匠不备人工加湿加热的荫室，而备四季暖湿的地窨。

造物利用材料天性。《考工记》记，做箭杆要选圆的树干，圆的树干中要选重的，重的树干中要选没有节疤的，没有节疤的树干中要选颜色深的：都是为利用材料天性，达到最大限度的省工节约。荀况记工匠“ 以为轮”的工艺过程说：行驶于沼泽地的车轮，要木心向外 制轮牙，轮牙才比较柔滑（见《荀子·劝学》）。古代烧造陶瓷，选择木材大有讲究：有瓷器烧窑时间要长，就用纹理缜密、耐火的阴木；有瓷器烧窑时间要短，就用纹理疏松、不耐火的阳木。多么合理节约的造物观！

中华古代，北方大量可见的是生土建筑。所谓“生土建筑”，就是不用烧砖，而用黄土敲成土坯砖，砌成房子。陕北、陕西、豫西、陇东的生土窑洞，有地坑院，有靠崖窑，还有平地垒砖而成的锢窑。它们就地取材，冬暖夏凉，不破坏自然生态，且地坑院有下陷的庭院，可供人采光生息。新疆和宁夏的生土庭院，围墙不高，屋面低平，以减少风害；门特别大，以方便骡马进出；墙体很厚，只开天窗不开壁窗，以抵御昼夜温差和风沙灾害。福建山区的土楼，环形房屋群共用一个大门，围墙里住了许多人家，每家各据扇形楼层，合中有分，分而有合，有非常好的防卫功能。

苗族、傣族各取天然材料制造房屋。湘西吊脚楼是苗家省钱省力、适应山地的创举，竹竿木棍高高低低地插在山坡上，木板一架就成了房子。它仿佛深情地偎依着湘西山水，与山水达到了水乳交融，浑然如一。西双版纳潮湿炎热，傣家竹楼就地取材，楼下四面透空，人住上层，潮气不到，虫蛇不入，大阳台四面透风，大披檐遮挡了烈日。某体育馆仿傣族竹楼又有新创：上层通透，供来宾观礼，下层封闭，供运动员更衣——民族文化活在了当今。

砖、木、石灰等自然材料，手摸上去触感温暖，给人可亲可近之感。江南人用“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格扇窗”形容当地民居。南京秦淮河两岸，河房栉比鳞次。每当夏日的夜晚，推开临河的排窗，清风徐来，明月当空，波光粼粼，画船箫鼓，桨声灯影，真有“天地入吾庐”之感（图 1-13）。徽州山坳里有一丛丛农舍，像是从山里长出来似的，灰墙黑瓦与青山绿水是那么谐调，墙上的石灰经过风雨剥蚀，有水墨晕章般的美感。人们喜欢江南小镇，就是因为木、砖、瓦等材料与自然是如此地谐调，烟雨之中的江南到处像水墨画，赋予人亲和感与家园感。

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由来及其意义

中华古代文化是内陆农耕文化，中华先民每日感受到的是天地混沌，四时交替，阴雨明晦。年复一年，春种，夏锄，秋收，冬藏；每日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顺应大自然的四季轮回、昼夜交替也就是阴阳律动而作息，人与自然形成了特殊亲密的关系。这种与天地特殊亲密的关系，使中华古人无比敬畏天地。孔子说“天、地、君、亲、师”，对天地的敬畏在对君、亲、师的敬畏之上。这种对天地的感恩、敬畏代代相传，积淀为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积淀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它支配着中国人整体、连续、动态地观察天、地、人，重视与天地和谐共存。

尽管夏商先民对于天地的崇拜已经孕育了原始阶段的“天人合一”思想，而“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学说，肇始于春秋战国时代。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徐无鬼》）；孟子说，“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荀子说，“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论》）。儒家与道家都强调人与天的相感相通，天尊人卑，人必须合天，不同在于：儒家立足于人，道家立足于天；儒家强调人的能动性，道家提倡顺应自然。

在中华古代哲学典籍中，《易传》最早也最多地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动态共生，所以，《易传》被班固列为六经 之首。班固认为，其他五经“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推《易》为其他五经之源，认为不读《易》则无以论乾坤。如，《易传》说人类活动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应该遵循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大自然运行与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呢？“兼三材而两之。”“三材”指天、地、人；“两之”指兼取阴阳。天、地、人都在按阴阳相调的规律运行，人享有与天、地共生的崇高地位。不仅世间万物必须效法天地，人的立身行事也应该效法天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将道家的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糅合了起来，推天道以明人道，观天文以成人文，成为儒、道各家理论的原点。中华先民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整体观照的思维方式、中华古典艺术浓厚的形而上意味和宇宙大生命感、中华民族朴素的辩证法乃至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莫不可以从《易传》找到源头。

如果说汉代大儒董仲舒将东周诸子对天人关系的论述推向了“天人感应”，宋代儒家则将儒家的政治学说引向了道德和审美。宋儒张载首先写下了“天人合一”四个大字，提出了“民胞物与”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老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天地万物与我是一个大生命。《礼记·中庸》说“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已经有了强调人参与天地运行、帮助天地化育众生的意思；宋儒邵雍说得更好，“与天地参”要“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人既然参与大化流行，就应该参与天地化育众生，担负起《周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的使命（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宋儒告诉人们，天地自然化育众生，人应该帮助自然，化育众生。这“众生”包括了一切弱势群体、一切生灵。这是何等博爱的情怀啊！张载又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中》），将为天地为生民看作人生的最高使命。这可是全人类永久的使命！从汉儒的“天人感应”到宋儒的“天人合一”，中华先民完成了哲学重心从天到人的转移，哲学走进了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

晚明，士子们掀起了一股情感美学思潮。他们接过宋儒天人合一的旗帜，在合天的旗号下，行张扬天性、解放个性的实质：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李贽写《童心说》；戏剧家汤显祖提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牡丹亭记题词》）；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晚明士子标举的“天人合一”，则指向了张扬人欲。

以上可见，“天人合一”的内涵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哲学家们对“天”的解释随之越来越宽，有指宇宙，有指自然，有指天理，有指天性，有指命运，“天”成为一切非主观人为因素的总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里的“天”，正是指种种非主观能够控制的因素。冯友兰先生将中国人对“天”的理解归纳为五个方面：物质的、主宰的、运命的、自然的、义理的，提出“中国的哲学特别突出地讲人。它主要讲的是人有与天地参的地位，最高的地位，怎样做人才无愧于这个崇高的地位” 。“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最为杰出的贡献。

有学者说，“天人合一在实际上又是不可能的，人创造了文化，人与天就分离了” 。是的，从科学的角度说，天是天，人是人，“天”与“人”怎么可能“合一”呢？然而，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不是科学，而是一种人生理想、一种道德境界、一种审美情怀。中华先民重视精神层面的自得自足，人在与大自然“合一”的过程之中，自身修养到了“合天”的境界，由此获得最大限度的审美愉悦。

◇◇◇

人类在过往的活动之中，将自己看成是自然的主宰，无度地糟蹋自然，无度地戕杀其他生灵，因此被大自然推向了道德法庭。今天，炎黄子孙们终于重新觉醒，重新发现了本民族的传家宝——“天人合一”，觉悟到了只有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才会给人健康的生命、轻松的生活和无尽的收获。季羡林说：“东方文化之精髓在于‘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只能为友，不能为敌。‘敌’‘友’二字之分，实即东西方文化根本区别之所在……如能弘扬此种思想，实能济西方文化之穷，并使东方文化为人类造福，为人类未来造福，使人类免于破坏大自然之灾难，其意义不可说不大矣。” VB+Dk1sRCjqY/awkafmCNIcyWBfQAV2DEB9gisPalXYO7L4ov9w28dpF7sfHWI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