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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希·弗洛姆的这些电台访谈可以追溯到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也是他的第八个十年。他永远忙不完——阅读、写作、计划、学习，保持开放甚至好奇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弗洛姆留下的十二卷著作在当时已达到了顶峰，并得以完结，当他以一个警觉的、富有批判性的观察者身份对时代发表评论时，便可以从中取材。因此，本书重新整理的访谈记录是对他作品集的有趣的补充：它们的价值比起新颖，更多在于生动。大多数演讲和对谈都是在弗洛姆位于洛迦诺的公寓里录制的，其他的都是在苏黎世的广播电台录制的。阅读本书，读者在远处也能身临其境地与弗洛姆会面与交谈，这是这位伟人愉快地向读者发出的邀请。
除了早期用密集的德语书写的作品，我们在德国了解到的弗洛姆是一位只能通过翻译才能接触到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然而，在电台访谈中他又回归了他的母语。因为不是书面文字，访谈的语言直接得令人震惊。根据马蒂亚斯·克劳迪亚斯的说法，书面语言是一个劣质的漏斗，葡萄酒在其中会变成水。弗洛姆也更喜欢口语，喜欢说话，喜欢发言。本书呈现的就是如此。了解他的人能在阅读时听到他的声音。
我第一次见到艾里希·弗洛姆是1970年，在苏黎世的“斯托臣”酒店，后来我们也经常在这儿见面。很难想象他会担任东道主的角色。我们讨论了关于“过剩与厌恶”这一主题的演讲周期，他第二天将在当地的广播电台发表演讲。他坐在我对面，神情极为专注，不为嘈杂的环境所扰，向我陈述他的构想。当他说完时，我想：结束啦。然而并没有，现在轮到我了。他要求听到反对意见，尤其想获取关于潜在听众的信息。凭借着坚持和提出的问题——这充分证明了他对德国环境熟稔于心——他希望更接近听众。“观察胜于雄辩”是他的座右铭。他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带着厚厚一叠笔记和草稿，在我们闲谈时还在不断往里添加。第二天早上，他却看起来毫无包袱。我探了探他的公文包，他笑着摇摇头。我们开车去电台。他轻松地坐在麦克风前，畅所欲言，讲了六遍，时间精确到二十九分钟。他唯一的条件就是我在场。他需要一个面对面的、能够交流的匿名听众代表。在电台中听到脱稿却又内容集中的表达，是我们难得一遇的幸事。
当艾里希·弗洛姆论述他的主题时，我注意到一些东西浮现在“导演镜头”的另一边。虽然弗洛姆那时还不为人所知，但在苏黎世的广播电台里已经流传着这样的消息：这里可以听到一些声音。来自各个领域的员工——技术人员、秘书、门房，甚至编辑部的同事——肩并肩站在一起，竖耳倾听。我相信广播只具有较低的对话能力，人们不应该高估它，也不应该过度使用它，而应该找到一种适用于广播的、间接的表达方式。然而，弗洛姆却打破了这个规则。他以惊人的漫不经心的方式对抗威胁并轻松绕过了由媒介设置的障碍。这是如何做到的？弗洛姆以谈话的方式思考。对谈者并非摆设，而是和其反驳的言论一起，从一开始就作为现实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弗洛姆能成为如此优秀的演讲者，因为他也是一名如此优秀的听众。
是的，就在那一刻，在苏黎世的广播里，我清楚地意识到，艾里希·弗洛姆的书——多年来一直在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在德国也会很快地离开它们的藏身之处，开始不可阻挡地涌向公众。一段时间过去，他的作品已出版了约十二部。但我认为，弗洛姆必须亲自来结束这场睡美人般的沉寂。这很特别，但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在这里，作家和普通人是同一类人，其中一方向另一方解释说明。
他的声音是他语言的载体。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同一个主题上进行的不知疲倦的变化：复制和重复，深化和拔高，持续的新尝试和便于理解的宣传。
我想起了弗洛姆一次出色的且具有标志性的演讲——他七十五岁生日之际在洛迦诺举办的研讨会上，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厅里很拥挤。参加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他宣布演讲将持续约一小时，但在讲座开始前，他问听众是否会感到疲倦。差不多过了两个半小时，我们都还像他一样活跃。他一边说着，一边在讲台上来回踱步，像一位苏格拉底式的思想者，带着哲学交流的神情，说话的时候也在倾听。他是一位让听众参与其中的演讲者，只是偶尔带着自己的提纲回到讲台。后来，他把草稿留给了我：精神分析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以及将来会如何。（这份草稿描述的）正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他对内容广泛但从不偏离主题的陈述的凝练。这次演讲中，弗洛姆不仅论证了“社会造成的每个理论的缺陷”，还对弗洛伊德的阐释表示同意——对于由他引入的有关无意识理论的解释，必须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认真理解这一发现；其次，对基于时间分类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有明确的限制；最后，富有创造性地将其扩展到当今的知识领域中。
弗洛姆将弗洛伊德视作伟大启蒙哲学家的继承者。这体现在弗洛姆的这些演讲中，因为他用弗洛伊德来作对比。对我来说，他演讲的高潮是：“精神分析必须再次成为批判理论。”这应该意味着：它具有跨界治疗的功能。当它专注于某一种消除症状、缓解疼痛的方法时，它便迷失了自己。
无畏地追求真理，这一目的推动了艾里希·弗洛姆一生的思考。他几乎如侦探一般追踪着不必要的、令人不适的见解。人类独具一种顽固的“捉迷藏”的倾向。
人类畏惧世上的光，在昏暗的光线、夕阳或母腹中寻求庇护。但是弗洛姆要求并鼓励人们拿出勇气，去打破禁忌，去揭开伪装。他没有把自己排除在他对于被蒙蔽的批评之外。“每天分析自己，”他曾经向我坦白，“不要认为这会让我好感倍增。启示录这个词意味着揭露。这不是一个无害的过程。”
在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弗洛姆没有迷失在细节或无关紧要的小事中。这不是关于旁枝末节，而是关于生活。生活本身，不仅仅是我们存在的某一部分，而是它已经陷入了危机。人类已经成为人类的敌人。我们注意到一种野蛮化，一种原始化（也可以说是电视化）比比皆是：处于舒适之中。人除了应付自己，什么都可以对付。越没有，越想得到。因为已经精疲力竭，所以必须自我平衡。“人们以增加精神和情感疾病为代价，为健康的经济而奋斗。”这种状态导致了一种危及生命的、自杀式的、“恋尸癖”倾向，弗洛姆以一种朴实的方式描述了这种倾向，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其进行识别和刻画。
因为他是人类的朋友。他对他们的期望很高，因为他很信任他们。但友谊也意味着共情、同情的能力。这种情况已经很少见了。“我不是说，”他写道，“人们遭受的苦难比以前少了；而是人们与自己如此疏离，以致他们压抑了对自己痛苦的意识。有些人从来没品尝过幸运的滋味，但没有人从来没有遭受过痛苦。”那些不允许自己受苦的人将找不到丰满的生活。痛苦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可能是所有有感情的生物共有的情感。因此，从对苦难普遍性的感知中，可以获得与所有生物团结一致的慰藉感，这在人类的共情中变得活跃。这样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弗洛姆的内心，使他能够站在许多人的立场上。
汉斯·于尔根·舒尔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