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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99年特蕾西·雪佛兰的历史小说《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和2003年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同名电影的走红，维米尔的这幅画已经成为闻名世界的艺术作品之一。但画中的女孩究竟是谁，至今仍无人知晓。
此画原名为《戴头巾的少女》（ Girl with a Turban ），据推测其创作于1665年至1657年间。有人猜测她可能是维米尔的大女儿玛利亚，当时玛利亚十一二岁。然而除了年龄相仿外，就再无其他实质性证据。
也有人觉得她可能是玛格达莱娜，她是维米尔的赞助人彼得·范鲁伊文的独生女。支持该观点的唯一证据是这幅画曾为范鲁伊文所有。不管怎样，如果这个女孩真的是玛利亚或玛格达莱娜，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维米尔要将她画在全黑的背景里？画中本可以加一些与人物或地点相关的标识的。
委拉斯开兹1656年的画作《宫娥》是世界艺术史上最神秘的作品之一。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本人正面朝一块大画布工作，但由于是画布背面朝向观者，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在画什么。委拉斯开兹的背后有一面镜子，从中能清楚地看到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和王后玛丽安娜在镜中的形象。但镜子反映出的究竟是委拉斯开兹的画作，还是向我们展示国王和王后站在画面外，正观看委拉斯开兹画其他人的场景，目前尚不清楚。
图中的其他人物更为此画平添了神秘感。站在画面中央的是五岁的小公主玛格丽特·特雷莎，她身边的两位侍女便是标题中的宫娥。玛格丽特的右边有两个侏儒，其中一人正在用脚轻推一只大狗。在他们背后，王后的典衣御侍
正在同一名护卫交谈，这名护卫是画中唯一身份不明的人物。画面的最后方站着王后的内侍唐·何塞·涅托·贝拉斯克斯，他正在台阶上摆出姿势，一只脚站在比另一只更高的台阶上。我们并不知道他是要进屋还是要离开，也不知道这个贝拉斯克斯与画家有什么联系。
有人说，委拉斯开兹画的是国王夫妇的独生女玛格丽特，图中的其他角色是为了在孩子坐着被画的时候逗她开心。同时，从镜子里也能发现她的父母正在看着她。但是，我们还能发现画中有些角色透过画布直接看向了观者。有些人据此推测，整幅画描绘的其实是国王夫妇的视角，展现他们看到的委拉斯开兹为女儿作画的场面。事实上，从画中看向我们的人正是委拉斯开兹本人，让人不禁疑惑这究竟是谁在看向谁，这些元素使得这幅画更加神秘莫测。也许这幅画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在与画中的作者对视时产生的。
几乎没有哪两位艺术评论家或史学家对这幅画的解释是一致的，不过他们都一致认为这是一幅杰作。
18世纪70年代，托马斯·庚斯博罗开始尝试非常规的创新技术，以此来提高在纸上作画的质量。据1772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目录描述，他的作品是在“模仿油画”。1773年，庚斯博罗本人在用粉笔作画时，透露了他“研究的秘诀”，描述了自己如何将画纸浸在脱脂牛奶中，以加强白粉笔在纸上的黏附性，从而建立起粉笔和颜色的层次。最后一步是在画面上刷清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胶水把它涂满”。
庚斯博罗于1758年至1759年间创作的《风景中的奶牛研究》（ Study of a Cow in a Landscape ）被收藏在英国泰特美术馆，据该美术馆相关人员描述：这幅画上覆着一层已经褪色的固色剂。美术馆的介绍中还显示：庚斯博罗需要用“脱脂牛奶”来给粉笔画固色，但不知道他会不会用这个方式来处理铅笔画。
用脱脂牛奶给一幅奶牛的画固色，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挺合适的，但庚斯博罗的选择不大可能会被这种事影响。
几项关于肖像画的研究发现，画中主人公的脸都有明显的倾斜。一项对过去500年来欧洲近1500幅肖像画的综合研究显示，约60%的肖像画人物都倾向于露出左脸。男性肖像画中有56%表现出这种倾向，女性则为68%。后续研究证实了这一发现，并将其延展至14世纪绘画和美式绘画中。在描绘耶稣受难的画作中，有90%的画作都展示了耶稣的左侧脸。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自拍照片也是如此：人们更喜欢拍左脸。
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与大脑两侧功能的不同有关。据说情绪是由右脑控制的，右脑也控制着左脸的肌肉。这与其他研究报告的结论是一致的，即我们的左半边脸被认为更敏感，一般来说更讨人喜欢。另一方面，其他研究表明，当我们看别人的脸时，我们会更多地关注他们的右边。这就奇怪了，如果我们认为左边脸更敏感且更令人愉悦，那为什么会更想看右边脸呢？
对于这种左右偏好的问题，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大多数人都习惯用右手，但即使在左利手画家中，上述肖像画的研究结果也是成立的。主要的例外似乎都集中在自画像上，但由于自画像多是通过照镜子来画的，反而可能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结论。
左右手通用的达·芬奇是少数几个没在肖像画中表现出左右偏好的画家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最著名的作品《蒙娜丽莎》中，蒙娜丽莎也是将左脸侧向画家的，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女孩》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