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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一项针对威廉·莎士比亚、托马斯·米德尔顿、本·琼森和约翰·弗莱彻戏剧中单词出现频率的研究发现，莎士比亚使用“所有”（all）一词的频率明显低于他的同时代人，但他使用“意志”（will）作为名词的频率则高于其他人。
琼森最常使用“任何的”（any）这个词；弗莱彻喜欢使用“有”（have）这个词；而米德尔顿比其他作家更为偏爱“主人”（master）、“绅士”（gentleman）和“寡妇”（widow）这几个词。
米德尔顿的都市喜剧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大量使用这些词，但莎士比亚不爱使用“所有”（all）这个词的原因却很难解释。
我们对莎士比亚和安妮·哈瑟维的关系知之甚少。他们结婚时，他18岁，她26岁；6个月后，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苏珊娜；她一直住在英国的斯特拉福德，而他去伦敦当了剧作家；他去世后，给她留下了自己“第二好的床”。在他们的余生中，无论是一起生活还是分居两地，其中的问题都远远多于答案。
大概是安妮的怀孕导致了这场仓促的婚姻，但是否正是因为太仓促了，所以宣布结婚通告时，登记员把她的名字弄错了？主教结婚登记册上的记录显示，与莎士比亚结婚的女子是安妮·惠特利。难道说这位女子才是莎士比亚得知哈瑟维怀孕之前，真正想娶的女人吗？还是说这只是登记员的失误？有人甚至认为安妮·哈瑟维是一个寡妇，她曾嫁给一个叫惠特利的男人。
莎士比亚在与安妮结婚7年后去了伦敦，此后安妮去看望过他吗？他又是多久回斯特拉福德看她一次？这是一种分离，还是只是必要的工作安排？
他遗嘱中提到的“第二好的床”只是单纯的遗产，还是其死后的无礼行为？按理说，妻子应该有权获得丈夫相当一部分的财产，所以床可能只是一种额外表达爱意的方式。但遗嘱中提到的大部分财产（肯定也包括最好的床），都归他女儿所有。
1613年5月，莎士比亚的“国王剧团”在宫廷中演出了六部戏剧，其中一部名为《卡登尼欧史》（ The History of Cardenio ），改编自塞万提斯著作《堂吉诃德》的一个章节，该书于1612年第一次被翻译成英语。同年晚些时候，剧团又为萨伏依公爵的大使演出了这部戏，但当时其剧本似乎没有出版，现在所有的手稿都已经丢失了。
1653年，《卡登尼欧》注册出版，作者是威廉·莎士比亚和约翰·弗莱彻，这很合理，因为他们曾经合作过，尤其是在戏剧《亨利八世》中。如果这部戏的剧本流传了下来，学者们无疑还是会争论哪些部分是莎士比亚写的，哪些是弗莱彻写的。而现在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一连串使问题更加复杂的线索。
1727年，剧作家兼莎士比亚编辑的刘易斯·西奥博尔德宣布，他找到了遗失的《卡登尼欧》的手稿，并对其进行改进，从而创作出了他自己的剧本《双重背叛》（ The Double Falsehood ）。西奥博尔德所声称发现的手稿据说留在了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但该剧院在1808年遭到大火烧毁。也没有记录显示有其他人看过该手稿。
更让人困惑的是，一部1611年的戏剧《第二少女的悲剧》（ The Second Maiden's Tragedy ）也被认为与《卡登尼欧》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部戏剧只有手稿，且手稿上没有作者的名字，但它的主题也来自《堂吉诃德》，通常认为是托马斯·米德尔顿写的。然而在1994年，一位笔迹专家鉴定出手稿上是莎士比亚的笔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奥博尔德的一部剧本，据说是他根据弗莱彻和莎士比亚的手稿改编而来的，而该手稿本身可能又源于莎士比亚对米德尔顿一部剧本的手抄稿。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计算机分析，试图确定这些作品中有哪些部分是由莎士比亚创作的，但还不清楚分析结果是否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