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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一些巅峰时刻，剖析我的终身“英雄之旅”的基础之前，请允许我把你拉进激动人心的技能分析世界。当我带你跨过我生命中重要的垫脚石时，我会指出我一直使用的、但直到30岁出头才发现的可迁移的和自我管理的技能。可迁移技能，包括我们的心理类型、在我们生命的头三年发展的自然天赋等关键技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中来回切换这些技能，从而在我们需要动用我们的储备技能时迁移它们，使我们能够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做到最好。可迁移技能总是被描述为引导性的行动或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例如，“看到大局”“勾画”“调解冲突”，或者“自我管理”，它是一种技术性的方法，用来描述我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始终如一地保持的个性与性格特征，并且总是附加形容词或副词，如整洁、善良、勤奋、一丝不苟、亲切。当我向你们介绍我早期的巅峰时刻时，我会指出我一路以来使用的可迁移的和自我管理的技能，这些技能在我从青春期到现在的整个人生过程中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这种技能分析或技能鉴定的过程看作一种对个人技能的“挖掘”，挖掘我们内在的“金块”，它清楚地告诉我们自己的天赋是什么。在之后的“技能DNA”章节中，你将被引导完成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或多或少会做我向你展示的分析，但那是关于你自己的人生的。一旦穿过那扇自我意识和自我洞察的大门，就没有回头路了。自1977年以来，我的近2000个个人和团体工作坊的来询者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你将踏上通往更美好生活的道路。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我人生的前15年半是在纽约市人口最多的布鲁克林区本森赫斯特——黑手党横行的地区度过的。如果有人看过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的突破性电影《周末狂欢夜》，你就会看到我成长过程中真实的世界。那些工人沉浸在旧的天主教传统中，生活围绕着家庭、教堂、以“社交和运动俱乐部”为招牌的黑手党聚集地，以及哥伦布骑士团——一个拥有全国会员的意大利裔美国人社会组织。你在街区的这一部分是安全的，但在其他地方却成了攻击的对象。走到三个街区外的公共图书馆就像把你的身体健康握在手中。暴力是通用的“语言”，男孩和女孩互相打架，母亲们有时也会打架，咒骂、扯头发、打耳光。这也许是对的，权利掌握在那些最善于运用体力和智力的人手中。我是几个街区内唯一能看到的犹太孩子，如果我寡不敌众，我的意大利裔美国朋友会保护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制定了一个策略，我辅导那些来自不正常家庭的最坚强、最可怕的家伙，以换取他们的“保镖”服务（策略性思考，辅导他人，启发他人，激励他人）。这招很管用，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如果他们欺负我的话，我的“保镖”就会来找他们的麻烦。权利成为我毕生工作的一个中心特征。我很早就知道，无论如何，你个人的力量是你在生活的挑战中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勇敢，机灵，影响他人，批判性思考，解决问题）。恐惧是你的敌人。
我父亲不是个好人。他是一个工人，每天上班要花一个半小时到遥远的布朗克斯县的一家售卖家具、电器和音乐唱片的商店上班，为我母亲的一个叔叔和三个表亲工作。我在八岁的时候发现，在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社区的心脏地带，这是一家极具剥削性的商店，以惊人的价格销售商品，同时诱使客户从通用电气信贷公司那里获得长期贷款，后者收取的贷款利率高得离谱。在每台电视、冰箱、洗衣机、沙发床或床架上都有一个标签，一边是价格，另一边是代码，上面写着销售员能以多低的价格出售该商品。我父亲手下的一位推销员教我阅读标签，我开始意识到，我父亲和他的老板不仅是不诚实的人，还是通用电气信贷公司的帮手，该公司通过向穷人提供信贷，从穷人和无知的人身上获得数百万美元。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生一课，它播下了对掠夺性资本主义及其等级制度中对处于底端的穷人的剥削发自内心的仇恨种子（看到大局，分析数据，培养强烈的道德观，理解他人的动机）。
我的父亲几乎什么都没教过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我两岁半的时候，他从法国对德国的战争中回来，他从来没有教过我他在美国陆军训练过的徒手格斗技能。他是一个脾气暴躁、反复无常、易怒的人，他对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缺乏信心，尽可能确保我不是他的竞争对手，但在这个过程中，情况往往会适得其反，他所做的一切，让我在几乎每个方面都成为他不想看到的“对手”（保护自己的利益，快速地认清形势，评估选择，制订应急计划，有效管理威胁）。他经常无缘无故地批评我，他的情绪决定了他有频繁的言语攻击和偶尔的肢体攻击。17岁那年，我被选为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理事会成员，我开始明白他其实很怕我，所有的幻想都烟消云散了（社交，激发信心，领导他人，在大小团体中演讲，自信地沟通，雄心勃勃，热心公益，轻松地与他人接触）。那时我们被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所振奋，该运动支持任何注册的学生俱乐部邀请任何他们想听的演讲者到校园。我们一致支持学术自由，反对大学管理层拥有对学生俱乐部邀请外来者演讲的审查权。当马尔科姆·艾克斯和时任美国共产党主席的格斯·霍尔都被我们学校封杀时，我们学生准备在理事会投票，决定是否罢课一天，以支持学术自由（理想主义，愿意按原则行动）。当我在晚餐时告诉家人即将举行的投票时，我父亲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坚持让我按政府的要求去做。我问父亲：我上大学是要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想什么，还是要学会独立思考（辩论，批判性思维，在压力下保持冷静，坚决/果断地提出尖锐的问题）？我的父亲在自由主义的成长过程中逐渐成为一名政治右翼分子，他坚持让我服从“成年人”的命令。我们争论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我真的把他逼到了他卧室的角落里。最后我告诉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凭着他的信仰，他实际上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在我看来，他像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盲目追随者，而不是一个献身于民主原则和为自己思考的人。我能看到他眼中的恐惧，我很清楚他知道他将永远地失去我（准确判断形势，对当权者说真话，勇敢）。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具戏剧性的一次，我明白父亲的权利已经被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对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做出的妥协所削弱（批判性思考，连接点，识别模式）。最终，他与我的母亲离婚了，并与一位意大利裔美国人结了婚，皈依了天主教，但后来又背叛了她，与另一个女人同居了两年多，然后回到了他的第二个家庭。他成了当时的尼克松总统的种族主义的盲目支持者。如果他今天还活着，我毫不怀疑他会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有了这样的父亲，我学会了如何不做一个像他那样的父亲（寻求新的学习经验，善良，懂得感恩，得出有力的结论）。虽然岁月淡化了我对他的深深的蔑视，但我也认识到他是阶级和战争所造成的伤害的一个受害者。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怀疑他像在他写的一本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杀害了一个年轻的德国少女，这个怀疑得到了我同父异母的弟弟的证实，他向弟弟承认了谋杀行为。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告诉我，他之所以杀了她，是因为害怕她会揭露他和他的巡逻队在Bulge战役中躲在德国后方。我不可能知道真相，但我知道战争会让有些人做出最不人道的事情。犯了战争罪，或者目睹了杀戮和致残的恐怖，没有人能毫发无损地逃脱。这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创伤。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家庭中的权利滥用往往会伤害我们的自尊，让我们相信自己眼中的自己比真实的自己要渺小。正是这样的领悟促使我终生致力于对权利说真话，并帮助他人克服阻碍他们成功的内在障碍，帮助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天生的力量和才能（对权利说真话，激发他人的信心和勇气，开发他人的潜力，辅导他人，理解他人的动机）。
我从初一跳级到初三，从此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只有16岁半。我毕业于著名的史岱文森科学高中，排名班级前15%。我每天去上学要花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的社交生活在这所男校里倒退了一步。我去了曼哈顿下城，发现身边的其他孩子大多来自曼哈顿的富裕家庭，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只在电视或电影里见过。记得有一天，我坐在一个教室里，左边是尼古拉斯·齐尔三世，他是曼哈顿一位富有的专业人士的儿子，右边是前联合国驻菲律宾大使、联合国大会主席罗伯托·罗慕洛的儿子，他来自一个富有的菲律宾外交官家庭。我在布鲁克林的生活并没有让我准备好与来自如此优越背景的人交往，我在那里也没有交到如此有社会地位的朋友。当我来到即将成为纽约城市大学皇冠上的一颗钻石的皇后学院时，我还是一个工薪阶层的孩子，选择了皇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联合项目。除了科学以外，我几乎不知道其他的职业选择。我第一次在工程物理课上拿到35分的成绩让我大吃一惊，于是我向大学的高级辅导员寻求建议，他建议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寻求新的学习经验，批判性思维，有高度的直觉）。他是一个无用的向导，因为我发现工程物理和微积分就像一门外语，我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掌握，他告诉我要做的就是更加努力地学习。多年后，我发现了心理类型理论，找到了我可以考试通过但不能掌握物理、化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原因。这些科目与我的天赋不匹配，我的天赋更多的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直觉型感知，接受我无法改变的现实）。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大学体育课的一位同学邀请我去参加联谊会，我同意了。我穿着工人制服——斜纹牛仔裤、皮夹克，顶着向后梳的发型，就像年轻的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在《周末狂欢夜》或他的另一部早期电影《火爆浪子》中那样（寻求新的学习经验，勇敢，冒险），走进会议室，其中一个兄弟会成员认出了我，用手捂住嘴，惊讶地指着我，因为所有的兄弟会成员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上层阶层，而不是贫苦的阶层。这位兄弟后来就是因《寂静之声》成名的音乐天才保罗·西蒙（Paul Simon）。他后来告诉我，他决定为我努力争取，让我成为他们的“新人”或潜在的兄弟。我的生活改变了，因为我被卷入了兄弟会对政治世界的热情之中，进入了每天的午餐会，在那里，兄弟们聚集在一起，讨论政治、经济学、心理学、哲学、文学、民权、人权以及许多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主题和作家（寻找新的学习机会，提出尖锐的问题，区分重要与不重要，批判性思考）。我就像一块海绵，期待着每天早上醒来，兴奋地想着那天我可能学到的新东西。
我加入学生会的时候，我的表现非常出色。1961年秋天，在我们一天的罢课活动中，我从一名大一的学生理事会成员、纠察队队长升为俱乐部活动部部长，后来又当选为学生会副主席，进而成为学生理事会会长。与我一起参加竞选的还有一位我精心挑选的候选人（激励他人，做演讲，有能力，看到新的冒险机会并抓住它，领导他人，教练他人，有高度的直觉，做出艰难的决定，招聘人才，寻求新的学习经验）。那个候选人也赢了，我们再次面对的是一个大学行政部门，它决心要建立一个由两名教师和学生会主席及副主席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这是公然企图引诱我们接受它的审查。学校校长是威严的哈罗德·斯托克斯（Harold W.Stokes）教授、美国驻联合国前副大使。当斯托克斯校长将当选的学生会主席停职，并将其调离学生会时，我成为学生会代理主席。《纽约时报》报道了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我几乎每天都与报社记者通电话（在压力下保持冷静，着眼大局，有策略地思考，有说服力地沟通，善于处理困难情况）。我当时19岁，一个工薪阶层的孩子，对这种高调公开的政治斗争几乎毫无准备。我有一个很棒的顾问团队，并采取了一种策略，通过争取所有荣誉学生的支持来向他们的系主任施加压力，系主任继而也会向各自的院长施压，而不是浪费政治资本，通过公众示威让学生会主席重返学校和办公室（领导他人，寻求新的学习经验，寻找有用的资源，在压力下保持冷静，勇敢，确定目标，规划战略，执行战略，建立联盟，建设团队）。压力起了作用，危机达到了顶点，斯托克斯校长邀请我和校报编辑在一个大型公众会议之前去他的办公室开会，听取我对自去年开始的言论自由对抗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他在会议开始时说这是一个秘密会议。我告诉他，如果他在邀请函中告诉我这是一个秘密会议，我就不会参加。我们有数百名师生聚集在化学系报告厅等待这次会议的结果，我可不想空着手面对他们。斯托克斯校长一再坚持己见，我当场拒绝了（勇敢，有原则，思维敏捷，果断，礼貌但坚定）。然后，我走进了报告厅，开始了我的演讲：
“我刚从校长的办公室回来，那位伟大诗人卡明斯（Cummings）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在他的诗《我歌赞奥拉夫》中，最重要的一句是‘我不吃这一套’。”
然后，我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画出了一条底线：承诺允许大规模学生示威，支持学生自由邀请演讲者到校园演讲，全面支持学术自由。斯托克斯校长第二天就投降了（战略性思考，做演讲，用我的观点激励他人，理解他人的动机，愿意承担风险，领导他人）。我的一个兄弟会成员告诉我：“有些人生来就是伟大的（不是我），有些人成就了伟大（不是我），有些人把伟大强加于他们（是的，是我）。”是的，这个来自布鲁克林黑手党社区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化学专业19岁的学生，挑战了大学中最有权势的校长，并以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名义，领导了一场师生联合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坚定地向权利说真话，在接下来的60年里，这也正是我在个人和职业生涯中所做的。这种对增长我个人力量的坚持成了我的职业与人生设计咨询实践的能量之源。我成为一个坚强的倡导者，让人们在面对父母、亲戚、邻居、雇主甚至政府的虐待和/或不公正对待时，增长他们的个人力量。
永远无法确保最终能胜利，但至少得有一个人在面对不公正时能保持尊严。
1963年的早春，我即将大学毕业。大二的时候，我已经从化学工程专业转到了化学专业，这是我被中级微积分和工程物理两个学期的成绩C拖累的结果。我完全不知道在16种心理类型中，我的心理类型是“奋斗者”（ENFP），我这种心理类型与长期从事物理科学（尤其是工程学）的职业是不匹配的。我的新专业是化学，我想我可能会去读法学，然后从专利律师事务所拿到一笔丰厚的签约奖金。在我的同学中，只有两个理科专业的学生选修了超出毕业要求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我是其中之一。我选修了亚洲民族与文化、莎士比亚的悲剧与传奇、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等课程（寻求新的学习经验，承担风险）。
我的一位学生理事会会长基于国家培训实验室在群体动力学方面所做的激动人心的工作，提议召开一次领导会议。来自校园各处的学生领袖受邀参加一个周末的活动，从一群不相关的人转变为一个团队。这使我神魂颠倒。当我坐在一个小组里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感兴趣的化学反应！是人与人之间的化学反应。”突然间，我意识到我当初选择的专业多么偏离轨道。在上大学之前，我被史岱文森高中录取，这所高中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最好的高中，在科学方面有着卓越的学术成就。在苏联人造卫星挑战的阵痛中，大量学生被引导进入工程领域。
我的心理学生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几乎没听说过弗洛伊德（Freud）、荣格（Jung）、库尔特·列文（Kurt Lewin）、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ckson）或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但从那时起，我对心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狂热就一直伴随着我（寻求新的学习经验，成为知识专家，着眼大局）。我刚刚从我的职业生涯中逃脱，我本可以成功，但在这个过程中，它让我的灵魂枯萎。其他人可以做这项工作并从中找到意义、目标和激情，但他们是和我不同的人。我在只学了两门心理学本科课程的情况下成功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第一年的学习成绩全A，然后被纽约大学心理咨询项目邀请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敢于冒险，善于表达，善于处理困难的情况，有说服力，有决心）。于是，我开始了我毕生的努力，去寻找破解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职业与人生设计背后的秘密的钥匙。
我在纽约大学的研究生阶段，除了对心理动力学感兴趣，还进一步激发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在我的专业里是边缘地带，我在临床和心理咨询专业的学生中是唯一对职业在个人生命周期中的作用感兴趣的人。我在纽约大学的一个宿舍楼找到了一份领导16名研究生的工作（激发别人的信心，做演讲，领导别人，理解别人的动机，寻求新的学习经验，构思和发展新的想法）。我们带头做出了许多改变，包括让男女学生住在同一层楼，废除压迫性的社会探视规定，保护遭受种族主义骚扰的黑人学生和性侵犯的受害者（坚持原则，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积极的社会变革，鼓励他人，开发他人的潜力）。当纽约大学20世纪60年代末还在为社会问题拖拖拉拉时，我们就以民主参与的方式拿到了宿舍的管理权，并且我也被推选为博士生和本科生学生会主席，与其他委员会成员一起负责宿舍管理。我们审计了餐厅的运作，发现了主管的大量腐败行为并解雇了他，雇了一个对学生友好又对营养关注的人代替他。我们把声称是“大师”的音乐教授从他的位置上赶走并拒绝承认他的权威，因为他允许一个被指控的连环强奸犯和他的几名受害者在同一个餐厅吃饭。当我成功地为一名黑人学生做辩护律师时，我们公然违抗了学生生活教务长的要求。这名黑人学生被不公平地指控骚扰学生，他帮助了那些受到匿名种族主义信件攻击的黑人女学生。我们自己做了调查，发现罪魁祸首是一个白人女学生。我担任了两年的学生众议院委员会主席，我们把宿舍改造成一个具有人文社会价值的现代生活空间，并为参加反对美国入侵越南运动的非寄宿学生提供保护、住房和食物，因为纽约大学已经成为反对那场悲惨的美国战争的中心（领导他人，批判性和战略性地思考，愿意承担风险，建设团队，组织社会变革，看到大局，构思和发展想法，看到和抓住新创业机会，设计新的程序/项目，执行战略计划，对权利说真话，权衡替代方案，理解他人的动机）。
在我开发职业与人生设计咨询模型和在线CareerDNA自我探知系统时，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我为皇后学院开发的一门课程。我的母校雇用我做了两年的实习讲师，然后把实习讲师变成了一个固定的讲师职位，让我为教员服务了8年。那门课程名为“白人种族主义：心理学历史方法”，其灵感来自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博士的著作《白人种族主义：心理学历史》。科维尔谈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这个令人生畏的话题，它是所谓的民粹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基础，让人想起纳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造成了大约6000万人死亡。他从历史、精神分析理论、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生物学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阐述了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深刻理解。我的合作者艾丽斯·艾霍兹（Alice Eichholz）博士和我开发了这门课程，从所有这些学科中汲取观点和探索白人种族主义的问题，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科维尔博士来上课。让教员们接受这个课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的演讲集中在白人种族主义的婚姻以及世界上大多数有色人种的殖民历史上，我们成功了（构思和发展新想法，看到大局，设计新项目，执行新项目，研究，招聘，做演示，问尖锐的问题，理解他人的动机，处理困难的情况，战略性和批判性思考，建设团队，有效的口头和书面沟通，在数据中发现模式，创造性思维）。
美国《独立宣言》直接关系到我选择从事的工作。它说：“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然，我们没有人能保证幸福，但是美国的社会契约在其中嵌入了我们的社会对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承诺。如果不可剥夺的幸福权利包括帮助我们每个人找到最自然的工作，让我们努力发挥潜力，我们能建立一个怎样不可思议的世界？如果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人们提供过上充实的工作生活的手段，那会怎样？诸如此类的问题推动着我的工作，并使我向读者——你提出了这些问题。
1976年6月，我和纽约大学各分校的1200名其他教师一起被毫不客气地解除了在皇后学院的教职。纽约市处于崩溃的边缘，许多机构的雇员被解雇。那是在我被纽约大学授予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后，我已经在另外两所大学里寻找咨询主任的新职位。由于没有新工作，我查阅了一本很好的书，那是我在皇后学院做心理咨询时用过的，理查德·鲍利斯（Richard Bolles）的《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开始在纽约心理治疗研究所的职业咨询中心工作，发现了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法，我正忙于尽可能多地学习心理类型理论（寻找新的学习机会，战略性地思考，看到并抓住新的冒险机会，招聘，激发他人的信心，激励他人，咨询和教练他人，设计新的项目和服务，做演示，面试他人，问尖锐的问题）。我偶然看到一个研讨会的传单，是由理查德·鲍利斯4月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大学举办的为期三天的活动。1977年，我开发了一个模型，我现在还在我的20小时密集的职业与人生设计咨询中使用它，这个模型基于职业与人生设计咨询的心理学历史方法。我几乎不知道我曾经预言了积极心理学领域和职业发展理论的叙事或建构主义。我创新的职业与人生设计咨询方法专注于了解来询者的三代背景，专注于了解他与祖父母、阿姨、叔叔、堂兄弟姐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然后对来询者的生活按时间顺序进行密集的调查。我引入了一种创新的职业卡片分类和回顾过程，以及受伯纳德·霍尔丹（Bernard Haldane）启发的分析最佳生活经历和关系，以确定激情或动机（寻求新的学习机会，设计新的项目和服务，创新，连接概念和数据之间的点，做演示，研究，批判性和战略性思考，雄心勃勃，开拓新的概念和服务）。
借鉴我本科一年的有机化学课程，我开发了一种方法，建立了一个“技能队长”团队，代表10～15个工作职能，描述了来询者的理想工作。我设计了一种可视化的方式来表现那些受欢迎的工作职能之间的关系和层次。这已经被证明是我的生涯六因素模型中最重要和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来询者从他们生活中最好的“心流”体验中，有机地构建了一幅他们理想工作的画面。
我现在在中国、越南和菲律宾从事一项重要的事业，通过一个协调一致的战略性劳动力规划项目，推动这些国家年轻人的人才和职业规划，将政府、行业、非政府组织和教育部门联合起来，更好地为人们提供追求幸福的途径（看到大局，构思新想法与创意，咨询和教练他人，从冒险中寻找机遇，战略性地思考，批判性地思考，设计新的项目和服务，培训咨询师和教练，社交，研究，开发他人的潜力，写作交流，影响他人，利用在线资源）。这是我45年来的梦想——为亚洲新兴经济体提供战略性的劳动力发展模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我的行列，致力于使这一愿景成为现实。我是国际生涯认证协会及其理事会的荣誉成员之一，艾伦·盖滕比（Allan Gatenby）是国际生涯认证协会的富有远见的主席。我还加入了一个小圈子，大多是年轻的中国专业人士，由蒋贤明和杨润东领导，他们的销售、活动策划和营销工作与我的苏州成功伙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并，在蓬勃发展的长三角地区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职业中心。我们的职业与人生设计咨询师（400人左右）遍布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荷兰、加拿大等。
我希望你现在对我的人生之旅有了一个更清楚的了解，你是我的书的中文读者和我的中文版在线CareerDNA自我探知系统的用户。挖掘理想工作中的“金块”的练习将在关于技能DNA的章节中清晰地展示给你，通过使用CareerDNA自我探知系统中的技能DNA模块，你可以更容易地识别你自己的技能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