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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布朗斯基穿好衣服，往身上洒了香水，抻了抻衬衫袖子，习惯地把香烟、皮夹子、火柴、系着双股链子和坠头的怀表分别放进几个口袋，抖了抖手帕，觉得尽管家庭遭遇不幸，自己浑身上下还是洁净、芳香、健康、舒适的，带着这样的感觉轻轻抖动着双腿走了出去，来到餐厅里，餐厅里已经摆好咖啡等着他了，咖啡旁边还有信件和衙门里来的公事。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信令人很不愉快，是一个商人写来的，那商人要买他妻子庄园里的树林。那树林是要出卖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同妻子和好，这事根本谈不上。最不愉快的是，这样一来，摆在面前的他与妻子和好的事就要掺杂上金钱利害关系。一想到他可能受到金钱关系的支配，一想到他会为了出卖树林而想方设法同妻子和好，就觉得是受了侮辱。
奥布朗斯基看完信，就把衙门里来的公事拉过来，迅速地翻阅了两件公事，用粗大的铅笔做了几个记号，便把公事推开，喝起咖啡；一面喝咖啡，一面翻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了起来。
奥布朗斯基订阅的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而是代表大多数人主张的报纸。尽管他对科学、艺术、政治本身一概不感兴趣，他还是坚持大多数人及其报纸在这些领域的观点，只有大多数人改变了观点，他才改变观点，或者不如说，不是他改变观点，而是观点本身在他脑子里悄悄地变化。
奥布朗斯基从不选择什么派别和观点，而是这些派别和观点自动来找他，就像他从不选择帽子和衣服的式样，只是穿戴大家都穿戴的。由于进出上流社会，也由于通常在成年期渐渐发达的思维需要有一定的活动，他必须有观点，就像必须有帽子一样。至于他选择自由派，而没有选择他的圈子里也有许多人选择的保守派，那也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派主张更合情合理，而是因为自由派主张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说，俄国一切都很糟，确实如此，奥布朗斯基就负债累累，钱简直不够用。自由派说，婚姻是过时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确实如此，家庭生活很少给奥布朗斯基带来乐趣，而且还要迫使他撒谎、作假，这是违反他的天性的。自由派说，或者应该说是暗示，宗教不过是钳制那一部分野蛮人的，确实如此，奥布朗斯基即使做一次短短的礼拜，也觉得两腿酸痛，而且他简直不懂，今生今世多快活点儿就不错了，何必用那么一些可怕的、文绉绉的字眼儿谈论来世。此外，爱开玩笑的奥布朗斯基有时喜欢捉弄老实人，说既然夸耀祖先，就不应该追溯到留里克
为止，而忘记自己的祖先——猴子。就这样，自由主义倾向成了奥布朗斯基的癖好，他爱自己的报纸，就像饭后的雪茄一样，因为报纸可以在他的头脑里布起一层淡淡的雾。他看了社论，社论中说，在我们这时代，叫嚷什么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嚷什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消除革命的祸害，是毫无必要的，相反，“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臆想的革命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传统势力之顽固”，等等。他又读了论述财政问题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边沁和穆勒
，并且不指名地讽刺了政府某部。他凭着机灵的头脑，能够揣摩到任何讽刺的内涵：出自何人之手，针对何人，因何事而发。这往往可以使他得到一定的乐趣。可是今天他一想到玛特廖娜的劝告和家里如此不顺遂，这种乐趣就烟消云散。他还看到贝斯特伯爵已赴维斯巴登的传闻，还看到根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某青年征婚的广告；不过这些事没有像往常那样使他暗暗觉得好笑和开心。
他看完报纸，喝过第二杯咖啡，吃过黄油面包，就站起身来，拂了拂背心上的面包屑，挺起宽宽的胸膛，很高兴地笑了笑，这不是因为心里有什么特别快活的事——这高兴的笑是良好的胃口引起的。
不过这高兴的笑顿时使他想起了一切，于是他沉思起来。
门外响起两个孩子的声音（奥布朗斯基听出那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丹尼娅的声音）。他们在拖拉什么东西，把东西翻倒了。
“我说嘛，不能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女儿用英语叫道，“快扶起来！”
“全乱了套，”奥布朗斯基想道，“孩子们没有人管了。”他走到门口，唤了唤孩子，两个孩子丢下当火车玩儿的匣子，朝父亲跑来。
女孩儿是父亲的宝贝，大胆地跑了进来，搂住父亲，笑哈哈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闻着他的络腮胡子散发的香水气味儿。最后，女孩儿吻了吻他那因为弯腰憋得通红的、闪着慈爱光辉的脸，松开胳膊，就想往回跑，可是父亲把她拉住。
“妈妈怎么样？”他用手抚摩着女儿那光滑、娇嫩的脖子，问道。“你好。”他又微微笑着回答男孩儿的问候说。
他意识到自己不怎么喜欢男孩儿，于是他总是竭力表示一视同仁；可是男孩儿感觉出这一点，所以看到父亲冷淡的微笑，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吗？她起来啦。”女孩儿回答说。
奥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这么看，她又是一夜没睡。”他想道。
“怎么样，她快活吗？”
女孩儿知道父亲和母亲吵过嘴，知道母亲不会快活，父亲应该知道这一点，知道他这样若无其事地问这话是装模作样。她为父亲红了脸。他也立刻明白了这一点，脸也红了。
“我不知道，”女孩儿说，“她没叫我们上课，叫我们跟古丽小姐上奶奶家去玩儿。”
“好，去吧，我的好丹尼娅。哦，等一下。”他还是把她拉住，抚摩着她的娇嫩的小手说。
他从壁炉上取下昨天他放在那里的一盒糖果，挑了她喜欢的两块给她，一块巧克力，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吗？”女孩儿指着巧克力问。
“对，对。”他又抚摩了几下她的肩膀，吻了吻她的头发根和脖子，这才把她放开。
“马车套好啦，”马特维说，“不过有一个女人找您有事。”他补充说。
“来了很久了吗？”奥布朗斯基问道。
“有半个钟头了。”
“我对你说过多少次，有人来要立即通报！”
“至少也得让您把咖啡喝完呀！”马特维是用十分关切的粗大嗓门儿说的，叫人没办法生气。
“好啦，快请她进来。”奥布朗斯基烦恼得皱着眉头说。
来人是卡里宁上尉的妻子，求办的是一件无法办到的、没有道理的事；但是奥布朗斯基还是照常请她坐下，用心听她说完，不打断她的话，听完后又耐心地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告诉她去找谁，怎样去找，而且又快又一笔不苟地用他那粗大、潇洒、漂亮而清楚的笔迹给她写了一封信，写给一个可能有助于她的人。奥布朗斯基送走了上尉的妻子，拿起帽子，站起来，想想自己是不是忘了什么。看来，他什么也没有忘，除了他希望忘记的妻子。
“唉，嗨！”他垂下头，漂亮的脸上出现了苦恼的表情。“去还是不去？”他自己对自己说。于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不必去，除了虚伪作假之外，再也不会有什么，修补和改善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再使她变成美貌迷人的女子，他也不可能变成心如死灰的老头子。除了作假和说谎，现在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而作假和说谎是违反他的本性的。
“不过早晚还是得做的，总不能这样下去呀。”他竭力给自己鼓气说。他挺起胸膛，掏出一支烟，点着后吸了两口，就丢进贝壳烟灰缸里，快步穿过幽暗的客厅，推开另一道门，走进妻子的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