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近现代文化崛起的里程碑

人们一般认为，世界文学史中有三座高峰，即古希腊罗马的神话、莎士比亚的戏剧和俄罗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则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创作；人们又公认《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为托尔斯泰最伟大的三部小说，而《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这三部小说中承上启下的一部，是托尔斯泰整个创作的核心之一，也是世界范围内被读者阅读最多、被论者评说最多的小说之一。

托尔斯泰于1828年生于俄国图拉省一个大贵族家庭，在其世袭领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托尔斯泰的父母在他年幼时就先后离世，但他的童年时代却是在无忧无虑之中度过的。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童年·少年·青年》（1852—1856）中，那座美丽而闲适的地主庄园以及聪明天真、善于幻想的小主人公，就是作家对自己早年生活及个性的真实写照。1844年，托尔斯泰考进喀山大学东方系，后转入法律系。1847年，他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尝试在自己的领地上进行改革，以改善农民的生活，结果以失败告终。1851年，他自愿到高加索参军，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他的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就是他参战的真实记录，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写作《战争与和平》中那些逼真的战斗场面打下了基础。根据作家的早期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了这位作家创作的两个特点，即“心灵的辩证法”和道德的纯洁。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托尔斯泰的创作进入全盛时期，相继完成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成为俄国文坛乃至整个欧洲文坛首屈一指的作家。1881年，为方便子女上学，托尔斯泰一家迁居莫斯科，直到1901年才回到自己的庄园。这一时期，他对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世界观发生转变。他后期的一些作品，如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哈吉·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等，特别是长篇小说《复活》，均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变化。长篇小说《复活》表现了托尔斯泰晚期的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作者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观点也在小说中得到集中体现。1910年10月28日，经过长期激烈的思想斗争，年逾古稀的托尔斯泰决心彻底放弃贵族生活方式，他离家出走，十天后病逝于铁路小站阿斯塔波沃。

1873年，因为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而享誉文坛的托尔斯泰再接再厉，开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自1875年起刊载于《俄国导报》，最终在1878年推出单行本。

《安娜·卡列尼娜》的内容早已脍炙人口：魅人聪颖的贵族小姐安娜经姑妈撮合，嫁与比她大二十岁的高官卡列宁为妻，婚后生活平平淡淡，却也规范圆满，夫妻之间缺乏爱情，但儿子谢辽沙的出生却给安娜带来了幸福和慰藉。八年过后，前往莫斯科调解兄嫂不和的安娜与贵族青年伏伦斯基热烈相恋，美丽端庄、诚实坦荡的安娜并未将这场爱情视为上流社会并不鲜见的逢场作戏，而当作其情感追求和人生幸福的归宿，她因此遭遇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强大压力，并默默承受着自己内心的道德拷问和良心谴责。实为花花公子的伏伦斯基逐渐厌倦这场爱情，同时丧失了家庭和爱情、名誉和纯洁的安娜最终选择卧轨自杀。作为安娜和伏伦斯基爱情纠葛之对照，托尔斯泰还设置了另外一条情节线索，即列文和吉娣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年轻的地主列文是一位有良心的贵族，他幻想社会的公正公平，他在自己庄园实施的土地改革虽未获成功，但他的宗法制家庭生活理想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两对男女的爱情和生活，不仅是两种爱情观和生活观的比对，同时也折射出托尔斯泰对于家庭和社会、爱情和道德、理想与现实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艺术再现。

为《安娜·卡列尼娜》写序是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因为关于这部小说人们已经说得太多，无论是安娜的爱情悲剧还是小说的“拱形结构”，无论是列文形象中的作者自传色彩还是安娜持续绵延的“内心独白”，无论是托尔斯泰在创作过程中对安娜的态度之转变还是小说中所蕴含的“家庭思想”之构成和内涵，均已获得汗牛充栋的评说。笔者于是想在此换个角度看《安娜·卡列尼娜》，着重谈谈这部作品在托尔斯泰本人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它在俄国文化史中的意义。

首先，如前文所述，《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三部最著名长篇小说中承上启下的一部。托尔斯泰一生著述丰硕，其全集多达百卷，但他最为著名的作品还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即《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将这三部小说当作一个整体、一个过程来看待，便可以更具体贴切地感觉出《安娜·卡列尼娜》的独特之处。比如在写作时间和作品篇幅上：《战争与和平》写了六年（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写了四年（1875—1878），《复活》则写了十年（1889—1899）；《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间相隔六年，而《复活》的创作则在《安娜·卡列尼娜》面世十余年之后方才开始。也就是说，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越写越慢（《战争与和平》虽然写了六年，但篇幅却数倍于后两部小说），相互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篇幅则越来越小。比如在作品的题材和体裁方面，“《战争与和平》的史诗性（民族和祖国的命运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和《安娜·卡列尼娜》的长篇小说形式（作品的情节基础是女主人公的命运）在《复活》中相互结合，构成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即托尔斯泰在书信和日记中自称的‘大场景’、‘大呼吸’小说”（尼古拉耶夫主编：《俄国作家传记辞典》，俄文版，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90年，下卷，第303页）。也就是说，从《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场景到《安娜·卡列尼娜》的“家庭思想”再到《复活》的道德说教，从史诗到小说再到“忏悔录”，大致便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创作在题材和体裁上的演进过程。再比如，三部小说在风格和基调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与和平》中的那种激越的热情，向上的精神，欢乐明快的色彩，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见不到了，取代它们的是惶惑迷惘、冷峻悲怆的情调。”（曹靖华主编：《俄苏文学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一卷，第559页）而到了《复活》，托尔斯泰的“思想转变”（oбpaщeниe / conversion）业已完成，所谓“托尔斯泰主义”亦大致形成，《复活》的氛围于是又宁静了下来，不再有《安娜·卡列尼娜》的焦虑和不安调性。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在将《复活》与托尔斯泰之前两部长篇做对比时就毫无保留地更推崇后者：“《复活》显然远逊于《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尽管篇幅不小，它却并非托尔斯泰用力最甚、关注最多之作品……认为《复活》是衡量托尔斯泰后期创作天赋之标尺，这一看法不妥，《复活》应被视为他最不成功的作品之一……《复活》并非一部完美的艺术作品，因为源自《福音书》的大量道德观念并未有机地融入作品的构成……其最佳之处并非晚期托尔斯泰的典型特征，它们更像是《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之特征，不过稍次一等。”（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英文版，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出版社，1926年，第21—22页）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战争与和平》知名度最高，《复活》则时常被称为其创作之“巅峰”。其实，如若说《战争与和平》以深厚的历史感见长，《复活》以深刻的思想性著称，那么，《安娜·卡列尼娜》让我们倾倒的则首先是跟作者和主人公同时具有的复杂感受和紧张情绪相伴的“生活流”；如若说《战争与和平》过于宏大的篇幅以及结尾处的哲理议论或许让人难以阅读，《复活》过于直露的教谕性质或许让人心生某种抵触，那么，《安娜·卡列尼娜》则因其有趣的故事和完美的叙述而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欲罢不能。《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在他思想探索最为紧张、创作精力最为旺盛、艺术技巧最为纯熟时创作出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探索最鲜活、最典型的体现，就这一意义而言，它或许可称为这位最伟大小说家的最佳小说。

其次，《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同时也是俄国近现代文化崛起过程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我们过去通常是在文学史框架中看待《安娜·卡列尼娜》的，而较少将它置于文化史、思想史和一个民族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中去评估其意义。其实，在俄罗斯民族意识和俄罗斯形象的形成过程中，以《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为代表的托尔斯泰创作，以及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文学，无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新近翻译了俄罗斯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的一篇演讲（见《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144—161页），巴格诺院士在解剖“西方的俄国观”时，发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促成了西方俄国观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剧烈转折，正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俄国小说让整个西方意识到了俄国文学和文化的强大力量。1846年，果戈理曾发出预言：“再过十来年，您就会看到，欧洲人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购买大麻和油脂，而是为了购买欧洲市场上已不再出售的智慧。”（果戈理：《与友人书信选》，俄文版，莫斯科，1990年，第184页）应该注意到，在果戈理出此言的19世纪中期，彼得大帝欲西化俄国的改革早已完成，叶卡捷琳娜的扩张政策使俄国版图急剧扩大，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更是开进了巴黎，可俄国在文学和文化上似乎仍未完全融入欧洲，俄罗斯民族似乎仍未被接纳为欧洲文明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直到三十余年后的19世纪70年代，果戈理的预言方才应验，因为恰在此时，在普希金的诗歌、别林斯基的批评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之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又相继面世，这些伟大而又完美的艺术作品使欧洲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俄国人不仅富有智慧和文化，甚至肩负某种特殊的全人类使命。换言之，正是俄国文学的辉煌成就使西方针对俄国的轻蔑、责难和声讨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

在果戈理的预言之后第一个敏锐感觉到这一变化的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而促使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文学事实，正是当时在《欧洲导报》上连载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冈察罗夫在彼得堡街头相遇，两人迫不及待地就刚刚开始发表的《安娜·卡列尼娜》交换看法。“很少兴奋”的冈察罗夫此次有些反常，他情绪激昂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道：“这是一部前所未闻的作品，是空前的第一部！我们的作家中有谁能与他媲美呢？而在西欧，有谁能写出哪怕一部与此近似的东西来呢？在他们那里，在他们最近几年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甚至追溯到很久以前，哪里有能与此并列的作品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有同感，他在此后所写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事实》一文中转述了冈察罗夫的意见，并进而写道：“在这个我自己也赞同的判断中，使我感到惊讶的主要一点是，针对欧洲的这一见解恰好与当时许多人自然产生的那些问题和疑惑相关。此书在我眼中很快成为了一个可以代替我们向欧洲做出回答的事实，一个可以让我们展示给欧洲的梦寐以求的事实。当然，有人会嚷嚷着讥笑，说这只不过是文学，一本小说而已，如此夸大其词，拿着一本小说去欧洲露面，未免可笑。我知道，有人会嚷嚷，有人会讥笑，但是请安静，我没有夸大其词，我目光清醒：我自己也知道，这眼下只不过是一本小说，只不过是所需之整体中的一滴水，但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一滴水已经有了，如果一位俄国天才能够创造出这一事实，那么很自然，他绝对不会无所作为，时辰一到，他便能创造，能给出自己的东西，能开始道出并道尽自己的话语。”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说，《安娜·卡列尼娜》即那一在欧洲世界面前构成“我们之特性”的东西，即一种新话语，“这一话语在欧洲无法听到，然而欧洲又迫切需要倾听，尽管它十分高傲”（载《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俄文版，列宁格勒，1983年，第25卷，第199—200页）。

一部小说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地位产生多么重大的意义，《安娜·卡列尼娜》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例证。

受刘硕良先生之嘱写作此序，笔者得有机会重温我的大学老师力冈先生的这部旧译。捧读译著，跃入眼帘的第一行文字便差点儿让笔者潸然泪下：“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令我激动的并非这句脍炙人口的警句式开头所传导出的深刻内涵，而是它令我蓦然忆起的一段往事：大约是1980年的某个春日，我们坐在安徽师大一间相当狭小的教室里听王老师（力冈本名王桂荣）的文学选读课——他的课实为文学翻译课，因为他一贯以他正在翻译的某部俄国文学作品为讲解内容。在这堂课上，王老师讲的是他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和体会。他先给出作品第一句话的原文，然后逐一介绍已有译本的译法，最后给出他的翻译。记得他当时用他那略带山东腔的普通话，一字一顿、不无自得地大声朗诵他译的这两句话，最后的“苦情”二字他读得尤其用力，读完之后便紧抿双唇，良久无语，眼角竟渗出了一滴泪珠，对王老师坎坷身世略知一二的我们，也一直陪伴他沉默着。恍然之间，这竟然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先生作古也已十五载矣。托尔斯泰及其《安娜·卡列尼娜》的不朽早已毋庸置疑，而力冈先生这部译作的面世，却也让我们意识到了优秀的翻译家及其译作更久流传的可能性。

刘文飞
2012年4月13日于京西近山居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