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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重温大约十年前所写的东西 1 时，我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从本质上讲，我当时写的东西还和以前一样正确，但这一切又显得极为遥远和陌生。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世界在这十年里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还是仅仅因为我又老了十岁，以至于看待世界的眼光变得更为模糊了？在人类历史中，十年又算得了什么？与这样一段微不足道的间隔相比，难道不应认为，决定人生的所有那些力量是恒常不变的吗？是不是我的批判理性极易受到影响，以至于我身体的生理变化在这十年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呢？在我看来，这些因素显然无法阐明处理一般生活问题的情感进路的变化。这种奇特变化的原因也不能到我自己的外部环境中去寻找，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中一直起着从属的作用。
不，这其中涉及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十年间，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稳定乃至存在基础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殆尽。人们不仅感觉到了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威胁，而且感觉到一种较低的价值观正在被置于人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的东西之上。
当然，有识之士始终敏锐地意识到，生活是一场冒险，必须总是死里求生。有些时候，危险来自外部：一个人可能跌下楼梯摔断脖子，可能平白无故失去了生计，可能清白无辜却被判有罪，可能因为诽谤中伤而断送前途。在人类社会中生活意味着各种危险，但这些危险本质上是混乱而偶然的。整个人类社会似乎是稳定的。从品味和道德的理想来衡量，它显然是不完美的。但总的来说，人们身处其中感到舒适自在，尽管各种事故层出不穷，在社会里还是觉得相对安全。人们将其内在品质视作理所当然，有如呼吸的空气。甚至连美德、抱负和实际真理的标准也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文明人所共有的不可侵犯的遗产。
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动摇了这种安全感。生命的神圣性消失了，个人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做事情，去他想去的地方。谎言升格为一种政治工具。然而，这场战争被广泛看成一个外部事件，几乎不是或绝不是人有意计划行动的结果。它被视为从外部对人类正常生活的中断，普遍被认为是不幸和邪恶的。对人类目标和价值的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动摇。
随后的发展以一些政治事件为显著标志，与不那么容易把握的社会心理背景相比，这些事件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深远。首先是在威尔逊的宏伟倡议下创建了国际联盟，以及在各国之间建立了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这向前迈进了有希望的一小步。然后形成了一些法西斯国家，与之伴随的是对一系列条约的破坏，以及针对人性和弱国的公然践踏。集体安全体系像纸牌屋一样倒塌了，其后果甚至在今天也无法估量。这体现了有关国家领导人的性格弱点和缺乏责任感，也体现了那些阻止了任何有力反击、表面上仍然完好无损的民主国家的短视和自私。
事情已经糟糕到连最悲观的人也不敢预测。在莱茵河以东的欧洲，对理智的自由运用已经不复存在，民众们被夺取权力的暴徒所恐吓，年轻人则被系统的谎言所毒害。政治冒险家们的虚假成功已经使世界其他地方神魂颠倒。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代人显然缺乏前几代人通过艰苦斗争和巨大牺牲而赢得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的那种力量。
对此事态的认识给我现在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蒙上了阴影，而在十年前，我还没有意识到它。我在重读过去的文字时深有感触的正是这一点。
但我知道，总的来说人的变化很小，即使流行的观念使他在不同时期表现得截然不同，即使目前这样的趋势给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悲哀。所留下的不过是可怜的几页历史书，向后世的年轻人简要描绘了先人的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