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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外学者的长期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涵盖了铜鼓的起源、分类、族属、用途和社会功能、铸造工艺、装饰艺术、合金成分和矿料来源、音乐性能和使用方法、铜鼓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等领域，但关于铜鼓和铜鼓文化的一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依然没有取得共识，或者没有得到深入透彻的论述。
一是铜鼓的起源问题。早期，不同观点很多，有起源于中国内地说、柬埔寨沿海地区说、印度说、越南北部说、广西东南部说和云南中部说，等等。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现在主要集中于越南北部说和云南中部说的争论上。越南历史学家1950年代曾认为，古铜鼓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越南北方古代居民共有的文物，而越南古代铸铜技术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1960年代之后，他们提出了古铜鼓起源于越南北方的观点，认为越南是铜鼓的故乡，而中国华南所有的铜鼓都是黑格尔Ⅰ型鼓末期，年代相对较晚；中国学者则认为有些外国学者所指年代最早的越南玉镂鼓、黄下鼓等铜鼓形体较大，结构稳定，纹饰繁缛精细，制作工艺水平很高，应是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经验的积累后才能制成的，不大可能是铜鼓的原生形态，而中国的万家坝型铜鼓形制古朴，鼓面小，鼓胸部突出，面无纹饰，其外壁都有很厚的烟炱，纹饰反而见于内壁上，兼有铜釜功能，是发轫型鼓，因而主张古铜鼓是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发明创造。
二是铜鼓的传播问题。与铜鼓起源问题密切相关，对于古代铜鼓如何广布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百越民族在漫长的民族迁徙过程中，把铜鼓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各地的。大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东南亚地区发生民族迁徙的浪潮——由亚洲大陆东部的中国和中南半岛向南洋群岛移动，这次民族迁徙浪潮带去了中国的铜器文化。有人认为，在越南东山文化发展时期，铜器文化通过中国南海往来的船只传播到印尼群岛。经过一段时间，其影响渗入当地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有人认为，由于铜鼓具有神器和重器的功能，受到了当时阶级分化过程中的酋长和头人们的欢迎。在印尼，除爪哇岛以外的其他地方，铜鼓大都是孤立发现的，几乎没有东山文化的特点。可能是由于铜鼓具有礼仪和巫术的性质，铜鼓由强大的酋长有意识地进口，而得以广泛流传并被引入与东山同期的其它地方文化当中的。
三是铜鼓的分类问题。自从黑格尔的铜鼓分类体系提出后，很长时间内一直主导铜鼓研究。尽管19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打破这种格局，日本和越南学者也对黑格尔分类体系进行修正，特别是中国学者建立了八个类型的分类法，但外国学者大多仍沿用黑格尔的四分法。铜鼓的分类问题，依然没有共识。
四是铜鼓的发展演变与年代序列问题。由于大量铜鼓为窖藏出土或传世品，其年代问题只能通过比较造型、纹饰等进行判断，因而对于各类型铜鼓的年代问题以及各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嬗变问题，学术界仍有诸多争议。
五是铜鼓的族属问题。由于铜鼓流传地域辽阔，时间长久，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成分复杂，特别是对于发明铜鼓和早期使用铜鼓的民族，依然有很多争论，如中国学者对于发明铜鼓的是越人还是濮人，就有不同争论。
六是铜鼓的文化内涵与性质问题。尽管有很多学者对铜鼓的用途、社会功能等问题有所论述，但分布广泛的铜鼓背后，有无统一的信仰体系或共同的文化内涵？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有，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尚非常薄弱。
以上问题之所以尚未得以解决或深入论述，主要是因为以往研究有以下不足：
一是资料不对称、不全面、不详实。1950年代以来，中国有发表考古、文物资料的习惯和传统，发现的铜鼓资料大多可以从刊物上查到，而且，在1979—198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组织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馆藏铜鼓调查；2014年，广西民族博物馆联合自治区博物馆进行了一次全区范围的馆藏铜鼓调查；2015—2016年，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展了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铜鼓专项调查，这些调查都取得了丰富的资料。但是，东南亚国家的铜鼓资料难以从刊物上查阅，也没有专门机构进行调查汇总，导致研究者无法掌握东南亚全面、详实的铜鼓资料，无法将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圈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二是各国学者各自为战，研究视野狭窄。综观一个多世纪铜鼓研究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对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个时期铜鼓的研究，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学者一般以本国铜鼓研究为主，西方一些学者能稍微拓展区域，但最多是以东南亚铜鼓为研究范围。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铜鼓研究界的国际交流增强，有了《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李昆声、黄德荣，2009年）、《大器铜鼓——铜鼓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研究》（万辅彬等，2013年）等以整个铜鼓文化圈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在时段上仅限于古代铜鼓，而且，由于经费和人力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全面系统详实地呈现中国和东南亚铜鼓的资料，导致其中一些观点和结论依然有较大争议。
三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少。在铜鼓研究史上，很多学科都参与了铜鼓的研究，有很多不同学科的成果，但是，多个学科共同研究的项目和成果不多。
针对中国–东南亚铜鼓研究的上述不足，我们认为本领域研究今后发展和突破的方略应该是：重返东南亚再出发。所谓重返东南亚，并不是说铜鼓研究曾经离开过东南亚，只是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东南亚铜鼓的调查和研究相对薄弱，要推动铜鼓研究进一步发展，需要大力加强东南亚铜鼓的调查与研究；所谓再出发，是指要从新的视角，以新的方法，拓展和深化铜鼓研究。
一是要拓展和丰富原始资料。加强对东南亚各国所出土和收藏的铜鼓进行全面、系统、科学、规范的调查和记录，不仅要分门别类对出土、收藏和传世的典型铜鼓进行科学描述、拍摄，还要对各国当今活态的各族铜鼓文化进行科学的调查和记录，为进一步推进铜鼓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要拓展研究视野。铜鼓是一种跨国的多民族文化现象，进一步深化铜鼓研究必须打破和超越国家疆界和民族界限的局限与束缚，以全局的视野，将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圈视为一个整体开展研究。
三是要加强多学科合作的综合研究。不仅要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科技史学等学科共同参与研究，还要结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进行研究和后续的保护传承。对铜鼓进行系统化的、全面的、详细的数字记录，并建立开放、共享的中国–东南亚铜鼓数字化服务平台，这不仅有利于铜鼓的学术研究，也有利于铜鼓和铜鼓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跨国多民族共享的区域文化，其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综合性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也应该与时俱进，努力构建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研究“中国学派”话语体系。
因此，自2013年以来，我们先后赴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从东南亚开始，对中国和东南亚铜鼓文化进行再调查，并以之为基础，开展再研究。本书所呈现的便是此次再调研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