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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铸造和使用铜鼓历史最长、保存铜鼓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有关铜鼓记载最早、拥有铜鼓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唐宋以来，就有学人把铜鼓写入诗文。清乾隆十四年（1749）编纂大型文物图集《西清古鉴》时，将14面铜鼓收进图集。乾隆五十八年（1793）编纂《西清续鉴》，又收进铜鼓9面。清嘉庆年间，广西巡抚谢启昆在编修《广西通志》时，作《铜鼓考》，搜集了大量铜鼓文献，进行考据研究。道光年间，罗士琳著《晋义熙铜鼓考》，对有“义熙”铭文的一面铜鼓进行考释。自此之后，各地编纂的地方志也常有铜鼓的记载。而西方人却晚至1880年代才开始接触铜鼓。1880年，奥地利的汉斯·威尔切克伯爵从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古董商手中买下一面铜鼓。1883年，伯爵把这面铜鼓送到奥地利艺术与工业博物馆的青铜器展厅展览，人们对这面铜鼓的来历众说纷纭，有的考古学家说它来自中亚，也有人说来自西亚，还有人说来自墨西哥；人们也不知道其为何物，有人认为是锅，有人认为是特殊形状的桌子
。
但是，真正严格意义上对铜鼓的科学研究却是由西方人在19世纪末从研究东南亚铜鼓开启的。1884年，德国德累斯顿枢密官迈尔（A. B. Meyer）博士在莱比锡出版的《东印度群岛的古代文物》一书，将巴达维亚铜鼓的图片和留存欧洲的铜鼓一起发表，为欧洲的铜鼓研究拉开了序幕
。1898年，迈尔和夫瓦（W. Foy）合著的《东南亚的青铜鼓》一书在德累斯顿问世
[1]
。嗣后，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与荷兰汉学家狄葛乐（De Groot）就铜鼓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后者广泛征引中国古代文献，证明铜鼓是中国南部少数民族的作品，而且是权力的象征。1902年，德国学者弗朗茨·黑格尔（Franz Heger）的《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用德文在莱比锡出版。黑格尔运用丰富的器物类型学知识，把当时所知的165面铜鼓，按形制、纹饰的演化，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和三个过渡类型，分别探讨了它们的分布地区、铸造年代和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该书是20世纪初西方学者研究铜鼓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后近一个世纪以来，不少学者研究铜鼓都遵循他的观点，并用新的发现和新的成果不断充实和阐发他的观点。
从此开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铜鼓研究的主导权和中心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属越南在河内设立远东博古学院，逐渐成为世界研究铜鼓的重要基地。1918年，法国学者巴门特（H. Parmentier）在《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集刊》发表《古代青铜鼓》，于黑格尔著作之外，追加漏载的铜鼓23面；1930年代初期前后，法国学者戈露波（V. Goloubew）发表《北圻和北中圻的铜器时代》和《金属鼓的起源及传播》等论文，根据越南东山遗址出土的汉代遗物，对铜鼓铸造的年代和铸造工艺的来源作出新的解释。1932年，奥地利学者海涅–革尔登（Rodert Heine-Geldern）发表了《印度支那最古金属鼓的由来及意义》，认为铜鼓是东南亚各民族普遍存在的宝物之一，其用途不仅限于葬礼和祭祀祖先，唯因其贵重，才被用来给死者随葬。此后，巴门特、高本汉（B. Karlgren）、盖埃勒（U. Gueler）、莱维（Paul Levy）等人，又发表了不少研究铜鼓的文章
，但铜鼓的源流问题依然莫衷一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殖民主义土崩瓦解，西方铜鼓研究热逐渐冷落下来，铜鼓研究的主导权和中心东移，越南、日本和中国的铜鼓研究活跃起来。
越南学者自1950年代中期起掌握了研究铜鼓的主动权，至60年代，发表和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如陈文甲《铜鼓与越南的奴隶占有制》（1956年）、陶维英《铜器文化和骆越铜鼓》（1957年）、黎文兰《关于古代铜鼓起源的探讨》（1962年）等。1963年黎文兰、范文耿、阮灵编著的《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到60年代初为止，在越南境内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和铜器时代遗物，对越南的黑格尔Ⅰ型铜鼓进行了分析和排队，并推测了相对年代。70年代，铜鼓成为越南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点课题，越南《考古学》杂志在1974年连出了两期铜鼓研究专辑，发表了30位作者的29篇论文，论述和探讨了铜鼓的起源、类型、分布、年代、装饰艺术、合金成分、铸造技术和用途等问题。1975年越南历史博物馆出版了阮文煊、黄荣编著的《越南发现的东山铜鼓》一书，逐一介绍了在越南境内发现的52面东山型铜鼓，并对这些铜鼓进行了分类，确定了年代，对铜鼓的起源、分布、装饰艺术、用途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本书可以说是70年代越南铜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反映了越南学术界关于铜鼓的基本观点。越南铜鼓研究的热潮经久不衰。1987年，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范明玄、阮文煊、郑生编著的《东山铜鼓》一书，对他们认为属于东山型（黑格尔Ⅰ型）的铜鼓作了全面报道，其中包括在中国发现的148面和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发现的55面类似的铜鼓。该书在对所有东山铜鼓作了详尽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分类法，将东山型铜鼓划分为5组22式。1990年，《越南的东山铜鼓》一书出版，该书以清晰的照片和描绘细致的线图，逐一展示了在越南境内发现的115面东山铜鼓和在中国云南出土的3面铜鼓，以及奥地利维也纳收藏的1面东山铜鼓，并按其年代先后分成5组 [2] 。
日本学者自1930年代开始研究铜鼓，五六十年代渐成气候，日野岩的《关于马来联邦巴生出土的铜鼓》（1958年）、市川健二郎的《青铜鼓的起源》（1958年）、冈崎敬的《石寨山遗迹与铜鼓问题》（《雲南石寨山遗跡と銅鼓の問题》，《史淵》，86，1962年）、梅原末治的《南亚的铜鼓》（1962年）、松本信广的《古代稻作民宗教思想之研究——通过古铜鼓纹饰所见》（1965年）（《イドンシナ稲作民宗教思想の研究：古銅鼓の紋樣をじてた》《イドンシナ研究：東南アシア稲作民族文化綜合調查報告》）等论文涉及了铜鼓的起源、分布、年代、使用民族、纹饰及铸造工艺等问题。但这些论文主要依靠西方学者发表的资料和越南博物馆的实物进行研究，在铜鼓分类上仍沿袭黑格尔的体系，研究成果没有超过西方学者。日本学术界的铜鼓研究1970年代以后才进入高潮。此时，日本学术界研究东南亚和中国南方古代文化的学者大都注意到铜鼓，将目光拓展到了中国和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国家，不仅发表的成果数量大大增加，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黑格尔的铜鼓分类，从而对铜鼓的起源、年代等问题都有了自己的论述。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成果中，如近森《助波鼓和淞林鼓》（1979年）、《西江、红河水系流域东山铜鼓之分布》（1980年），量博满《云南的早期铜鼓》（《雲南の早期铜鼓》，《三上次男博士喜夀紀念論文集：考古編》，1985年），今村启尔《古式铜鼓的变迁和起源》（《古式銅鼓の変遷と起源》，《考古學雑誌》59—3，1973年）、《出光美术馆所藏的先Ⅰ型铜鼓》（《出光美術館所藏の先Ⅰ式銅鼓》，《出光美術館館報》56，1986年）、《失蜡法制造的先黑格尔Ⅰ型铜鼓的发现》（1989年）、《论黑格尔Ⅰ型铜鼓的两个系统》（1993年），新田荣治《泰国新发现的早期铜鼓》（1985年）、《东南亚早期铜鼓及其流传》（1990年），俵宽司《古式铜鼓的变迁与分布》（《古式銅鼓の変遷と分佈》，《日本中國考古學會會報》5，1995年），吉开将人《铜鼓改编的时代》（1998年）（《銅鼓再編の时代》，《東洋文化》78，1998年），等等。
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了铜鼓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如刘锡蕃《岭表纪蛮》中有铜鼓的记录和描述
；唐兆民曾对广西省立博物馆收藏的20多面铜鼓进行了实测绘图，着手编著广西铜鼓图录；1936年，上海市博物馆郑师许《铜鼓考略》一书出版
；1938年冬，徐松石对铜鼓的起源、创始铜鼓的民族、铜鼓的用途等有专门论述
。1943年，陈志良在《旅行杂志》上发表长文《铜鼓研究发凡——广西古代文化探讨之一》，遍查广西的省、府、县志，并向少数民族调查铜鼓的使用情况，在文中列举18个县的铜鼓资料，对使用铜鼓的民族，对铜鼓的形状、纹饰和青蛙塑像作了专门分析，认为铜鼓并非铸于一时，历代都有制造，现代主要用于祭祀和娱乐
。徐松石1947年完成《泰族僮族粤族考》，对我国西南民族的历史，泰族、僮族与粤族血统渊源进行了细致研究，他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研究方法，引用大量史料，阐述了铜鼓与岭南僮族的关系，认为僮族是铜鼓的创造者，并介绍了僮人的铜鼓习俗，指出在现代东兰县，丧葬仪式中击打铜鼓目的在于使死者以后闻雷声而不惊醒，不知自己已经离世，意在避免死者鬼魂骚扰家人。在忻城，农忙时有击打铜鼓的习俗，在使用铜鼓前必须先用线香和纸钱请土地神，用后还要送走土地神。这么做一方面使得劳作者听到鼓声忘却疲倦，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免除谈话躲懒的弊病
。1949年，方国瑜发表《铜鼓考》一文，以前人论著为切入点，对西南地区铜鼓的用途、地位、形制以及铜鼓的铸造进行了考证，认为铜鼓是西南地区土著民族的乐器，往往用于战争和赛神、祭祀活动中。在现代，铜鼓虽不用于战事，但仍有着召集群众的作用。同时，铜鼓在西南民族生产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尊崇铜鼓、视铜鼓为宝物，受此影响汉人也以拥有铜鼓为荣
。民国时期的铜鼓研究虽有一定成就，但研究方法和手段都非常落后，研究进展并不显著。
中国铜鼓研究的热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形成的。由于中央和各地相继建立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铜鼓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很快使铜鼓资料的积累成倍增长，关心和研究铜鼓的人越来越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逐步摆脱了落后面貌，迈向与铜鼓资源大国相称的世界一流水平。
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铜鼓研究已摆脱单纯文献考证，而转向对铜鼓实物进行研究。50年代初，凌纯声先后发表《记本校二铜鼓兼论铜鼓的起源及其分布》
和《东南亚铜鼓装饰纹样的新解释》
两篇论文。1953年，四川大学闻宥编著了《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古铜鼓考·铜鼓续考》一书，全面、客观地介绍了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珍藏的16面铜鼓
；随后他又出版了《古铜鼓图录》
，不仅介绍了他多年精心搜集的铜鼓照片和拓本，还介绍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1959年，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铜鼓图录》，公布该馆收藏的40面铜鼓资料
。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铜鼓的考古学研究渐成主流。李家瑞《汉晋以来铜鼓发现地区图》
、黄增庆《广西出土铜鼓初探》
、何纪生《略述中国古代铜鼓的分布地域》
、冯汉骥《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
、洪声《广西古代铜鼓研究》
、汪宁生《试论中国古代铜鼓》
、李伟卿《中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
等一批高质量的论文运用考古学资料从各方面对铜鼓的分类、断代和纹饰含义、族属和社会功能作了系统的探索。
进入1980年代，以1980年3月在南宁召开的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为标志，中国对铜鼓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为筹备这次学术讨论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成立了铜鼓调查组，在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铜鼓收藏单位的支持下，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全国性铜鼓资料大普查，第一次基本摸清了全国铜鼓收藏的家底，对1360多面铜鼓进行了实体观察、测量、传拓、摄影，记录了空前完备的资料。后来在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博物馆的协助下，将这些资料汇编成《中国古代铜鼓实测·记录资料汇编》
，成为现存铜鼓最完善的实测资料总集；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翻译了英、越、日文铜鼓论文和著作，编印成《铜鼓研究资料选译》3册；摘录历代铜鼓文献，汇编成《古代铜鼓历史资料》1册；搜集中外铜鼓文献目录，编印成《铜鼓文献目录》1册，这些成果为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铜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席这次学术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60多人，提交论文40多篇
，这是铜鼓研究史上的空前壮举，也是对中国铜鼓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阅。在这次会上成立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标志着铜鼓研究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出现于学术之林。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学术交流，经常召开学术讨论会。集合在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旗帜下的，除考古学、民族学方面的专家之外，还有音乐、美术、冶金、铸造、物理、化学等方面的专家，他们除了探讨铜鼓的起源、分类、分布、年代、族属和功用等传统课题外，还开辟了铜鼓的装饰艺术、音乐性能、铸造工艺、合金成分、金属材质和矿料来源等新课题。1988年，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著的《中国古代铜鼓》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铜鼓的起源、类型、分布、年代、族属、纹饰、用途和铸造工艺等问题，是中国铜鼓研究在80年代的总结性的著作。在此前后，中国还出版了一些铜鼓专著，如蒋廷瑜著《铜鼓史话》（1982年）、《铜鼓》（1985年）、《铜鼓艺术研究》（1988年）、《古代铜鼓通论》（1999年），王大道著《云南铜鼓》（1986年），汪宁生著《铜鼓与南方民族》（1989年），姚舜安、万辅彬、蒋廷瑜著《北流型铜鼓探秘》（199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著《广西铜鼓图录》（1991年），万辅彬等著《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1992年）。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铜鼓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有关专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991年，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与有关机构联合召开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提交的74篇论文中，直接涉及铜鼓研究的论文有30多篇，研究内容相当广泛，把铜鼓及其相关的研究课题推到空前广阔的领域
。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铜鼓研究继续发展。一方面，随着中国古代铜鼓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视野朝活态的铜鼓文化及铜鼓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等方向拓展。如吴伟峰在2008年发表了《壮族民间铜鼓铸造技术考察与研究》
，韦丹凤在2011年完成了《广西活态铜鼓文化研究》
，万辅彬等在2013年出版了《大器铜鼓——铜鼓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研究》
；另一方面，在继续研究中国铜鼓的基础上，积极向比较研究拓展。如2009年，李昆声等在《中国云南古代铜鼓的起源、传播及其与越南东山铜鼓的关系研究》课题结项报告的基础上，补充修改，出版了比较研究著作《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
。2013年，李昆声、黄德荣完成了黑格尔Ⅰ型铜鼓研究课题，就国内外发现的，尤其是近年来报道的黑格尔Ⅰ型铜鼓进行了重新的分类研究，主要是将黑格尔Ⅰ型铜鼓的“两分法”提升为“三分法”，使用新的分类标准来对此型铜鼓进行梳理，研究了东南亚地区出土的黑格尔Ⅰ型铜鼓的来源，探讨了越南的黑格尔Ⅰ型铜鼓与中国的黑格尔Ⅰ型铜鼓，以及两地的先黑格尔Ⅰ型铜鼓的关系
。徐祖祥在2013年完成了越南东山铜鼓的类型学、年代及来源研究课题，运用考古学传统的类型学确立标准器的方法，与同时期中国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典型铜鼓进行比较，将越南东山铜鼓做了从早至晚的规范科学的考古类型学排队，将越南东山铜鼓在随葬品中的地位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的铜鼓作了系统的比较与分析
。这些成果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将中国铜鼓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1] A. B. Meyer and W. Foy, Bronze-drum Southeast Asia. Dresden, 1898.
[2] Pham Huy Thong, Dong Son Drums in Viet Nam . The Viet Nam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