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在欧洲几个国家应运而生。居民收入的增长与民众的福利有着密切联系,不少学者试图揭开经济增长的谜团,尝试揭示经济原因以促进经济增长。针对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罗伯特·E.卢卡斯(Robert E. Lucas)说:“经济增长问题背后隐含的居民福利的结果也差异很大:这种差异也是值得人类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致力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投入了大量时间开展经济增长原理的原因探析。
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至今已有200余年,这段时间也是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弗兰克·P. 拉姆齐(Frank P. Ramsey)在1928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为节点,可以把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928年之前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奠基阶段,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古典增长理论,古典增长理论由许多不同的增长理论组成,先后经历了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两个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托马斯·R. 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等。1928年以后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形成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继古典增长理论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其研究的重点转到了“静态的市场均衡”,即“供求等价的价格均衡”,这种变化使得经济增长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舞台中消失了。“二战”胜利以后,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从西欧转移到美国,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也重新回到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新经济危机的产生,经济增长的繁荣也持续出现,这些现象的次第涌现给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带来了大量研究素材与案例。不少学者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拓展到更加多维视角的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开启又一轮高潮,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表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揭示经济增长的规律、影响机制以及制约因素。库兹涅茨(Kuznets,1966)曾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提供给居民种类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持续提升,这种持续提升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调整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通常被定义为产品生产量的增加,生产量既可以表现为人均产量,也可表现为产品的总产量,其经济增长水平可以用增长率来衡量。
经济增长的定义包含了三层含义。
第一,经济增长集中在商品产量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上,即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如果将人口变化和物价的波动加以考虑,可以定义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最准确的定义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
第二,科技发展是实现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只有依靠科技的发展和技术革新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之中,最首要的是科技进步。科技发展的历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
第三,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是制度与思想意识的适应性调整。只有社会经济制度与思想意识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科技才能发挥作用,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合理的社会制度与思想意识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持续增加,它意味着经济规模和生产能力的扩大,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的增长(卢现祥,1996)。当前中国主要是用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两个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为了表现实际的经济增长,排除价格浮动的影响,因此使用不变价格计算。考虑到人口的变动,衡量经济增长还应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对应的增长率。
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的定义出发认为经济增长具有六个特征(Kuznets,1953)。一是人均商品产量的高增长率和人口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商品产量增长、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人均商品产量增长。二是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快速提升。包括投入等量生产要素的产出量的提高,技术进步的标志即生产率提高。三是经济结构即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进步。四是社会结构与思想意识不断进步。五是世界经济增长范围迅速扩张。六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使得全球贫富差距加大。国际慈善组织Oxfam调查数据显示,全球82%的财富集中在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手中。这六个特征是密切相关的,在这六个特征中,第一和第二个是数量特征,第三个和第四个是结构的转变,第五和第六个是国际间扩散。
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Adam Smith)强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劳动分工中的绝对优势;李嘉图关注自由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罗伯特·M. 索洛(Rebort M. Solow)等人强调生产要素;卡尔·马克思(C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以及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看重创新的作用;而劳伦斯·贝克尔(Laurence Becker)和保罗·舒尔茨(Paul Schultz)则强调了教育与人力资本;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大卫·罗默(David Romer)和卢卡斯关注内生性增长,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本质是注重内生性技术创新;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人重点研究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综上所述,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四个: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技术和资本。可以根据总量生产函数来研究增长的源泉:Y=AF(L,K,R)。其中,Y代表总产量,A代表技术,L代表劳动,K代表资本,R代表自然资源。由总量生产函数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自然条件的改善、技术进步、资本不断积累,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亦被称为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发展起来的,该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人口增长率n是固定的、每年都有d%的资本需要进行重置、储蓄是收入的固定百分数s%的5条基本假设(Solow,1956)。此外,假定要素的规模效益和边际报酬递减是恒定不变的,进而可以发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短期内储蓄率s%上升会促使人均收入y上升,而在地区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水平最终会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Solow模型的形式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 ( t )= K ( t ) α H ( t ) β ( A ( t ) L ( t )) 1- α - β (2—1)
产出(Y)与实物(K)、人力(H)等资本水平、劳动力数量(L)以及技术发展水平(A)之间的关系在该函数中得以体现,其中α表示实物资本的收入份额,β表示人力资本的收入份额。假设劳动和技术水平的速率增长分别为n和g,则:
L ( t )= L (0) e nt (2—2)
A ( t )= A (0) e gt (2—3)
因此可以看出有效劳动以n+g的速率增长。
体现储蓄对实际产出水平的影响是Solow模型的核心观点。在经济发展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人均收入可以表示为:
(2—4)
y ( t )= Y ( t )/ L ( t )(2—5)
其中,y(t)表示人均收入水平,折旧率由δ表示,而S k 表示实物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S h 表示人力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该模型只是描述了经济处于均稳状态下的情形,但是现实生活中经济活动总是处于一个不均衡的状态,是一个由不均衡向均衡转化的动态过程。令 y ^( t )为单位有效劳动的收入,即:
(2—6)
y ^*表示单位有效劳动中处于稳态的收入水平。此外Solow模型指出,在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收敛方式可以表示为:
(2—7)
λ=( n + g + δ )(1- α )(2—8)
其中,λ表示经济收敛的速度,最终该方程可以表示为:
1ny^( t )=(1- e -λ )1n(y^*)+e -λ 1ny^( t -1)(2—9)
新经济增长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又称内生增长理论(阿瑟·刘易斯,2009)。该理论不仅揭示了一个地区的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的原因,还较好地解释了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存在的差异。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要想实现长期增长,必须要保证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增,以及溢出效应形成的物质、人力、知识等要素的内生累积。而地区间的差距来自上述资本数量不同的地区其经济增长的速度的差异。如果有生产要素会在地区间流动,那么地区间的经济将会有出现收敛现象的可能(Aghion et al.,2005)。内生增长理论有以下几项假设前提:
1. 资本边际收益不变(即生产函数为一条直线);
2. 资本K的变动会引起技术A的变动;
3. 人口增长率n和折旧所占的资本存量的不变比率均为0,则产出增长率与储蓄率s有关。
将技术进步视为内生变量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主要考虑到了四种投入量:L(劳动)、K(资本)、A(技术)、H(人力资本),此外,理论还将经济活动分为了三种类型:最终产品的生产、中间产品的生产以及技术研发(Romer,1986)。假设任何和劳动的供给量以及人力资本的存量是不变的,可以得到Y(产出)与劳动力和资本的函数关系如下所示:
(2—10)
其中,X表示为生产活动服务的从资本中分解出来的数个资本品。上述生产函数假设每种特定的资本品对于最终产出的作用是单独的,即每种资本品之间是不存在完全的替代性的。
中间产品是指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资本品,生产中间产品的厂商必须要具备能够将1单位的中间产品转化为n单位的最终产品的技术,在模型中,以每种资本品i都对应有唯一的出售厂家为假设前提,由此可以得到最终产品的需求函数:
(2—11)
在技术研究过程中,为了得到新的技术,必须要投入一定量的人力资本以及现有的知识存量,考虑到知识是可以共享的,则将所有的研究投入加总后得到的技术水平为:
(2—12)
其中, H A 表示技术研究过程中投入的人力资本, δ 则表示生产率系数。
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是揭示经济社会潜在生产能力的长期变化趋势的理论,可以表示为一个长期产出变化的趋势线。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经济学家使用了两个互为补充的分析方法(Mankiw et al.,1992)。一是增长理论,它利用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要素供给、储蓄和投资的相互关系构建模型;二是增长核算,它试图把促进商品产量增加的不同要素的贡献度定量化。
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经济长期变化趋势规律的方法主要有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和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为研究经济增长而构建的理论模型,是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具有重要地位的经济增长模型。其原理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核心是要说明: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要素和经济波动产生的根源,以及如何使经济能够实现长期的增长。这一模型是应用数理模型分析经济增长变化趋势规律的开端,并且把凯恩斯的短期静态均衡分析中的居民收入决定理论动态化、长期化,使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少走了许多弯路,是一次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革命,此外它也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该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假设过多,其经济稳定增长的实现条件过于严格。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把哈罗德—多马模型所假定的极为狭窄的均衡增长途径,形象地比作“刃锋”式增长。
现代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美国学者Solow在1956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中阐述(Solow,1956)。后来由英国学者米德(Meade,1961)通过1961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古典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说明。他们的模型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是因为该模型把充分就业视为必然趋势,类似于古典经济学家的做法。该模型有两点与哈罗德—多马模型不同。首先,假设资本和劳动两个生产要素能够相互替换。因此一定的资本同更多的劳动力相结合,才能促使商品生产率提高。而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是按一定的比例与劳动力相结合的。其次,假设不论何时,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且资本和劳动可以互相替换,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不存在生产要素闲置的问题。
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核心内容认为经济能够不凭借外力的推动实现不断增长,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它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肯尼思·J. 阿罗(Kenneth J. Arrow,1962)提出的“干中学”模型,以及罗默提出的收益递增增长模型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Murphy,1989)。在阿罗的模型中,产出不仅仅是投入有形要素,也是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增加的资本不仅通过其对商品生产来提高产量,还通过推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和新思想的发展来提高产量,因此资本的贡献要大于传统的贡献。但在这一模型中技术仍然是外生的,它随着内生的资本存量的变化而变化。在罗默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充分重视了经验积累的作用,他们将科技发展完全地内生化。他们认为,增长的源动力是经验的积累和知识的发展,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关键。另外还有学者将资本这一概念外延,认为资本不仅包含物质资本,还包含技术和劳动力资本,因而资本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强调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科技发展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关键作用,都认为知识和经验或者它们的载体——劳动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而且存在着即资本的积累刺激经验与知识的积累,它们又反过来促进投资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这种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注重资本积累过程中知识积累的作用,促进了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