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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1 首先，从语言的纯语音层面来看，我们随处都会观察到使发音变得更加简单的倾向，也就是降低肌肉力度的倾向；难发的语音组合被摒弃，只有发音简单的语音组合才会得到保留。因此，大多数语言只使用通过呼气发出的音，而通过吸气发出的“吸气音”（click），即用吮吸动作发出的塞音，在连贯话语中是找不到的。在文明世界的语言中，我们只能在感叹词中遇到这样的音，例如，吸气的清音l用来表示兴奋，尤其是吃饭喝酒引起的兴奋（通常还会因呼吸力度以及相应的轻微舌部动作不同而产生节奏差异）；还有一种用舌尖发出的吸气音，用来表示不耐烦（通常会用我们的字母写成tut，虽然很不准确；这样的音根本没有被纳入我们的文字体系）；车夫赶马的时候，还会喊出一些其他类型的吸气音。而另一方面，在南非的一些非常原始的语言中，这样的音以及类似的音却出现于词的完整结构之中；布雷克 2 的研究表明，在这些语言的较早阶段，这样的音很可能比现在还要多。我们或许可以认定，这类难发的音在原始语言中总体来说是非常丰富的。
[264]更具深远影响的是下面这一点：有些语言中，我们发现乐重音（musical accent）（或称音高[pitch]）逐渐消失；丹麦语的乐重音消失了，而挪威语和瑞典语却保留了原有的声调；俄语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3 相比，也是如此。关于大多数早期语言中所使用的声调，很难做出什么确切论断，因为书面文献很少能把这类东西表现出来；但幸运的是，古代的印度、希腊、拉丁语法学家的著作里有些明确的表述，我们从中可大致看出音高重音在这些语言中发挥了重要角色，对音程（interval） 4 的运用一定比在我们的现代语言相对高些。对于当今的原始部落所讲着的语言，无疑也可以做相同的论断，但针对这类语言，我们的材料十分匮乏，因为对此做一手研究的大多数作者并未受过做这类调查的必备训练；同样，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即使是那些最知名的欧洲语言，对其声调重音（tonic accent）的研究也很不完善。不过，我们时不时会偶遇一些关于具体的声调重音的信息，比如某些非洲语言中的此类信息。 5
[265]说完词的声调（word tone），再来说说句子的旋律（sentence melody）。众所周知，句子的韵律调节（modulation）受强烈情绪效应的影响非常明显，由此引发更强、更快的声音起伏。对此我想引述赫伯特·斯宾塞在《音乐的起源与功能》（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Music）一文中的精彩介绍，这位杰出的作者研究了情绪对所发出声音的响度、音质（亦称音色）、音高、音程、差别率的影响。“话语随着知觉或情绪变得强烈而变得大声，无论这知觉或情绪是欢快的还是痛苦的……普通的交谈声音，共鸣很小；而带有强烈情感的交谈声音，共鸣则大得多。脾气增高时，声音获得一种金属般的声响……悲痛释放出来时，使用的是很接近吟诵的音色；雄辩的演讲者讲到最煽情的段落时，同样也会拿出比平时更具震动性的声调……淡漠或冷静时，使用的是中性的声调，而兴奋时的声调要么高于此，要么低于此；随着情感增强，声调要么越升越高，要么越降越低……极端欢乐与恐惧皆伴有尖锐的呼喊声……冷静话语相对单调，而情绪则会利用五度音程、八度音程，甚至度数更大的音程……情绪性话语还有一个特征我们须注意，那就是音高变化之特征……例如会见朋友，来的若是一群期待已久的访客，会听到所有人的声音都发生了音高变化，与平时相比，变化不仅更大了，而且更多样了。” 6
[266]如今，由于文明的进步，情感，或者至少是情感的表达，得到了缓和。因此，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认为非文明人及原始人的话语比我们的话语更易受到情感鼓动，更像是音乐或歌曲。这个结论被我们所听到的关于今日各种原始人话语的论述所印证。我想引述几段话 7 来表明这一点：
“在塔希提的胡阿希内岛（Huaheine），许多人都有种习惯，把所有想强调的话用唱歌的方式来说”（引自福斯特 8 ）。“在友谊群岛 9 ，日常交谈中的唱歌声调很常见，在女人当中尤其如此”（同上）。印度的山地部落比尔人（Bhils），“说话拖腔带调，像是在朗诵”（引自希伯 10 ）。“阿博地区东部的丹巴曲山区居民讲的语言……因非常特别的声调而与众不同，有些辅音发音极其困难”（引自理查森 11 ）。“这个民族（南美的阿比坡尼族[Abipones]）说的话，富于音高变化，很像唱歌。”东非的语言“非常轻快而有乐感”（引自伯顿 12 [Burton]）。
这些事实和思考似乎皆指向一个结论：从前曾经有过一个时代，所有的话语都是唱歌，或者说，说话和唱歌这两种行为尚未得到区分；不过我认为，以当今语言科学的发展程度，总结出这样的推论，其确定性不如我下面要提出的原始语言之本质。
[267]语言演化似乎会不时表现出让词缩短的倾向。除了用cab代替cabriolet（出租马车），用bus代替omnibus（公共马车）这样的缩短过程之外，还有音近省音（haplology），即两个相近的音或音组顺次出现时，其中一个被略掉，如Worcester（伍斯特，地名）的读音是[wustə]，England取代了Englaland（英格兰），simply取代了simplely（简单地），还有library（图书馆）、February（二月）、probably（可能）、literary（文学的）、mama（妈妈）这些词的民间发音或土话发音是[laibri]、[febri]、[probli]、[litri]、[ma·]，等等；拉丁语nutrix取代了nutritrix（保姆），stipendium取代了stipipendium（工资），tuli取代了tetuli（我带着），等等；法语controle取代了contrerôle（检查），idolâtre取代了idololâtre（盲目崇拜），Neuville取代了Neuveville（讷维尔，地名），口语中tout à l’heure（一会见）说成[talœ·r]；意大利语cosa取代了che cosa（什么），qualcosa取代了qualchecosa（某物），等等。 13 最后还有一类通过减音（subtraction）而进行的缩短，如用pea代替pease（豌豆），用adder代替nadder（乳头）。除了这些较为偶发的过程之外我们还发现，每种语言中常态出现的语音变化里面，有许多变化都会导致词的缩短：如，弱音节中的元音发音越来越不清楚，最终完全消失；尾辅音发生脱落（这一点，通过比较现代法语的发音和拼写，或许展现得最为清楚：拼写中保留了大量原本发音的音）；首辅音经常不稳定（例如英语的hn、gn、wr中，h、g、w原先都是发音的）；在词的中部，同化以及其他原因亦可导致类似的结果。每个学过历史语言学的人都熟悉一些看似严重矛盾的例子，这些例子其实是历经数个世纪的规则而渐进的变化才形成的：如lord（主公）一词由3至4个音构成，以前曾是laverd，古英语中是hlaford；而这个词的古日耳曼语形式毫无疑问地曾由12个音构成 14 ；拉丁语augustus（八月）在法语中由aoust变成了août，如今仅由[au]两个音构成，或者按照一种传播很广的读音来读，只含有一个[u]音 15 ；拉丁语oculus（oculum）（眼睛）缩水成了意大利语里4个音的occhio，西班牙语里3个音的ojo，法语里2个音的œil。这些都是很常规的变化，而词的延长则极为罕见（如英语的sound源于法语的son [声音]，中古英语为son、soun）。我们语系中那些古老的语言，如梵语、信德语等，都盛产非常长的词；而且越往古时追溯，多音节长词（sesquipedalian）就越多。这一事实鼓励我们不要相信当前流行的那种认为一切语言皆始于单音节词根的理论；即使在其他问题上尖锐对立的马克斯·缪勒 16 和辉特尼 17 两位教授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也无法让我们接受该理论；辉特尼签发的那份教皇诏书 18 ，绝不会吓得我们不敢相信这条异端学说：如果语言的发展演变在史前时代和有史可查的时代沿袭的是同一道路（没有理由怀疑不是同一道路），那么我们就必须设想，原始语言拥有很长的词（至少主要由这样的词构成）、很难发的音，而且比起说话更像是在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