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面前这部我国伟大同胞奥托·叶斯柏森的语言学选集，聚焦于他的语音学与音系学著作，能够为这样一部重要的选集作序，我非常高兴。叶斯柏森的理论著述视野无比开阔（他的应用型著述更是如此），他的影响力巨大，因此霍夫德豪根等（Hovdhaugen et al . 2000）撰写的北欧语言学权威史书指出：“本时期[1900—1965年]北欧各国最具影响力，著作最丰硕的普通语言学家，是奥托·叶斯柏森，……20世纪前半叶，叶斯柏森是人们研读得最广泛、引用得最频繁的普通语言学家之一。”（第344页）而他关于英语的著述同样颇具影响。此外，他对国际交流用的人工辅助语言 3 、中小学语音语法教学等实践工作、语言习得、语音史和比较语言学等，均有显著贡献。
这篇序言中，我将聚焦于他对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贡献，将其置于丹麦语言学的语境中加以审视。 4 我将思考奥托·叶斯柏森对其五位丹麦先驱者的评价，尤其是延斯·海斯加（参见Basbøll 2018a，2018b），并且与我们今天的理解相比较，指出叶斯柏森的一些重大贡献，同时也提及其他语言学家视为其局限性的那些方面。我希望包括中国读者在内的国际读者能够从我的序言中发现些既有意义又不太熟悉的东西。
延斯 · 海斯加（1698—1773） 是启蒙运动时期丹麦伟大的语言学家。他是1737年至1759年间哥本哈根大学的三位管理员中的最后一位，后来成为大学三一教堂的司事与敲钟人。人们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也没有他的画像留存下来，但是即便如此，当今他仍被视为拉斯慕斯·拉斯克之前丹麦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他论丹麦语的著作是匿名出版的，但他论数学的两本书是署了实名的，一部关于代数求面积法，一部关于积分。
1743年（《跬步集》），他对丹麦语的元音系统做了重要而独到的分析（见本文第5节），同时呈现了他对丹麦语语言学的最重要贡献：即对丹麦语斯特德的最早的语言学分析（见本文第6节）。1747年和1769年的著作中，他把这一分析深入下去，从而形成了对整个丹麦语韵律的连贯而全然独到的分析（见本文第7节）。这后两部著作，再加上他那部500页的句法论（1752），构成了对丹麦语的全面而完备的分析（近800页），共计2,022个连续编号的段落，远超过这之前的任何此类著作。
叶斯柏森（1938：32 [1995：39]）说过，学生时代，他找到了海斯加的若干著作，并准备以海斯加的论述为基础，写一本关于丹麦语18世纪以来的发音演化的书。叶斯柏森（《语音学》第24页）强调了海斯加发现丹麦语斯特德、并将其描述为像微弱的呃逆是何等重要（见本文第6节），但是也补充到，海斯加没有对斯特德进行生理描写，也没有对元音或辅音进行生理描写。我们将在本文第5、6、7三节中回到叶斯柏森对海斯加所做的论述上。 5
拉斯慕斯 · 拉斯克（1787—1832） 被公认为丹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他因其比较语言学著作而受到尊崇，而他也撰写过重要的语法著作，其中有些语言此前从未得到过描写。他创立了北欧语言研究，也是描写其他诸多语言系统的先驱人物之一（见Basbøll & Jensen 2015）。
从在菲英岛奥登塞上中小学的时候起，他就已深入研习多种语言，例如他自学了冰岛语，并且教给了他的同学们。 6 在奥登塞时，拉斯克就已知晓并研读过海斯加的几部著作，深受海斯加的语法体系和韵律分析的影响。因此，他早年对家乡菲英岛的方言的描写中，采用的是海斯加式的韵律标写以及较为激进的正字法语音转写形式。
1814年，拉斯克对印欧语系主要语言间的关系做了开路先锋式的分析（该书出版于1818年），该分析基于语音对应关系系统，如拉丁语pater（父亲）中的p对应日耳曼语（如丹麦语）fader中的f。1822年，雅各布·格林（1785—1863）读过拉斯克的著作后，对所有这类对应关系做了更详细的描写，论公平，这条定律满可以叫作“拉斯克—格林定律”的。叶斯柏森对这套复杂的音变做过重要贡献。
拉斯克在他那部已出版著作中篇幅最长的论丹麦语正字法的书中（1826），高度赞扬了海斯加，并且在很多重要方面也遵循了海斯加的体系 7 ——不过，拉斯克和海斯加一样，也引发了争议：丹麦皇家科学院表示，如果他坚持按照自己的正字法来编写词源词典，就会拒绝他编写该词典的申请，可他偏偏真就坚持了！
叶斯柏森十分了解拉斯克的著述，也从中获益匪浅，甚至为公众撰写了一本拉斯克传（1918），他这本拉斯克传是“公众领路人丛书”中的一种，颇受读者欢迎。叶斯柏森的《丹麦的母语研究》一文里，海斯加和拉斯克都得到了分析，这篇文章已在《语言学文集》（1933）里重印。
拉斯慕斯·拉斯克享有国际声誉，而他那位同样出身菲英岛的朋友 雅各布 · 霍尔曼 · 布莱斯多夫（1790—1841） 则只是小有名气，这跟布莱斯多夫的贡献很不相称。布莱斯多夫和拉斯克在菲英岛时就已是朋友；两人在哥本哈根大学上学时十分亲密——拉斯克1807年入学——他们经常一起讨论语言学问题。两人一同编写丹麦皇家科学院词典，拉斯克（1819年）邀请布莱斯多夫结伴踏上他那伟大的印度之行，未能说服他，就嘱托布莱斯多夫照顾好他的语言学遗产。
布莱斯多夫撰写了一篇重要且极具创意的文章，题为《论语言变化的原因》（1821）。奥托·叶斯柏森提到过（Jespersen 1938：41 [1995：51]），他是在一位“犹太书商”（二手书商当时的通称）卖的一本学校课纲里发现这篇文章的；在图书馆工作的一位朋友则告诉叶斯柏森，馆里有本单行本，竟从没被谁借过！叶斯柏森还提到，半年之后，威廉·汤姆生重新出版了布莱斯多夫的这部著作（1886年） 8 ；1982年，亨宁·安德森出版了带导读的译本。布莱斯多夫后来撰写了一部关于日耳曼各语言之间关系的重要著作，对正字法问题做过尝试，对日常口语做了精致的语音转写，对克拉德尼的记音符号做了阐释和修正。 9 布莱斯多夫对不同形式的丹麦语所做的语音转写，得到了叶斯柏森的高度评价（《语音学》第30—32页），叶斯柏森指出，虽然拉斯克远比布莱斯多夫出名，但布莱斯多夫在发音及“真正的语音学”方面显然更胜一筹：布莱斯多夫用自己设计的系统转写了丹麦语的对话，叶斯柏森对这一转写系统评价非常高。
威廉 · 汤姆生（1824—1927） 是丹麦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因破解了真正的谜，即对鄂尔浑碑铭的破译，而受到广泛尊敬（见本选集里叶斯柏森论述此事的专文）。汤姆生是丹麦皇家科学院院长，被授予过丹麦最高荣誉“象骑士勋章”，他七十华诞时，该勋章由国王本人亲手颁授给他（Jespersen 1938：182 [1995：210]），这实为罕见的壮举。汤姆生在语言学领域的成就数量大、质量高，他第一个指出了日耳曼语言和芬兰—乌戈尔语言之间的联系（芬兰语中的日耳曼语借词），他研究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在俄罗斯国家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研究了芬兰语支和波罗的语族语言（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之间的接触，他还研究了已灭绝的安纳托利亚语族语言吕基亚语（Lycian）。晚年，他继续出版发表全新的研究，直至逝世。
他的出版物（已集于Thomsen 1919—1931）在方方面面都极其精致、极具说服力，这些出版物以及他在大学里开设的印欧语、芬兰—乌戈尔语、突厥语等的比较研究课程和语音学课程，影响了其后数代语言学家。 10 对于奥托·叶斯柏森来说，威廉·汤姆生是其最重要的科学影响者，对其整个人生起了决定性作用。例如，他建议叶斯柏森主修英语，让叶斯柏森为担任英语学教授职位做好了准备，并且倾其一生以各种方式关注他、支持他。叶斯柏森把这一影响总结为：汤姆生在他的科学之路上扮演的角色，超过其他任何学者（Jespersen 1938：182 [1995：210]）。汤姆生逝世后，叶斯柏森在皇家科学院的演说中补充了一点：汤姆生对科学上先来后到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也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在这类问题中被拿来说事。这里我或许也该补充一点，汤姆生对此的态度跟叶斯柏森不同，叶斯柏森可非常在意这类事情的先来后到顺序，会把个人情感带到这类问题里（参见本文第8节、第10节）。
众所周知， 卡尔 · 维尔纳（1846—1896） 受到拉斯克的很大影响，但是他同样也受到过海斯加的很大影响，在韵律方面尤其如此，而韵律问题正是维尔纳的过人之处。拉斯克—格林定律中的一系列例外于1875年、1877年得到了卡尔·维尔纳的解释，毫无疑义地被冠名为 维尔纳定律 。例如，印欧语t通常对应日耳曼语的θ（即英语thick一词里的th），但是，如果重音位于其前面的音节——这重音可以从梵语中得出——那么此处对应的就是浊音变体（如德语Bru d er [兄弟]和Va t er [父亲]之别）。
维尔纳十几岁时已对口语——具有声调等差别的不同方言的口语——和学校里教的书面语之间的关系做过些有趣的思考。二十几岁时，他对斯拉夫语方言做了重要的田野调查，尤其研究了这些方言的韵律和其演化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成为维尔纳一生的关注点。
从维尔纳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海斯加著作研究得多么深入，他用符号大量标注了海斯加著作里提到的带有重音的词，标出了丹麦语的斯特德以及元音的长度（参见本文第6节）。遗憾的是，维尔纳规划的丹麦语斯特德研究和斯堪的纳维亚语声调研究，除了在为瑞典学者阿克塞尔·阔克的瑞典语重音研究著作（1878）撰写的书评（1881）里有所提及外，完全没有发表。卡尔·维尔纳一生对重音和声调（韵律）十分执着；他对口语做过重要的观察， 11 甚至还制造过一台用于声测研究的仪器（参见本文第4节）。
奥托·叶斯柏森为维尔纳撰写的讣告（1897），对维尔纳的丰功伟绩做了深邃而忠实的评述。该文见证了叶斯柏森在传承维尔纳的思想遗产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在多个场合审视了维尔纳定律和拉斯克—格林定律。 12
叶斯柏森20世纪30年代时的亲密合作者（Juul 2002：32）保罗·克里斯托弗森指出，“叶斯柏森还论述过丹麦语语音学，他特地为这一研究设计了一套记音体系，丹麦语的语音学术语，基本上是他的发明”（1989：2）。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不仅音段语音学如此（元音和辅音），韵律也是如此（参见本文第6、7、9节）。
奥托·叶斯柏森设计了一套丹麦语语音转写体系，即“丹麦音标”，公布于Jespersen 1890。此后，这一体系在丹麦语语文学传统内的大多数著作中沿用至今，如语言史、方言描写、词典，等等（参见本文第11节）。用丹麦音标做的转写，非常了解丹麦语正字法的人可相对容易地看懂，因此对丹麦人来说尤其容易。不过，面对国际受众时、进行语际比较时，这也是个弱点。丹麦音标在与丹麦语语音学相关的文献中广泛使用，包括以丹麦语编写的重要词典、教科书、手册。 13
无论对于丹麦一般意义上的语音学研究还是具体语言的音系研究，奥托·叶斯柏森的重要性在理论方面和描写方面均有体现。理论方面，他对音节的分析可比作由若干响度峰和响度谷构成的山脉，不同音类展现出不同等级的响度，由此构成响度层级，为后世的各种响度音节模式充当了重要背景（参见Basbøll 2005：173—175）。描写方面，他对20世纪初标准丹麦语语音的细致分析 14 ，对于定义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守型标准丹麦语”之标准做出了贡献，尽管叶斯柏森做此分析时，这样的发音一点儿也不保守。我基本上参照的是布林克（Brink 2011），他给出了些详细的例子，这些例子里，叶斯柏森对丹麦语的一些存在已久却从未被注意过的发音做了观察。
保罗·克里斯托弗森（1989：10）也说过：“英语领域还有一篇很少有人提及却值得关注的著作，那就是叶斯柏森为布吕尼尔德森的《英语—丹挪语词典》（1902—1907）撰写的发音说明”。这部词典很可能是20世纪的第一部发音词典，该词典所做的那种注音，与后来丹尼尔·琼斯所做的那种注音完全相同。叶斯柏森记录下来的话语，诚然就是如今即将故去的那代人的话语，也就是今天的英国人的祖父母辈的话语。这就赋予了该词典某种历史价值，而该词典比丹尼尔·琼斯的词典1917年第1版早好多年。
J. 布吕尼尔德森在他这部厚重而精致的词典的序言中表示，奥托·叶斯柏森教授的音标很可能是该书中最强大的财富之一。叶斯柏森在其说明 15 里则指出，他的转写跟《语音教师》中使用的体系（即后来的国际音标）仅略有出入，只是使其更符合丹麦读者和挪威读者的阅读习惯。叶斯柏森引入的几个有趣的规则，包括用斜体表示即可读“清晰音”又可读“弱化音”的音段，以及用上标式元音表示下降二合元音的第二部分，如mane、bone标为[mein，boun]。他强调发音必须是自然的发音，并指出母语者经常以为自己的发音非常标准，但其实没那么标准。
奥托·叶斯柏森对语音学的主要贡献，是其巨作《语音学》（1897—1899） 16 ，一本厚达600余页的书。该书的主要部分被译成德语并进行了更新，于1904年分作两本书出版。 17 《语音学》里关于丹麦语的部分未收于德语两书中，而是在叶斯柏森《母语语音学》里得到了利用；这本《母语语音学》成为几代学生研习丹麦语语音学的标准教科书。
丹麦以及国际上享有语音学女前辈之誉的埃莉·费舍—于尔森（1911—2010）对叶斯柏森的经典著作《语音学》做过简洁的评价（1979：409—410），这一评价与利舍尔（1989）后来更详细的阐述高度一致。她指出，叶斯柏森没有为语音学引入全新的视角或方法，而是基本沿袭了他上一辈人（主要是斯威特）的道路（参见本文第8节）。但是，叶斯柏森却可视为代表了“经典语音学”的巅峰，这“经典语音学”是对语音发音活动的描写，主要基于细心的说话者之所见（通过对嘴的观察）、之所感，亦源于我们对发音活动和所听到声音之间关系的了解（第410页）。叶斯柏森这位不凡的观察者和聆听者，展示了大量对语音的精妙分析，这些语音，他能够发到让母语者完全满意。叶斯柏森始终注重语音差异的区别功能，因此必须指出，他已有明确的音系观念（参见本文第10节）。
《语音学》里今已过时的部分，主要是关于声学的那些部分（题为“综合”，第361页及后）。这当然不足为奇，因为整个20世纪，研究声学的技术手段已取得突飞猛进。不过，叶斯柏森与当时的其他语音学家相比，对设备的使用其实持怀疑态度（据费舍—于尔森）。在这方面，他和卡尔·维尔纳形成了鲜明对比，维尔纳设计过用来度量语音不同方面的若干设备。 18
《跬步集》（[Høysgaard] 1743，未署名） 19 是一份科学上的轰动之作。书中有两个主题：一是论“声调”，亦称“书面重音”（见本文第6节）；二是论元音。我们先来谈后一个问题。海斯加第一个（在出版物里）注意到，list（狡黠）里的元音和et（不定冠词）里的元音是相同的，都读[e]；与之类似，bukke（弯折）和knopper（花苞）里的元音都读[o]，等等。这是一种新颖而正确的音位分析（参见Bjerrum 1958），意味着向摒弃当时把发音和书写形式混为一谈的陈规迈出了重要一步。1747年 20 ，他第一个提出了完整的丹麦语元音系统，如图1，展示了“元音之间最近密的关系”：
图1 海斯加的元音图（据1747/1920：264）
（复制自《丹麦语言史》[ Dansk Sproghistorie ]，第1卷，第283页，
由丹麦语言文学学会和奥胡斯大学出版社授权使用）
然而，用海斯加著作的编辑整理者亨利克·伯特尔森（1926：119）的话说，引领海斯加得出这一体系的，更多是其耳朵，而不是对语音发音活动的观察。无论伯特尔森还是叶斯柏森（见本文第4节）都认为， 真正的语音学是发音语音学 ；叶斯柏森（1897—1899：24）甚至得出结论，认为海斯加虽然耳朵一直很灵敏，虽然清楚认识到语言描写应基于对听到的语言所做的观察， 但是必须被称为语法学家，而不是语音学家 。
埃莉·费舍—于尔森（2001：188）指出，海斯加图中的纵向维度，与她通过丹麦语元音听觉实验（Fischer-Jørgensen 1967）而得到的主要听觉维度惊人相似。由费舍—于尔森的论述我们可断定，海斯加的元音系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听觉相似度上，他关于元音系统以及斯特德分析的出发点基本上是音系性的，而不是语音性的（2001：189）。但是，这个元音系统本身可以做与普通语音学维度相一致的阐释，这一点也很有意思，见下文图2，我把海斯加绘制的线与我自己的线叠加在一起，并保持完整的海斯加元音布局。
图2 对海斯加元音图的修改（据1747/1920：264）
参见图1，海斯加的线已由我的线取代。
（复制自《丹麦语言史》[ Dansk Sproghistorie ]，第1卷，第283页，
由丹麦语言文学学会和奥胡斯大学出版社授权使用）
横线分隔开的是前元音（图的上部）和后元音（图的下部）（海斯加的a是后元音，与现代丹麦语的/a/不同）。那条偏纵向的线分隔开的是非圆唇元音（图的左侧）和圆唇元音（图的右侧）。该线以左，越往下方，元音的开口度越大（位置越低）。 这一阐释显示出，海斯加的元音图与普通语音学维度之间的一致性，远超过身为丹麦最伟大语音学家的奥托 · 叶斯柏森当初的体会。
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1899—1965，参见本文第10节）指出，每种语言都有个特别困难的描写问题，整个语言分析都必须围绕着它。例如，对法语来说，是对央音、对h、对那些时隐时现的辅音的阐释；对英语来说，是双元音和音长。而对丹麦语来说，核心性的结构问题就是斯特德（1948/ 1951）。
丹麦语的斯特德 是丹麦语某些音节的一种特殊的紧喉化（嘎裂声）。拥有长元音或拥有“短元音加[n]、[l]等响音”的音节，若带有重音（参见本文第7节），就可能出现斯特德。用语言学术语来说，斯特德是喉化音节的韵母上的一种韵律。据海斯加解释，斯特德发音时要像“轻微呃逆”那样“一推”。这种“轻微呃逆”似的现象存在与否，可成为区别发音其他方面全然相同的词之间的唯一差异。例如，ven（朋友）[vɛn]—vend!（转过来！）[vɛnˀ]；musen（缪斯）[ˈmuːsən]—musen（老鼠）[ˈmuːˀsən]；vandet（水汪汪的）[ˈvanəð]—vandet（水）[ˈvanˀəð]。在拉丁语的传统丹麦发音中，亦有斯特德存在（依丹麦语的规则而出现）。 21
海斯加（1743，见本文第5节）对斯特德做出轰动性的第一份语言学（音系学）描写时，提出丹麦语需要四种“书面重音符号”来表示不同的音节类型（“音节类型”是我的术语）——与之不同的是德语只有两种音节类型（长元音型、短元音型），并且不需要在书写中体现出来。海斯加（1747） 22 引入了“呼气姿势”（Aandelav）这个术语用于表示这四种重音（该术语仿“手艺”[Haandelag]一词而造，Haandelag是控制手的方法，Aandelav就是控制呼气的方法，Aande意为呼吸）。海斯加认为他这四种呼气姿势就是把元音音长和斯特德相混合， 23 我们可将其列成下表（表1）：
表1：
按“有斯特德：无斯特德”和“短元音：长元音”两个二元维度排列的海斯加四类“呼气姿势”之分类（引自Basbøll 2018a：26，丹麦语版见Basbøll 2016：287）
叶斯柏森严格区分了斯特德和元音音长（见本文第7、9节）。他对斯特德研究的贡献尤其在于两个方面：（1）叶斯柏森从共时层面对斯特德做了详细描写，这之中既有语音学角度又有音系学角度，他还给出了大量最小对立对，指明了斯特德的词法功能；在这些方面，他可视为海斯加的出色继承者。（2）叶斯柏森深度探讨了挪威语和瑞典语的声调重音（即“乐重音”）和丹麦语斯特德之间的关系，为理解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声调区别和喉化区别的早期演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些方面（海斯加完全没有论及这些方面），叶斯柏森是个伟大的名字，足以与卡尔·维尔纳相提并论，位居斯威特之上（见本文第8节）。布林克（Brink 2018）从历史的角度对叶斯柏森的斯特德以及韵律的其他方面做了详细分析，强调了叶斯柏森这些贡献的重要意义。
韵律这个术语，用于描述长于单个音段（元音和辅音）的音链之特征，包括充当音节特征的（动态的）重音，包括像瑞典语或挪威语词调那样的声调现象，也包括语调。丹麦语的斯特德也是一种韵律。
海斯加在其最后一部关于丹麦语的著作（1769）中已意识到，他1743年以来想让丹麦人在日常书写中写出呼气姿势符的计划 24 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丹麦人永远不会那么做！于是他又提出，这四个符号应该用在词典里，并给出了这样的词条样本。不过，他紧接着给出了一张极其超前的丹麦语韵律表（表2）：
表2：
海斯加的丹麦语韵律体系，据他（1769/1923：514）的表而整理（引自Basbøll 2018a：29，丹麦语版见Basbøll 2016：285）
表2仅涉及语言系统，但海斯加认为，语调有些方面是超出语言系统本身的。表2涉及三组二元对立：斯特德、元音音长、重音（指现代术语体系里的重音），可参见本文第9节。
在重音分析方面，叶斯柏森是位真正的先锋：他设计了一整套重音类型体系，并且详细地对这一体系做了描写：重音弱化（统一体重音）、复合重音、价值重音（不同类型的力度重音），等等，其句法原则均得到了描写。
奥托·叶斯柏森（1897—1899：50）称斯威特“或许是在世的语音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他与斯威特关系密切，曾在牛津和伦敦拜访过他。斯威特去世后，叶斯柏森拜访其遗孀，她称叶斯柏森为“我先生最可亲、最具能力的弟子”（Jespersen 1938：156 [1995：180—181]）。叶斯柏森成为语言学学生之初（1881年），就已了解并崇敬斯威特的著作。
亨利·斯威特（1845—1912）在其最早的著作中就已分析过丹麦语语音学。他对丹麦语“调位”（Tonelag，此术语既涵盖丹麦语的斯特德，也涵盖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声调式词重音，参见本文第9节）的处理， 在当时基本可谓颇具灼见 。 25 斯威特的《语音学手册》（1877）很可能是当时最重要的语音学单卷专著（参见Jespersen 1897—1899：50—53，146—148；Juul 2002）。
对青年时代的奥托·叶斯柏森产生最大影响的人之一，是德国的菲利克斯·弗兰克（1860—1886），虽然他们俩从未见过面。从1884年起，至弗兰克英年早逝，两人这之间的通信显示，他们俩的影响是相互的（见Kabell 2000）；叶斯柏森翻译并编辑整理了弗兰克的多件著作，两人都把斯威特视为伟大的偶像。
叶斯柏森首次注意到（1938：28 [1995：33—34]）斯威特的著作是在1881年研读挪威学者约翰·斯托姆（1879）的著作时。斯托姆是奥斯陆大学的罗曼语与英语语文学教授（1873—1912），是威廉·汤姆生的终生好友，二人的私交可溯至1870年同游意大利之时（Juul 2002：24）。阿恩·尤尔（2002）对这位“活留声机、挪威版的希金斯教授”做了出色而详实的论述，其中包含斯托姆与叶斯柏森、汤姆生、斯威特的大量通信。尤尔（2002）揭示出，叶斯柏森和斯托姆都很容易动怒， 26 有好几次，汤姆生不得不在两人之间充当调停人。斯托姆尤其对叶斯柏森经常说他缺乏系统性而感到不满（例如，见《语音学》§46，pp. 53—55；参见Juul 2002：111—114）。
我们可通过表3回顾关于“声调”和斯特德的术语体系在19世纪的演变，以拉斯克为始 27 ，以代表巅峰的叶斯柏森《语音学》为终；《语音学》中的术语体系已很清晰，20世纪基本得以沿袭。拉斯克和叶斯柏森之间，还有过许多其他尝试（详见Basbøll 2018a）。这并不仅仅是术语体系的问题（即使术语体系极为多变、经常模糊，依然如此），很明显，这概念本身在整个19世纪变得明晰，直至叶斯柏森为这一游戏画上了某种程度上的句号。
叶斯柏森过世后，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成为丹麦最重要的普通语言学家，他在《语言学学报》（ Acta Linguistica ）第3卷（1945）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讣告。他把叶斯柏森刻画为真正的革命精神之化身，称其为语言学界的雅各宾派 28 （1973：52）。他在讣告末尾表达出一种讶异：叶斯柏森几乎从不采纳别人的观点，即使这观点与他自己的观点十分相似时亦不例外 29 ，叶尔姆斯列夫暗示，这或许有心理原因 30 。叶尔姆斯列夫此处指的很可能是他自己的语符学理论，这理论是1934至1937年间他与丹麦年轻的语音学家、语言学家汉斯·于恩·乌尔达尔（1907—1957）密切合作而创建的。 31
表3：
19世纪关于“声调”和斯特德的术语体系。引自Basbøll（2018a：39—40）局部，依据Basbøll（2016，丹麦语在线版）
于恩·利舍尔（1989：56）让人们注意到了此前很少有人注意过的叶斯柏森与乌尔达尔之间的联系：“原本有计划让乌尔达尔……按英语读者之需修订《语音学教程》（1904b）……1935年，他们讨论了若干个话题（关于非字母系统、重音等级等话题的修改）。30年代末，叶斯柏森（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表达过对乌尔达尔与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合作的微词：‘叶尔姆斯列夫还年轻，他可以等，我可不行。’1938或是1939年，计划有所变更，改成了一项合作项目，题为‘由奥托·叶斯柏森和汉斯·于恩·乌尔达尔合著的语音学与音系学基础（原称：语音学基础附注音系学评述）’……最终，战争爆发了，这项工作再也未能完成。”
布拉格学派音系学的领军人物，俄国亲王N. S. 特鲁别茨柯依（1890—1938）指出（2001：44），“拥有外部决定音长的语言和拥有内部决定音长的语言之间的区别，由我们尊敬的主席奥托·叶斯柏森引入语音研究，如今已成为常识”；他继而补充道（2001：50），“音系学感兴趣的，只是拥有内部决定音长（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具有音系性质的音长）……[并将其用于]语义区别的语言”。这就明确承认了叶斯柏森对音系学的重要作用。1930年，叶斯柏森收到一封电报，称“国际音系学大会 32 认为您是语言学这一新方法的先驱之一”（叶斯柏森《语言学文集》1933：212）。布拉格学派的另一位音系学家安德列·马丁内 33 （1993：337）指出，关于言语行为（speech act）和转换标记（shifter）等话题，人们并没有超越叶斯柏森60年前所论述的东西太多。后世语言学家向叶斯柏森的先锋式著作致敬，我觉得这就是典型。
叶斯柏森对其他研究者的阐述直截了当、直扑要害，有时难免尖刻（参见本文第8节），这从叶斯柏森寄给布拉格学派另一位领军人物波胡米尔·特伦卡（1895—1984）的明信片中亦可看出。特伦卡是英语教授，著有详细全面的《现代英语音系分析》（1935）一书。叶斯柏森寄去的第一张明信片是用他自创的人工辅助语诺威亚语写的，其余几张都是用英语写的。1930年2月11日，叶斯柏森感谢特伦卡寄来《英语音系结构》一文，并指出了几点他有不同意见之处；和其他那些明信片一样，他指出了他自己的著作中的若干地方，认为特伦卡本应注意这些地方的。尤其重要的是这句话：“我在我的《语音学》等书里……已经谈到了你们称之为音系学的内容，我一般称之为‘话语经济’（economy of speech）。”1931年5月17日，叶斯柏森感谢特伦卡寄来《英语动词句法》，又提到了一系列有不同意见之处，但结尾处说“不过总的来说，我认为您的书是对英语句法学的宝贵贡献”。1936年2月2日，叶斯柏森感谢特伦卡寄来特鲁别茨柯依的书 34 ，但补充说这本书不易读，他也不喜欢书中的音标，并且问“他用大写字母表示什么？ 35 他可能在别处解释了，但我还没有找到。”这张明信片以及之后的几张明信片里，有很多具体的地方都是在批评特伦卡的主张。两人最后一次通信（1938年3月1日）里只有简单几句：“亲爱的特伦卡教授，非常感谢。不过您会原谅我说我觉得您没有把问题澄清。谨上。（签名）奥托·叶斯柏森”。 36
我称之为“新叶斯柏森学派” 37 的这些人，是个由《丹麦语发音大词典》 38 （SDU，1991）的主要编写者们组成的团体，包括拉尔斯·布林克、约恩·隆德、斯蒂芬·黑尔及其合作者们、学生们。约恩·隆德在其丹麦语研究进度报告（1993：31）中说到过，新叶斯柏森派（Ny-Jespersenianerne）这个名称让编者布林克、隆德感到光荣，也让他们把叶斯柏森认定为比叶尔姆斯列夫更具启发性的人。拉尔斯·布林克（1981：17）甚至把叶斯柏森称为“语音学伟大的导航星”。
除了SDU之外，新叶斯柏森学派的主要著作还有Brink & Lund 1975，这是一部记录1840年至1955年之间出生的人所讲的标准丹麦语的发音全史，基于电台广播节目档案以及他们自录的磁带录音等材料。该研究是SDU的重要基础，方法论上如此，事实性信息方面更是如此。SDU迄今出版的各种语言的发音词典中规模最大的之一，从所提供的信息方面（词典本身和词典体系都算上）来看如此，从发音变体（区域变体、风格变体等）、屈折形式里的发音、因语体弱化现象而造成的发音变化、正在发生的语音变化等信息方面来看亦是如此。不过，SDU中没有记录受试者及社会阶层方面的信息，极端详细的信息有时无法系统地得到其他材料的印证。
新叶斯柏森学派的著作中引入并使用了一个关于“标准丹麦语”的重要定义，这个定义也已被其他学者所采纳。本质上来看，“标准丹麦语”此处没有被定义为特定机构中的特定人群所说的“全部语言（及语言变体）”之类。布林克和隆德定义的“标准语形式”是可从一部分人那里听到的“某一具体的词形式”的发音，这部分人不一定是大多数人，可在丹麦的一切主要地区长大。这就比“皇家剧院所使用的发音”“受过良好教育者的发音”之类的定义更具可操作性，在方法论上较为合理。然而，此定义暗示这发音是按数学和逻辑学所说的离散（discrete）方式来注音的，因为如果按精确的细节来度量的话，两个具体发音永远不可能100%相同。实践中，这意味着语调等方面的差别无法纳入这个定义之中（参见Basbøll 1989，2016）。因此，在这一定义下，某个词形式的两种发音均可成为“标准语形式”，即使二者在语调等方面明显不同，且明显可辨别出是日德兰话和哥本哈根话之差别时亦如此。
我刚才（本文第11节）使用了新叶斯柏森学派这个术语来指特定的一部分丹麦语音学家。但是正如大家所想，奥托·叶斯柏森在丹麦的英语研究、应用语言学、语法学等领域亦有诸多其他追随者。我不打算在本文中探讨这个巨大的话题，只想从中挑出一份深受叶斯柏森启发且亦涉及语音学和音系学层面的丹麦语语法研究，即维韦尔（1901） 39 。维韦尔在其序言里强调了叶斯柏森对他这本书的重大影响，提及了四种“积极语法标记”，即（1）屈折形式，（2）词序，（3）韵律（声调、重音、斯特德），（4）停顿与中断。举例来说，他运用这一方法列举了名词的30种不同的复数构成方式，这之中涉及语音学及音系学尺度，既有音段性尺度，也有超音段性尺度（第98—100页）。
叶斯柏森本人简要地提到过维韦尔的书 40 ，他认为维韦尔（1901）并未打算让该书充当一部完整的语法，但却机智地批评了传统语法，不时呈现出细致而正确的新观察；不过叶斯柏森补充道，维韦尔过于强调形式观，忽视了语言逻辑，是应受责备之处。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参见本文第10节）高度赞扬了维韦尔（1901），将该书刻画为（1928：109f）一部对语法原则至关重要的著作。事实就是（据叶尔姆斯列夫），在全欧洲范围内，维韦尔是合理、明确、强有力地为语言学的纯共时视角辩护的第一人（与索绪尔类似，却早于索绪尔）。
维韦尔（1901）引发了与“传统主义者”的强烈争执。当时丹麦语语法的领军专家，也是维韦尔那尖刻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克里·米克尔森 41 。维韦尔和米克尔森之后的那一代，最重要的两位语法学家则是奥厄·汉森 42 和保罗·迪德里赫森 43 。迪德里赫森为20世纪丹麦语语法写下非常翔实的最后一篇评价时，发现维韦尔对米克尔森的批评基本上是不公正的，有关我们对丹麦语语法的了解，米克尔森的贡献远超过维韦尔。迪德里赫森（1965：191）还指出，奥厄·汉森和他本人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与奥托·叶斯柏森的关系不同：奥厄·汉森深受叶斯柏森的科学乐观主义的影响，例如认为语法问题大多可通过运用常识并忘记人为的传统体系来解决；与之相反，迪德里赫森对叶斯柏森较为怀疑，从叶尔姆斯列夫等人的结构主义中以及从早先的各传统中得到的启发更多些。看看新出的丹麦语大型科学语法（即Hansen & Heltoft，2011）如何处理传统，是非常有意思的：海斯加、米克尔森、维韦尔、迪德里赫森皆扮演了重要角色（奥厄·汉森也扮演了稍小的角色），因此，通过维韦尔，叶斯柏森依然在今日的丹麦语语法传统中间接拥有厚重的份额。
希望我在这篇序言里已经阐明，叶斯柏森这位得到国际认可、也实至名归的杰出语音学家、普通语言学家、英语语文学家、语言史学家、应用语言学家，是丹麦语言学领域的科学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传统至少可追溯至18世纪，其中涵盖了其他伟大的语言学家，如延斯·海斯加、拉斯慕斯·拉斯克、威廉·汤姆生、卡尔·维尔纳。
本序言中部分内容源于我的其他出版物（有修改），如Basbøll（2005，2016，2018b）以及即将出版的出版物，但大部分内容源于2018a。感谢尼娜·格伦努姆为我的初稿提出了许多建议（主要是文体上的建议）。
2020年7月
（参考文献见附录英语原文文末）
1 德拉克洛瓦（Ferdinand Victor Delacroix，1798—1863），法国浪漫主义画家。
2 此篇序言的英文原文见本书附件。
3 叶斯柏森是诺维亚语的创造者，并参与了伊多语和国际语（Interlingua）的创制，见Larsen 1989。[译者按：关于创制国际人工辅助语运动以及叶斯柏森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参见曲长亮《从百年纪念版选集看叶斯柏森的语言学思想》第5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4 我主要参照尤尔和尼尔森（Juul & Nielsen 1989）编辑的文集，尤其是该书中利舍尔（Rischel 1989）论叶斯柏森对普通语音学和丹麦语语音学的贡献的文章。
5 关于海斯加的论述，详见Basbøll（2018a），Bertelsen（1926）。
6 顺便提一句，叶斯柏森也是小学时就自学了冰岛语，用的就是拉斯克的冰岛语语法书（1938：16 [1995：18]）。
7 例如，和海斯加一样的是，拉斯克也不写aa，而是只写一个字母（因为这个元音在发音中并未加倍）；和海斯加不一样的是，他为这个单元音引入了那个我们今天使用的字母，也就是 å ，如s å l（鞋底）。
8 叶斯柏森（同上）已记不清自己是否告诉过汤姆生有布莱斯多夫的这本小书之事，是否说过自己敬仰这本书。
9 恩斯特·克拉德尼（Ernst Chladni，1756—1827）是位重要的德国物理学家、音乐家，被视为声学的创立者之一，对元音的声学分析做出了贡献（参见叶斯柏森《语音学》第30、32页，第448页及后）。
10 汤姆生对卡尔·维尔纳有巨大影响，让维尔纳对语言学最重要的贡献——维尔纳定律——以正确方式全文写出并出版。
11 收录于维尔纳的嗣后论文与书信集（1903）。
12 见尼尔森（Nielsen 1989）对叶斯柏森语言演化观的论述。
13 但是，丹麦音标不用于依照国际语言学传统和语音学传统撰写的研究成果，如埃莉·费舍—于尔森、于恩·利舍尔、尼娜·格伦努姆以及我本人的著作。我们一直使用国际音标体系（叶斯柏森对这一体系亦有影响）。
14 那本影响力非常大的《母语语音学》（ Modersmålets fonetik ，即Jespersen 1906，1934年出第3版，参见本文第4节）尤其如此，此后还有大型的《丹麦语词典》（ Ordbog over det danske sprog ，1919—1956，28卷本）。
15 见词典中的“音标说明”（Om udtalebetegnelsen）（1902：第XII—XIII页）以及“音标一览表”（Oversigt over udtalebetegnelsen）（第XIV页）。
16 《语音学——语音学说之系统阐述》（ Fonetik: En systematisk fremstilling af læren om sproglyd ，1897—1899）。
17 《语音学的基本问题》（ Phonetische Grundfragen ，1904a）和《语音学教程》（ Lehrbuch der Phonetik ，1904b及其后各版），参见本文第10节。
18 见Verner（1903：LXXIII—LXXX，365—372），以及维尔纳写给重要的芬兰语音学家胡戈·皮平的论述计量语音学和声学理论与实践的两封详细的信，这两封信由威廉·汤姆生和数学家J. P. 格兰（J. P. Gram）出版（1912，附法语译文）。
19 《跬步集——丹麦语正字法第二论，展示书面重音的用法及元音的正确使用》（ Concordia res parvæ crescunt, eller Anden Prøve af Dansk Orthographie, Som viser skrevne Accenters Nytte, og Vocalernes rætte Brug ，[海斯加]，1743，未署名）。
20 1747/1920，§14，第264页。
21 例如，'inˀsula（岛屿，主格单数），insu'larum（岛屿，属格复数，不带斯特德），'amanˀt（爱，现在时第三人称复数）。书面符号“ˀ”表示斯特德，“'”表示主重音；因此，第1个例子中，带有“ˀ”的音节带有主重音，最后一个音节带有次重音。[译者按：拉丁语作为一种古代语言，其真实发音早已随拉丁语口语的消亡而失传，后来欧洲各国的古典语文学界各自形成一套本国认可的“拉丁语读音”，这读音往往迁就本国语的发音习惯。因此，同一拉丁语文本，英、法、德、丹的语文学者朗读起来各不相同。古希腊语在各国的“读音”同理。]
22 《标出重音的理性语法》（ Accentuered og Raisonnered Grammatica ）。
23 以现代的理解来看，就是±斯特德、±长元音。该系统被20世纪丹麦语方言学界所沿袭。
24 海斯加建议用四个不同的变音符号的形式来表示呼气姿势，如（像法语那样的）锐音符“ˊ”、钝音符“ˋ”、折音符“ˆ”以及用特殊符号表示的第四种符。海斯加改变了这些变音符号的已有意义，但其逻辑始终清晰而一致。
25 斯威特有时候对之前的语音学家不公正，例如他说“[斯特德]由丹麦语法学家海斯加发现，但海斯加仅仅给出一些例子就满足了”（1873/1913：348）；这说法对于评价伟大的海斯加是完全不公正的，见本文第2节、第6节，参见Basbøll（2018a）。
26 斯威特也是如此，至少从他和斯托姆的关系来看如此。
27 拉斯克竭力遵循海斯加，但他错误地增加了两种冗余的“呼气姿势”。“呼气姿势”在拉斯克的术语体系里称“调类”（Tonehold）。
28 雅各宾派是法国大革命最血腥阶段（即18世纪90年代初）的极端激进运动成员。
29 对此叶尔姆斯列夫提到的是布拉格学派音系学、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莫里斯·格拉蒙以及爱德华·萨丕尔。
30 保罗·克里斯托弗森（1995）对叶尔姆斯列夫（1945）及其与叶斯柏森的关系做了非常有意思的分析。
31 语符学聚焦语音成分的内在结构，以平行方式分别分析（索绪尔式）符号的两面（见Basbøll 2021a）。
32 该会议即“1930年12月18—21日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音系学会议”，会议文集作为《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文集》第4卷出版。
33 安德列·马丁内（André Martinet，1908—1999）后来创建了自己的“功能主义”学派，他曾把叶斯柏森的《语言论》（1922）译成法语，跟叶斯柏森本人也认识（见Basbøll 2021b）。
34 这本书必然是《音系描写指南》（ Anleitung zu phonologischen Beschreibungen ，1935）。
35 这必然是指超音位（Archiphoneme），布拉格学派音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36 叶斯柏森寄给特伦卡的明信片，查理大学哲学系档案（Inventář Filozofické Fakulty Univerzity Karlovy）2132号；感谢A. 安德罗诺夫。（我未见到特伦卡的回复。）
37 丹麦语名称为Ny-Jespersenianerne，见Basbøll（1989：93—97）。
38 SDU全称为《丹麦语发音大词典》（ Den Store Danske Udtaleordbog ，1991），拉尔斯·布林克（Lars Brink）、约恩·隆德（Jørn Lund）、斯蒂芬·黑尔（Steffen Heger）、J. 诺曼·于尔森（J. Normann Jørgensen）编。
39 H. G. 维韦尔（H. G. Wivel，1851—1910）著有《丹麦语语法学的观点》（ Synspunkter for dansk sproglære ，1901）一书，他是日德兰北部奥尔堡市（Aalborg）某学院的教师。
40 见于Jespersen 1928（1933：27）；维韦尔在叶斯柏森回忆录（1938）里未被提及。
41 克里·米克尔森（Kr. Mikkelsen，1845—1924）是罗斯基勒（Roskilde）学院教师（“学院”即“拉丁文学校”）。他成长于拉丁语传统中，但他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却是其带有翔实新观察的丹麦语语法（1894，句法部分在1911年版里增幅很大）。
42 迄今最大型的丹麦语词典28卷本《丹麦语词典》（ Ordbog over det danske Sprog ，1919—1956）里，奥厄·汉森（Aage Hansen，1893—1983）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人。此外他还著有好几种论述丹麦语的大型语文学著作，其中的巅峰之作是Hansen（1967）。
43 保罗·迪德里赫森（Paul Diderichsen，1905—1964）是哥本哈根大学最重要的斯堪的纳维亚学教授，以其所著的教科书（1946）等著作而在丹麦语语法研究领域居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