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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我越来越觉得应当思索一下，语言中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之间，即语音和语义之间，存在着最紧密的关系（见上文§153及后），如果对一方投入精密研究，却不考虑另一方，是个极大的误区。语言的语音研究中有许多东西，如果不涉入语义研究，就无法理解、无法解释，这一点在我对音长关系、重音关系的论述中尤其看得出来（《语音学手册》[ Lehrbuch der Phonetik ]，第12、14、15章 102 ）。我的语音学著作的其他章节中，也常有以语言内部层面为对象的论述。把一种语言精通到能够体会出是严肃还是玩笑，自己也有能力表达严肃与玩笑，才真正能够判断该语言的全部语音关系。当然也不能否认，有些研究者虽未对相关语言做到精通，却对此做过些很有价值的个案观察。
[175] 语言史中有许多现象，若将外部和内部结合起来，若将目光投向这两个领域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联系，就会得到新的启示。我在其他著作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古英语格系统的崩溃，最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切（包括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语音定律带来的变化，也包括被归结为类推的变化）都是因为词尾的语音和功能之间出现了多重矛盾。假如同一个词尾一直保有与其他词尾明显不同的句法意义，那么保存好整个系统就会容易得多。但事实是，u一会儿是主格单数词尾，一会儿是主格复数词尾，e既作单数主格词尾，又作单数宾格、与格、属格词尾，还作复数主格、宾格词尾，各格之间有时就会区别得很不精确。随后就会出现忽略非重读音节里元音的唇舌发音动作之趋势（这些元音皆变为[ə]），此趋势一直发生，随处发生，不可阻挡。 103 而其他方面亦可观察到类似情况。
[176] 语言的每个成分（Bestandteil）（我指的是最广义的“成分”），都存在一定的精确性（Richtigkeitsbreite），都拥有一定疆域（Gebiet），在这个疆域之内可将其辨认出来。说话者越是接近疆域中心，听话者就越能简单、完好地理解其信息。只有当说话人靠近疆域边界（Grenze）时，才会较难理解说话者话语中的相应成分是否和说话者的意图相符；而如果他从某一方向越界，听话者或许就只能借助同一话语中的其他成分去费劲猜测，某一部分是什么意思；理解起来常会为之一惊，随即充满疑惑。这种运作余地有多大，不仅因语言不同而不同，而且在某一语言内部亦有差别。句子词序发生改变在一种语言中足以让句子完全听不懂，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却相对来说无所谓，许多语法成分皆如此。至于某一个词的语义，举例来说，虽然Lampe（灯光）要比Licht（光线）狭义很多，但是只要语义边缘（Rand der Bedeutung）很模糊，词的使用就常会很不确定。边界的不确定性经常跟外部世界条件有关联（如，Sand [沙粒]、Kies [沙砾]、Gries [颗粒]的边界线在哪里呢？），但也经常是纯语言学的，例如，某些概念在一种语言中严格区别，在别的语言中却较为模糊。
[177] 关于语音精确性，济弗斯 104 写下了下面这段一语中的的话 105 ：“若要对音变过程无例外的问题加以评价，至关重要的其实是每位说话者以及每个语言合作过程所具有的语音理解和语音产出之精确程度。即使是说话最中规中矩、最准确无误的人，其发音动作也仍存在一定差异余地，这就像是最连贯一致的手书，……每个符号的书写也存在细微差异一样。但是，这种波动域（Zone des Schwankens）的幅度却可以各有千秋。有些语言以充满细微语音差异为特征（印欧语就属于这类），因此理解和产出都必然反映出很高的精确度，而对于另一些语言的惯用语音结构而言，区别就比较含混，但较为仔细的听话者仍能分辨出其本质差别。（我研究的一个巴布亚人，说ramamini vo̱̱ka [我喝咖啡]这句话时，那个表示‘咖啡’的词时而用较轻浊擦音发成vo̱̱ʒa，时而用浊中性音发成vo̱̱ga，时而用不送气清塞音发成vo̱̱ka，时而用送气清塞音发成vo̱̱k’a，还有时用具有强烈刺耳声的塞擦音发成vo̱̱kxa。）” 106 其他一些类似的有关稀有语言中的语音不确定性的有趣例子，见甲柏连孜《语言学》（1891，第201页及后）。
[178] 但是，假如有人认为有些语言一切语音的发音都很松懈，而另一些语言一切语音的发音都很精准，那就大错特错了。情况实际上是，每种语言为语音所划定的界线，都是时而宽松，时而严格。例如，德语sie（她）、ziehe（拖拽）、Ziege（山羊）中的长音[i·]鲜有差别；而书写为eu、äu的那个双元音（如Eule [猫头鹰]、träume [梦]等），不同的德国人发起来截然不同，甚至同一个人都会发得很不一样。我们一听到两个顺次出现的元音，前一个圆唇，后一个在口腔中更高处、靠前很多，就会将其判定为这个组合；至于发前一个音时，舌要压低多少、后缩多少，并不重要，后一个音是圆唇还是不圆唇，也不重要；而在有些地区，连前一个音都是不圆唇的。语言的语音经济是极不平衡的——都是在这一点上铺张些，在那一点上苛刻些。 107
[179] 不过，每种情况下，语音波动的幅度和边界的牢固度均取决于语言的语义层面，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某种语言中如果有许多词对皆仅由[e·]和[i·]来相互区别（或是由[i]音的长和短、由浊音[b]和清音[p]、由词首重音和词末重音、由上升声调和下降声调来相互区别），那么这个区别就一定会被讲这种语言的人们严格遵守，否则就会频频出现误解。而与之相反，如果不会产生明显混淆，谁也不会对其太在乎。法语中，此外尤其英语中，很容易就能列出大量的词对，其区别仅在于词末塞音一个是清音，另一个是其相对应的浊音；因此，词末位置上的[b]和[p]、[d]和[t]、[g]和[k]区分得很清楚。而德语中则鲜有这样的例子，人们因此也就无须对抗词末音变清音之自然趋势了 108 ：如今，所有词末塞音都已变成了清音。在词首位置和词中位置，德语这类区别的例子也很少（见《语音学教程》§104列出的例子），这就表明，[b、d、g]和[p、t、k]之区别在德国被模糊了。与之相反，长元音和短元音之间的区别，在德语中就比在法语中严格得多，因为德语的长短音要是放错了位置，造成的意义混淆可比法语多10倍或20倍。其他例子，可参见法语的重音，西班牙语等不分[e]和[ε]的语言里e的发音，以及北英格兰英语中的喉塞音（ε0） 109 等。
[180] 音变有两种：一种是变化了的音与已有的音合并，一种是变化了的音不与已有的音合并。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不会新出现混淆之可能。我们常能看到，这种变化同时作用于若干个音，使这几个音的距离消失，因此出现音x闯入音y的边界，音y闯入音z的边界；不妨图示如下，1—3代表三个不同世纪的发音：
例如，英语的长音a（古英语短音a的长音）、长开音e、长闭音e就是这样消失的； 110 长闭音e达到了[i·]的音值，而原有的长音[i·]已经双元音化。16世纪时，sea（古英语sǣ）里面的音已变成了[i·]，但see（古英语sēon）里面的音却没能进一步变化，这一音变随即开始造成歧义——假如这种情况的数量非常大，那么后一音变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但是，这数量并不大，所涉及的词也碰巧多是那种即使同音也不会引起太大问题的词；一种语言中，一定数量的同音词是可接受的。不同词类的同音词，即在句子中具有不同句法功能的同音词，比可用于相同位置的同音词更易得到接受。 111 因此，这类两音合并的音变发生之处，会有废弃词或罕用词出现。很多时候，一个词是由于音变导致同音才变成了罕用词（或废弃词）， 112 还是由于此前已变为罕用词而使其混淆风险不足以抵抗音变，是很难分清的。
[181] 我想阐明，我的观点跟旧学派有很大不同，旧学派认为词义变化跟音变呈交错状（kreuzend）。 113 因此，我若要提出语言的语义层面有时会保守地抵制音变，就必然提出了驱动力（treibende Kraft）的问题。换言之：语音为什么会时不时变动？为什么不能保持在已有边界之内？我觉得，以我们当今的认识视角来看，基本可以排除那些不时可见的气候、地理之类的解释， 114 因为相同音变可在极不相同的地区找到。我想把原因分成两部分：
1．向新个体的传输；
2．这种传输以外的其他原因。
不过我必须阐明，这种严格划分其实只是纸面上的理论划分；在实际中，每个个体的语言生命都包含他本人跟不断变化的环境之间的长期互动，也就是一种持续性的施与授的关系（另见《语音学的基本问题》§47 及后）。
[182] 在第一类原因内部，我们必须再区分出面向尚无语言的个体的传输（同一语言共同体内的儿童）和面向已有语言的个体的传输。 115 关于前者，我必须补充一句，以我目前对不同儿童的语言的了解来看（我有大量关于丹麦儿童的资料可提供） 116 ，必须指出，儿童虽然早先已把某种“语音定律”实施得非常规则，但是此后放弃前一阶段的说话习惯时却没有那么连贯一致，因此，早先偏离常规的用法的某些孑遗，常以弱化了的形式残留在了具体的词里——所以，这样的传输无论如何都无法构筑无例外的语音定律。
[183] 有些研究者（如希尔特[Hirt]和维希斯勒[Wechsler]）过于强调外来的语言接触因素对传输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这类影响足以成为方言分裂的最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印欧语语言疆域内部以及罗曼语、日耳曼语等语言疆域内部现存的差异（或者说一切差异？）是这些语言受到不同原住民族语言的影响而造成的。我只能说，这样的夸张实在骇人听闻。正如舒哈特首度强调，后来其他很多人也强调过的那样，如果我们无法找到大段泾渭分明的方言边界线，而只找得到渐变过渡，每个村庄都跟东边的邻居呈现出一种关系，跟北边的邻居呈现出另一种关系，这又如何能跟他们的理论相符合呢？以渐进方式与讲其他语言（非印欧语，确切说是非罗曼语）的原住民族融合，只意味着把象棋盘上的车 117 移动了仅仅一格而已。而且要考虑到这个群体的人数优势在逐渐降低，对我们的影响恐怕不大。此外，在那些并不存在原住民族的地方，同样存在方言分歧。冰岛和法罗群岛，在挪威人拓殖定居时是无人居住的，但是不久之后，那里的殖民者就开始用一种跟所有挪威语方言都不同的方式说话；如今，冰岛语和法罗语已被视为两种独立的语言，各自又都分化出了不同方言；尤其是在法罗群岛，方言之间的差异极为明显。谁也没有怀疑种族融合和语言融合在语言史当中的意义；但是，像现在这样把一切都归于融合，用融合来解释一切，我就要严重质疑了。某一语言共同体扩张了，覆盖至原本的外族，如15世纪以来的法语和英语，但这样的扩张怎么能解释一切有史可循的音变呢？
[184] 我之前提到过，语言混合是影响音变规则性的因素之一；而维希斯勒恰恰相反，他想从原住民族语言所发挥的影响中，找出有利于音变的无例外性的最有效证据。他的论证如下：一个民族接受外来语言时，会把自己的发音基础（Artikulationsbasis） 118 运用到这种新语言中；该语言共同体中所有成员都是如此，所以，引发的变化不是由某个中心出发一点一点扩散出去，而是发生了普遍性变化。此后，外来的语音系统在学来的整套词成分和形式成分中会被取代，这样一来，例外就必然被排除了。 119 不过必须注意，这所谓的发音基础 120 被搞得很神秘，悬浮于每个人头顶上，仿佛发音基础不会像语言中的其他因素那样因人而异似的。人们谈论某一语言或方言的发音基础时，指的只是该语言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口腔位置的平均值而已，如“英语的t”“法语的u”之类，都是这样的平均值。新的语言被每个人学会；但从最一开始，他发的音就不会跟邻居发的音完全相同，他在新语言中做的取代也不和别人完全相同；而且，这之中的精神才干（geistige Veranlagung）也很不相同，故而某A比某B更能理解、更会模仿外来的音。讲拉丁语的高卢人并非全都一个样子。如果有人说法国人发不出松音[ɪ]，德国人在词尾发不出浊音[d]，芬兰人发不出词首辅音群，这只是个大众流行的概括说法而已，实际上只是说这些语音现象在上述语言中不存在；说这些语言的人发这样的音，需要费的力气比一般人要大些；这类公式其实不过是说，法国人（或是别的国家的人）若是在某外语中犯了错误，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这跟某些句法错误也会被描述为法国人讲德语时犯的典型错误、英国人讲德语时犯的典型错误道理相同，并不是说所有的法国人、英国人在所有时候、所有地方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每位语言教师都很熟悉这样的现象：一个音，某学生在这个词里很容易就能发对，在另一个词里却发得很费劲，但这并不一定能归结为环境原因，并不一定能建立起“语音定律”。已经熟知的音A和音C之间如果存在一个第三者音B，那么这个音B就会发得时而像A，时而像C。我们为此而构建起的某种规则性（带有例外的规则），跟其他研究人类习惯的学科并无不同。 121
[185] 我们在这篇简短的概述里，遇到了那些并不以传递给新个体为前提的变化，因此，这类变化依赖的是已习得的母语的日常语言生命。常有人不太重视这类变化，因而力求从别的方面探究音变之程度，我觉得这样的人思考此问题时，把太多时间耗在了书斋之静谧中，日常交谈和随意闲聊偷听得不够。R. 梅林格（R. Meringer）和K. 麦耶（K. Mayer）已在其出色的《说错话与认错字》（ Versprechen und Verlesen ）一书中展示出每个人每天可在身边观察到多少语言错误。 122 不过，他俩记录的只是些较大的“错误”，靠常规正字法即可记录下来，无须语音训练即可注意到。但是，如果近距离看看，却能观察到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句话里都会有一处或多处极其细小的偏离常规之处，一般人根本听不出来，因为整句话已经理解了，这才是主要任务。至于哪个元音或辅音说得比平时长点短点，嘴唇是不是张得大了一点，e的口型是不是比平时小，词末的t收尾时是不是有点像个模糊的s，本该是d的那个塞音是不是发得很松，等等，这样的轻微变化全都太过细小，并不区别语义。然而，这样的轻微变化若是沿着相同方向发生了无数次，就足以解释那些随着时间流逝而出现的最重大的变化。
[186] 许多原因可导致说话人疾速靠近波动域的边界，甚至越过边界：如仓促、疲劳、偷懒、酒醉、愤怒、急切、装洋相、显顺从、讽刺挖苦等情绪、状态和环境。《语音学的基本问题》§166论述过语言器官在非语言目的方面的运用，但那一节对其影响叙述得显然并不深入。 123 这种越界行为的最重要原因，无疑是偷懒、图方便，或者从人类普遍行为来看，人们通常都希望代价最小化（Minimum der Anstrengung）。 124 否认这类因素对语音演化之重要性的论断，大都难以令人信服；只是不要把概念理解得太狭窄：有些明显要求肌肉动作更大的发音，反而比另一些肌肉动作较小但准确性要求更高的发音更容易些：劈木头比给白内障做手术容易。还须注意到，一个角度的发音便利，可造成另一个角度的发音困难，这种情况也不罕见；例如，弱化元音的省略常导致辅音丛出现，对非腭化辅音加[i]或[j]的结构简化可导致腭化的发生，等等。但是，这并不会妨碍我们承认省力原则；人们抄近路，为的是更省力地到达目的地，尽管后来可能会证明这条近路很不省力。 125 我在其他著作中（如《语言的发展》；另见《语音学的基本问题》§ 61及后，以及§73）也力求证明，这一原则对语言（其实就是对使用语言的人）发挥的效应长远来看是大有裨益的，这一论述很容易接受，无须相信负面意义上的目的论或目的动机对说话者具有决定性。
[187] 日常生活中，上述力量时而朝一个方向发力，时而又朝另一个方向发力，因此，正确幅度之核心不会发生变化。只有当某一时期的运动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偏向某一个方向行进时，音变才会发生。此时，所有含有这个音的词，会整体上发生这一变化；邻近位置的其他音如果也涉入其中，那么含有这个环境下的这个音的所有的词也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解释的是规则的音变。而绝大多数不规则音变，可以归入下面这条公式：词作为整体，其语音正确性不一定完全由每一个单音的正确性之和决定。例如Chokolade（巧克力）一词，即使没了第二个o，也照样能够轻松听懂，尽管别的词里的弱化o并不能这样删除。那些较长、缺乏意义或意义不明显的词和词组，尤其容易被弄得面目全非；例如丹麦语således（因此）一词，听着越来越像它在德语中的同义词so了；法语pas s(eu)lement（不仅），英语partic(u)l(ar)ly（尤其），丹麦语naturl(ig)vis（当然）、ri(gtig)nok（正确），等等，都是这个道理。那些意思可轻易从整体情景中猜出来的词尤其如此，即使该发的那些音几乎都没触碰到听话者的耳朵也依然如此，比如打招呼用的那些话就是这样。由此，我就又回到了早在1886年就已经有了的那些想法当中，并且可以再加上最后一句话：语言生命比科学学说复杂得多，尤其比“语音定律无例外”这句话带给我们的猜想复杂得多。感谢神！需要研究、探索、思考的东西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