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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的中学期间，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极其私密的一件事情：我们从十岁的小孩子长成了十七八岁的半大小伙子，生理上开始出现自然需求。这种青春期的性觉醒以纯粹个人的形式出现，每个发育中的少年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谁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讨论它。但是，对于我们那代人而言，性成熟这个棘手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范畴，它同时表现出了我们在另一方面的觉醒，因为，它使我们第一次开始以批判的眼光观察我们置身的世俗社会和它的风俗习惯。小孩子和年轻人一般在最初都会循规蹈矩，但是，他们必须看到其他人也在诚实地遵守这些规范。教师或父母的任何虚伪都必然使年轻人对环境产生怀疑，使他们用更加尖锐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至今一直很信任的权威——学校、家长和公共道德，在对待性的态度上特别伪善——甚至比这还恶劣：他们竟然也要求我们在这件事上做出一幅见不得人的样子。
在三四十年前，人们对待性的态度与今天有所不同。在社会生活当中，没有什么领域像两性关系这样，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体育运动的兴起、青年人的个性解放，由此产生了巨变。十九世纪的市民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倘若要将它与当今自由得多的道德观念相比，说明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先得认清楚这个状况：十九世纪的人是因为内心对性的问题没有把握而只好胆怯地回避它。而更早时候，在人们虔诚信教的时代，尤其是严格禁欲的宗教时期，这个问题反倒容易解决。中世纪的宗教首领深信，感官欲求是魔鬼的毒刺，肉体的享乐是对神的亵渎，是罪孽。他们以粗暴的禁令和残酷的处罚贯彻这种僵化的道德——尤其在加尔文教统治的日内瓦。而到了我们所处的那个宽容的世纪，人们早就不再相信有魔鬼，甚至对神也不太信了，所以也不再敢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但是，我们那个世纪把性问题视作一种混乱的不安定因素，不合伦理道德，不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婚姻之外的一切自由爱情均为资产阶级的所谓“正派”所不容。在这两极之间，那个时代发明了一个奇特的折中办法。道德规范虽然不禁止年轻人有自己的性生活，却要求他们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做这件丢脸的事。既然性不能从世界上消失，那么至少不能让它出现在世俗的视野之内。于是，一种默契就这样产生，无论在学校还是家庭，以及在公共场合，谁都不谈论这个让人恼怒的问题，连同所有让人联想到性的念头，都要压下去。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谁想故意去压抑自然的性冲动，反而消灭不掉它，只不过让它藏入潜意识之中，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对这样掩耳盗铃的无知行为哑然失笑。但是十九世纪的人们可是完全陷于一种妄想，以为用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难题，他们以为将人的自然本能隐藏得越深，那种令人焦虑的冲动就越能得到缓解；以为只要对年轻人缄口不提性，他们就会忘记自己身上的性欲。当时，社会各方面都抱着这种以沉默来克制性欲的妄想，共同组成一条封锁线，守口如瓶。校方、牧师、沙龙、司法机关、报刊、书籍和社会风气原则上都回避谈到性问题，甚至，科学界——它的任务本来应是对一切问题进行无拘束的探讨——也以可耻的方式加入到这个“naturalia sunt turpia”
的阵营当中。科学屈服了，它的借口是，研究这类污秽的课题有损科学的尊严。翻阅一下当时的书籍，哲学的、法学的甚至医学的，我们都会发现，凡是涉及性的地方都被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研究刑法的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上讨论监狱里的人道主义措施和牢狱生活对人非人道的伤害时，对于性这个核心问题却草草绕开。神经科的医生虽然很多时候清楚知道某些歇斯底里症的病因何在，却同样不敢说出真相。我们今天仍可以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读到，就连他所尊敬的老师夏尔科
，也曾私下向他承认，自己虽然知晓某些病人的病因，却从未公之于众。当时所谓“美”的文学，对性根本不敢做如实的描写，因为，它的特长只是表现美学的“美”。在更早的时代，作家都敢于为所处的时代描绘真实而广博的文化风景，在笛福、普累沃神甫
、菲尔丁、累蒂夫·德·拉布列塔尼
的作品中看到完全忠于实际情景的描述。可是到我们那个年代，只允许表现“充满感情”和“高尚”的事，不允许表现任何难堪的真相。因此，都市青年面临的困惑和内心的阴暗，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即使有位作家大胆地触及“卖淫”这个话题，他也觉得必须将它精心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装扮成“茶花女”。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事实：今天的年轻人若想了解父辈和祖父辈的年轻人是如何奋斗的，即使翻遍那些时代最伟大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戈特弗里德·凯勒、比昂松
的作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除外，他们身为俄国人站在欧洲伪理想主义的对立面——仍会发现，书中描写的事件皆是经过润饰的，因为那整整一代人因为时代的压力都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文学即使已经克制如此，那个时代竟仍旧觉得不够，这恰恰最清楚地说明了那个时代对于古代的道德观近乎歇斯底里的痴狂，当时的气氛在今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人们怎么能理解，像《包法利夫人》这样一部完全实事求是的小说竟然被法国的一家法院视为淫书而遭到查禁；左拉的小说在我年轻时的年代竟被视为色情小说；像托马斯·哈代这样平和的古典主义叙事作家竟会在英美引起轩然大波。这些作家的文笔即使再保守，却还是揭露了太多的现实啊。
而就在这充满香水味、叫人窒息的不健康空气中，我们长大了。这种对性讳莫如深的伪道德，违背人性，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年轻人身上。出于一致的缄默，也就不可能出现真正反映当时实情的文学作品和文化史料，因此，若想对那些根本不可信的事情加以纠正，也很不容易。但是尽管如此，到底还是留了一条线索存在，我们只需看看当时的时尚就可明白，因为，每个世纪的时尚都以它有目共睹的审美取向反映了当时的道德观念。在今天，1940年，当电影银幕上出现1900年社交界的妇女和男子，当观众看见他们的服装时，无论欧洲或美洲的任何城市和乡村的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开怀大笑，这个现象可不是偶然的。今天即使头脑最简单的人也会笑话以前人的奇怪打扮——觉得他们的穿着那么不自然、不舒适、不卫生、不实用，简直像小丑一样。而我们自己呢，我们的母亲和姨妈，还有女朋友，以前都穿过这种滑稽的晚礼服，我们自己在小时候也穿过这样可笑的衣服，整整一代人都这样乖乖地接受如此愚蠢的服饰，这对我们真好像是一场噩梦。男人的装束就已经够好笑的了：僵硬的高领，叫人动弹不得，黑色的礼服好像拖着长尾巴，高高的圆筒形礼帽活似一根烟囱。而再看当时“淑女”的打扮，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糟蹋天然丽质，费尽心机，却可笑至极！她们腰间缠着鲸骨制成的紧身衣，弄成马蜂般的细腰，下面是鼓涨得仿佛一口大钟般的裙子，脖颈的纽扣一直紧紧地系到下巴下面，双足遮盖得严严实实，头发梳成无数的发鬈、螺鬈和辫子，盘得高高的，上面缀着沉重的饰物，双手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也捂在手套里。这些“淑女”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文物，她们虽然香风习习，穿金戴银，周身布满精美的蕾丝花边和流苏，却仍旧是叫人怜悯的可怜人。人们一眼便能看出，一个女人，一旦像骑士穿上盔甲一样披上这样一套行头，她就再不可能自由自在而举止轻盈了。她的每个行动、姿态，乃至她的气质都会因此而显得矫揉造作、毫不自然。且不论社交礼仪方面的教育，单是这一套淑女服的穿和脱，程序就已相当繁琐，没有旁人的协助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首先，得把背后从腰部直至颈部的无数搭扣全部扣上，让侍女用尽全身气力将紧身衣束好；长长的头发要请每天来做头发的女理发师处理，用数不清的发针、发卡、梳子、烫发钳和卷发筒将头发烫成发鬈，梳整齐，做成高耸的发型；——我想提醒今天的年轻人注意，三十年前，除了几十名俄罗斯女大学生，欧洲的妇女个个都留着齐腰的长发——然后，再像洋葱一般一件件地穿上衬裙、内衣、上衣和短外套，一直要将她打扮得连最后一点点女人样子消失掉为止。这样荒唐的事情其实是有着秘而不宣的含义在内的：一个女人的线条应该通过这种方式彻底掩盖起来，即使婚礼上的新郎也无法预知身边的未来伴侣究竟是不是驼背，是胖还是瘦，是长腿还是罗圈腿。这种为了顺应世俗的审美观和为了欺骗的目的，对头发、胸部以及身体其他部位进行的人为矫饰，在那个“讲究道德”的时代看来，根本没什么不可以。一个女人愈是渴望成为“淑女”，就愈不能让人看见自己的自然体形。其实，这种带有明显目的的社会风尚，完全是效劳于当时的道德观，因为那个时代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性掩盖和隐藏起来。
但是这种智慧的道德完全忘记了，如果把魔鬼关在门外，它往往还会从烟囱或后门溜进来。在我们今天比较自由的眼光看来，那些挖空心思想掩盖裸露肌肤和真实身材的时尚，不见得有多么贞洁，它反而挑逗性地强调了两性的不同和异性的存在。在我们当今的时代，一名年轻男子和一名年轻女子，身材都修长挺拔，留着短发，没有胡须，在外表上一看就很相配。而在以前那个时候，两性却尽可能地拉开距离。男人以蓄髯为美，至少，要有一撮浓密的小胡子，不时捻一捻，作为男性气概的表现。女人则用紧身衣把胸部这个女性最主要的特征炫耀得让人一目了然。另外，在举止仪态方面也特别强调所谓的男性的坚强和女性的软弱。男子要求豪爽、好斗，有骑士风度，女子则要求害羞、温柔、小心谨慎。男子要像猎手，女子要像猎物，两者一定要有差别。由于仪表上这种人为的分别，那种内在的吸引力，即性的吸引也必然更加强烈。因此，当时社会试图将性掩盖和隐藏起来，最后恰恰适得其反。它唯恐出现有伤风化的事情，在生活、艺术、文学和穿着方面处处防范，杜绝任何会引起性兴奋的刺激，这反而使得它实际上时时刻刻都放不下伤风败俗的念头。它四处巡查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自己于是患上了窥视癖。在当时的世界看来，“体面”始终岌岌可危，任何一个姿态、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有失体统。当时的妇女在运动或打球时若穿长裤，简直是丢人现眼，这样的事情今天的人们也许还能理解，但是，当时的妇女连“裤子”这个词都不能说出口，这种怪事可就匪夷所思了。如果妇女不得已要提到一件有引起性欲嫌疑的物品，比如男子的内裤，她必须选择一个无邪的词来替代，例如“下装”，或者用一个出于此类忌讳而专门发明的词：“不宜言说之物”。同阶层而不同性别的年轻人，根本别想在监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共同出行游玩，——说得更具体些，对于这样的事，人们第一个念头就是，“恐怕会闹出什么事来”。只有当充当监护人的母亲或家庭女教师寸步不离地陪在一旁，年轻人才可能被允许这样相聚一处。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女孩子若想露着脚或光着臂膀打网球，都会被认为不成体统。一个有教养的女子若在公共场合双足交叉，会被认为极不雅观，因为，她裙下的踝关节有可能因此而露出来。就连大自然的基本元素，阳光、水和空气，都没有一亲芳泽的权利。在辽阔的大海里，女子们穿着笨重的泳衣，吃力地朝前游着水。在寄宿学校和修道院，年轻女孩子从头到脚捂得密不透风，甚至在洗澡时还必须穿着长长的白色衬衣，为的是要忘却自己还有肉身。当年老的女性去世，在她的一生，除了接生婆、她的丈夫和洗尸体的人之外，没有第四个人见过她们的身体，哪怕只是肩部的线条或者膝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毫不夸张。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些都不可思议，仿佛经过渲染的笑料。但是，这种对肉体和一切自然的东西的恐惧，确实贯穿了自上而下的整个社会，并且，还伴随着严重的神经过敏。今天的人们怎么能够想象，当年世纪之交时，当女性第一次鼓起勇气骑上自行车，甚至像男人一样以跨姿骑马时，农民会朝这些“大逆不道”的女子扔石块？怎么能够想象，当我还在上小学时，维也纳的报纸长篇累牍地讨论那次“有伤风化”的革新：皇家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们跳舞可不可以不穿针织长袜？又怎么能够想象，伊莎多拉·邓肯
在她极其古典的舞蹈表演中，就因为在白色的希腊式长衫下首次未穿传统的丝绸舞鞋，而赤着双脚舞蹈，便成为当时的头号丑闻？设想一下在这样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清澈的目光一旦发现那件人们用来偷偷隐藏某些东西的“风化”大衣上面，竟然充满了破绽、漏洞和裂缝，便觉得这种认为体统永远受到威胁而产生的忧虑是多么可笑。不可避免的是，最终有一天，在五十个中学生当中，总会有一个学生发现自己的教授在一条阴暗的巷子里买笑；或者，在家人的谈话中，听说这个或那个在人前总是一本正经的人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事实上，这种笨拙的掩饰最最激起我们的好奇，并使我们难以按捺，由于人们不让自然的本能自由、坦然地释放出来，好奇心便在大城市中替自己找到了秘密的、大多不甚洁净的发泄途径。由于年轻时受到性的压抑，社会各阶层都感受到一种隐藏的欲望，它只能通过幼稚的形式发泄，根本无济于事。在栅栏上和厕所内，到处都能看见胡乱涂写的不堪入目的内容。在所有游泳池的女子间隔板上，无一例外都有几处被捅破，作为窥探的小孔。那些在今天因为道德风气的自然倾向而日渐衰微的行当，在当时却悄然兴盛，尤其是人体裸体照片，在每个饭馆，都会有人从桌子底下掏出这些照片向青少年推销。还有“地下”色情文学——严肃文学不得不坚持理想主义的说教，言辞不得越轨——这些是最最低劣的书籍，纸张粗糙，文字下流，销量却奇大。色情杂志亦然，今天是再也见不到这样恶心、低级的东西了。城堡剧院是以表现高贵的精神和纯洁无邪的内容为宗旨的，但是，除了它，还有一些剧场和歌舞场所是专门演出低俗下流的滑稽戏的。当时的社会，处处都是受压制的欲望迂回发泄的途径。所以，那一代人被迂腐的社会道德剥夺了性启蒙，又被禁止享有与异性相处的一切机会，他们实际上比我们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人好色得多。愈是得不到的东西，愈是挑起人的欲望；愈是遭到禁止的，愈是渴望得到；愈是眼睛见不到，耳朵听不到的，围绕它的想象力就愈丰富。一个人接触空气和阳光越少，性欲就郁积得越多。总而言之，当时社会给我们年轻人的压力不仅没有提高道德水准，反而引发了我们内心对一切权威机构的不信任和怨怒。自从我们青春觉醒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直觉地感受到，这种虚假的道德想通过沉默和欺瞒从我们身上夺走真正属于我们青春年华的东西，为了祭祀一种早已不再真实的习俗，它要牺牲我们诚实的态度。
这种“社会道德”，一方面在私下为性的存在和性的自然宣泄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绝对拒绝对于性加以公开的承认，这简直就是双重的欺骗。因为，它这边对年轻男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挤眉弄眼地示意某些人，用当时人们在家里戏谑的隐语说来，就是鼓励他们“再动点脑子”；而在那边，它对妇女则满脸愁容地紧闭双眼，装作什么也看不见。当时的社会习俗甚至都承认男子会有性的冲动，也允许有性的冲动。但是，假若老老实实地承认女子也会被性欲征服，大自然为了自身永恒的目的也需要阴性这一极，这就违背了“女性圣洁”这个观念。在弗洛伊德之前的时代，人们普遍信仰这条公理：女子在被男性引起性欲之前——当然是在正式的婚姻生活中才允许这样——自己不可以有肉体的欲望。而由于即使在讲求道德的年代，空气中仍旧充满各种危险的性欲传染元素——尤其是在维也纳——所以，一个出身好的姑娘，从诞生到她和丈夫一同离开婚礼圣坛的那一天止，必须生活在彻底消过毒的气氛之中。为了保护年轻的姑娘们，人们一刻也不让她们独处。她们都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她看管着她们，绝不让她们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迈出家门一步。无论是上学还是去上舞蹈课、音乐课，姑娘们都有人接送。她们读的每一本书都经过检查，最关键的是，要让女孩子们忙个不停，让她们没有工夫胡思乱想。她们必须练习钢琴，学习唱歌、绘画、外文、艺术史和文学史。人们培养她们的教养，并且过分地培养着她们。而人们一面尽可能地将她们培养得知书达礼，另外一方面，却担心她们对最自然的那些事情一窍不通，她们的那种无知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无法理解。一个出身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子不允许对男子的身体有丝毫的了解，也不许知道孩子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因为，在结婚之前，天使般的女孩子不仅要身体未受到任何玷污，连灵魂也必须绝对的纯洁。当时，说一个年轻女子“受过良好教育”，无异于说她对于生活一无所知，而当时的妇女有时会将这种无知保持一生。我今天一想起一位姨妈的荒唐事还禁不住觉得好笑，她在新婚之夜的半夜一点钟突然回到娘家，大吵大闹地宣称再也不要见那个要她嫁的下流坯子，那男人简直是个疯子和混蛋，因为他想尽办法要脱光她的衣服，她费了好大气力才摆脱这个人的病态纠缠。
当然，我必须指出，这种无知在当时给了女子一种神秘的诱惑。这些羽翼未丰的年轻女孩子们猜测，在自己的天地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关于它，她们自己一无所知，也不允许知道。这使得她们充满好奇、渴望和热衷，使得她们意乱神迷。当大街上有人朝她们打招呼时，她们会脸红——如今还有会脸红的女孩子吗？当她们私底下在一道的时候，她们会嘀嘀咕咕、互相咬耳朵，像微醺的人一样哈哈笑个不停。她们与世隔绝，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期待，对生活充满浪漫的幻想，同时又满怀羞怯，害怕有人发现自己是多么渴望肉体的温存，虽然她们自己对此还一点都弄不清。一点点的想入非非就会使她们完全失态，她们走路的姿态和今天的姑娘们不同，今天的姑娘们经过体育锻炼，举止动作和小伙子一样轻松自在。而在当时，只要观察一个女子走数百步路，就能区分她是未婚姑娘还是已婚妇女。那时的未婚姑娘比如今的姑娘更有女性味，已婚妇女就要差一点。当时的女孩子本质上犹如温室的花朵，没有经过任何的风霜，完全在人工形成的温和环境下被呵护着长大，她们是特定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下，被精心养育的产物。
当时的社会就是想把女孩子培养成这个样子，愚蠢而一无所知、受过良好教育却懵懂未开化、充满好奇同时又满怀羞涩、既不自信又不实际。这种叫人对生活一窍不通的教育注定了她们婚后要心甘情愿地受丈夫的摆布和指引。那种社会习俗似乎要把年轻女子当作它最隐秘的理想的象征，当作女性端庄、贞洁、神圣的象征来加以保护。而当一个年轻姑娘耽误了青春，直到二十五、三十岁还没结婚，境遇又是多么悲惨啊！因为社会习俗冷酷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未婚女子仍旧保持与她的年龄不符的无知、无邪、无欲的状态，只是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和“习俗”的体统。而这些姑娘的娴弱形象日后往往会遭到残忍恶毒的丑化。未婚的女子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又成了“老处女”，无聊的小报对她们极尽挖苦之能事。今天若有人翻开从前的《飞页画报》 [1] 或当时的一份别的什么幽默刊物，他都会吃惊地发现，每一期上面都有对年纪偏大的女孩子的最恶毒的讽刺，嘲笑她们神经不正常，不知道掩饰自己的性欲要求。人们认识不到这些大龄女子的悲剧，体谅不到她们牺牲自身的存在，为了家庭和自己的名誉不得不压抑内心的自然要求，压抑对爱情的渴望，压抑生儿育女的愿望，反而对她们加以冷嘲热讽，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真是令人厌恶。当一个社会犯下违背自然的罪恶，一旦有人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将之昭然天下，它必定会以最残忍的方式对付这些人，历史上向来如此。
如果说，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道德竭尽全力想维持这样的神话：一个出身“上流社会”的女子，只要未婚，就不会有性欲，也不允许有性欲。——否则，她就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将被逐出家门。——但是，同时它又承认年轻男子身上存在这样的性欲冲动。因为根据经验，人们是不可能阻止一个正在成为壮年男子的青年发泄自己的性欲的，所以，人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在神圣化的道德藩篱之外完成自己那见不得人的享乐。正如大都市表面上街道洁净，高档商店美轮美奂，林荫大道高贵幽雅，暗中却隐藏着藏污纳垢之处，年轻人的性生活也全部隐于社会道德表层的下面，让人看不见。至于年轻人在这方面会遇到哪些危险，进入何种境域，人们就不管不问了，校方和家长都不敢对年轻人进行性启蒙教育，干脆就这样忽略掉算了。只是到了上世纪的最后几年，才偶尔有几位懂得未雨绸缪的父亲，用当时的话来讲，他们是比较“开明”的，一旦发现儿子开始长出小胡子了，就立刻想帮他在这方面走上正轨。于是，家庭医生被请上门来，他找机会将那年轻人领入房间，先慢条斯理地把眼镜擦干净，再开始长篇大论，讲述性病的危险，劝告那年轻人，要懂得节制，不要忽略安全措施，实际上，这些年轻人这时在这方面一般都早已经“自学成材”了。另外一些做父亲的使用更加奇特的方法，他们雇来俊俏的丫头，任务就是伺候少爷，教会他这些风月之事。这些父亲觉得，让儿子在自己家里做这些麻烦事情，既在外表上保持体面，又能防止孩子落入哪个“狡猾的女人”之手。综其种种，唯独有一种性启蒙的方式遭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唾弃，即公开、坦诚的性教育。
那么，对于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年轻男子，有什么样的途径发泄自己的性欲呢？对于下层社会而言，这根本不成为问题。在农村，十七岁的长工就已经和女佣睡觉了，如果这种关系有了后代，往后的日子也没什么羁绊。在我们阿尔卑斯山区的大多数村庄，非婚生的孩子数量远远超过婚生孩子的数量。在无产者当中，一个工人在结婚之前，可以和一个女工同居多次。在信奉东正教的加利西亚犹太人中间，小伙子在十七岁稚气未脱的时候就已经成亲了，四十岁的时候就当上了爷爷。唯有在我们资产阶级的社会，早婚这种用来解决性欲的手段受到鄙弃，因为，没有哪位父亲会把女儿交付给一个二十二岁或二十岁的小伙子，他们觉得这个年龄的年轻人远未成熟。这里，又一次暴露出一种本质上的虚伪，市民社会的日历与大自然的日历根本不一致。从自然的角度看，十六七岁就已经成年了，而对于社会而言，只有获得“社会地位”的年轻人才真正成熟，而这在二十五六岁之前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身体的实际成熟与社会意义上的成熟之间，产生了为期六年、八年，或者十年的人为的间隔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男子不得不自己寻找解决性欲的“机会”，或为自己的“艳遇”操心。
那个时代可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这方面的机会，只有极少数非常富裕的年轻公子才能奢侈地“养”一个情妇，这意味着，为她提供一套住所，负担她全部的生活费用。同样，像当时文学中描绘的爱情典范一样，与一个已婚女子发生关系，——这是长篇小说里唯一可以描写的爱情——也只是极个别几个幸运儿才能碰上的事。大多数人是通过女售货员和饭馆女招待来解决欲望问题的，内心得不到什么满足。在那个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兴起，妇女尚未独立地参与社会活动，只有极贫穷的无产阶级出身的女孩子才会抛头露面，因为她们既不受什么清规戒律的约束，毫无顾忌，又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草率地和人相好，不必认真考虑结婚。她们衣衫破旧，卖完十二小时的廉价劳动力之后，浑身一丝气力也没有了，蓬头垢面（当时，浴室尚属富裕人家的特权）。这些可怜的姑娘在狭小的天地长大，地位远远低于她们的情人，因此她们大多数都自惭形秽，不好意思公然叫人瞧见自己和情人在一起。虽然当时的习俗已费心地为这种窘迫发明了特殊的设备，即所谓的“单间”，在那里和一个小妞吃饭是不会被人看见的，而其他的事情则在偏僻街巷里的小旅馆里进行，这些小旅馆是专门用作这个目的的。但是，这所有的约会都很匆忙，毫无情趣可言，只是性交，没有性爱，只是仓促中秘密地完成，好像在做违禁的事情。除此之外，年轻男子还有一种机会，即和一半在社会内、一半在社会之外的所谓“两栖人”交往，她们是女演员、女舞蹈演员、女艺术家，是当时社会唯一“解放”了的女性。但一般说来，当时社会婚外的性生活还是以嫖娼为主。卖淫业是资产阶级社会这座华丽建筑的黑暗地下室的拱顶，在它上面，竖立着这个社会完美无缺的外墙，光彩夺目。
现今这一代人很难想象，二次大战之前，卖淫业在欧洲蔓延得多么广泛。现在的大街上很难再看见妓女，就像现在车行道上很难看见马车了，而当时，人行道上站满了妓女，找她们容易，躲开她们难。另外，还有无数个“不公开的场所”，如夜总会、歌舞场、有歌女、舞女的舞厅、有应召女郎的酒吧。当时，卖笑的女人是公开按小时出卖的，价格分成几等，男人就像买包香烟或一张报纸一样，毫不费力就能买来一个女人，消受一刻钟、半小时或一小时。而对于当今的年轻人，过去这些曾经这样必不可少的场所已经很自然地失去功效了，把卖淫从我们这个世界清扫出去的并不是警察和法律，这种伪善道德的悲剧性产物之所以基本消亡，完全是因为对它的需求减少了。我认为，仅上述事实，就有力地证实了现在的生活和恋爱比先前诚实和自然得多。
面对那些不光彩的事情，政府和社会道德观都觉得非常尴尬。从社会道德的角度出发，谁也不敢公开承认女性可以卖身，但是从生理需要的角度，卖淫又必不可少，因为它是人们发泄婚外性欲的渠道。于是，权威机构便开始求助于模棱两可的解释，他们将卖淫分为两类，一类是秘密的卖淫，国家不允许它的存在，斥它为不道德和危险的行业；另一类是国家允许的卖淫，有营业执照，向政府纳税。一个姑娘如果决心成为妓女，就从警察局领取一份特别许可和一本准予营业的证书。假如她愿意接受警方的监督，并且接受每周让医生检查两次身体的义务，她就有营业的权利了，可以将自己的肉体以她认为合理的任何价格出卖。这种合法的卖淫和其他职业一样，也被承认是一种职业，但是——这里露出了道德的马脚——它又不完全受到承认，比如，一个妓女将身体出卖给了一个嫖客，事后嫖客却拒绝按照约定付钱，这时她无权控告他。她的要求突然变成了不道德的，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因为按照法律的解释，这个案情可耻而不予接受。
从这样的细节可以看出来当时观念的矛盾性，一方面，它把这些妓女纳入国家合法的职业范围内，另一方面又视她们个人为无权享受公民权利的弃民。而实质上的不公是表现在分别对待上，所有这些限制只针对贫穷阶层。一个妓女一小时只值两个克朗，而一个芭蕾舞演员在维也纳可以一小时要价两百克朗，她可以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男人，当然不需要什么营业执照。而那些大交际花们，她们的名字甚至被登在报纸上关于跑马或赛马会的报道里，和那些达官贵人的名字在一处，因为她们已经跻身“上流社会”。同样，一些为宫廷、贵族和富豪们提供奢侈享受的高雅的女皮条客也往往受到法律的庇护，而实际上，法律对拉皮条是加以重刑的。严酷的条例、无情的监督和社会的鄙斥，都只是针对成千上万的妓女大军罢了，它们要她们用自己的肉体和被玷污的心灵去维护那反对自由和自然的爱情的、早已腐烂的陈旧道德。
这支卖淫的大军——如同真正的军队分成骑兵、炮兵、步兵和要塞守卫兵团一样——也分成不同的种类。最早的妓女就像要塞守卫兵团，她们占据城里固定的几条街道，作为自己的大本营，这些地方一般是中世纪的刑场、麻风病地区或者墓地，几百年来，资产阶级一直避开这里居住，只有无业游民、屠夫和其他一些受歧视的社会底层的人才在这里栖身。当局在那里开辟了几条巷子作为皮肉生意的市场，在二十世纪，这些地方就像日本的吉原街和开罗的鲜鱼市场，青楼一幢挨着一幢，两百个或五百个妇女一个又一个地坐在平房的窗前，招揽着生意。她们身价低廉，分成日班和夜班，昼夜工作。
还有无数自己在街上揽客的妓女，组成流动卖淫大军，仿佛是骑兵和步兵。在维也纳，人们把她们称作“游荡女郎”。警方为她们划了一条无形的界限，只允许她们在某一段人行道上做生意。她们穿着好不容易弄到的一身假名牌，无论昼夜，甚至一晚到天明地在街上游荡，即使下雨、下雪，尽管妆容不整，满脸倦意，也要对着每个过往的行人，挤出卖弄风情的微笑。她们强颜欢笑地为别人提供欢乐，不停地从这个角落游荡到那个角落，但是结局却都一样：走进医院。自从大街上再见不到这些饥饿、悲惨的女人，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城市都比以前美丽和人道多了。
但是即便有了这么多妓女，仍旧是供不应求。有些男人不满足于在大街上追逐这种行踪不定的“夜猫子”和可怜兮兮的“天堂鸟”，他们想要更舒服、更隐秘的享受。他们希望更加惬意的爱情：要有灯光，要在温暖的屋子里，有音乐，能跳舞，还要有一副阔绰的派头。为了这些顾客，专门有“不公开的场所”，即高级妓院。在那儿，有一间用假冒奢侈品装饰成的所谓“沙龙”，一群姑娘聚在一起，有的身着贵妇长礼服，有的干脆只穿着睡衣。有个钢琴师负责弄出点音乐，客人们在里面喝酒、跳舞、聊天，然后再成双成对地偷偷溜进卧室。在某些比较高级的享有国际盛名的妓院，尤其是在巴黎和米兰，涉世不深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还以为自己被请进了某人的私宅，遇见了一群脾气乖张傲慢的贵妇人呢。这类妓院里的姑娘相貌比大街上拉客的姑娘俊俏些，她们不必冒着风雨在肮脏的街巷中游荡，她们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穿戴漂亮，食物丰富，尤其可以喝不少酒。但是，实际上，她们因此而成为鸨母的俘虏，鸨母让她们穿漂亮衣裳，是为了抬高她们的身价，供应她们膳宿，是为了让姑娘们永远背负还不清的债，即使最勤勉、最有毅力的姑娘，都永远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这座妓院。
假如将几家这类妓院的秘史写出来，一定会引人入胜，而且会成为当时文化的重要文献。因为，它们隐藏着最奇特的秘密，而平日非常严厉的官府对这些秘密无疑是相当熟悉的。那里有秘密的后门和专用的楼梯，社会最上层的人物——民间是这样传说的——还有宫廷里的人，能够从此进入妓院而不被其他该死的人看见。那里有墙壁和天花板上都镶满镜子的房间，还有的房间，能够在那里窥见隔壁男女寻欢作乐。那里有专为有恋衣癖的性变态者准备的最怪异的化装服饰，从修女的长袍到芭蕾舞演员的裙子，统统锁在抽屉和箱子里。恰恰就是这座城市、这个社会、这个道德，看见年轻姑娘骑自行车，就大为光火；当弗洛伊德用冷静、清晰、透彻的理论揭示出它不想承认的真相时，就指责弗洛伊德有损科学的尊严。恰恰是这个激昂地要维护女性贞操的世界，却容忍了如此可怕的卖淫，甚至将这种行为加以组织，并从中获利。
但愿人们不会被那个时代多愁善感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迷惑，对于青年人来讲，那个时代非常糟糕，年轻的姑娘们在家庭的管束下，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身心的自由发展都受到阻碍；男孩子们迫于那个没人相信、没人遵从的道德规范，不得不去干偷偷摸摸的事情。真诚的、无拘无束的两性关系，是自然规律赋予青年男女最美好的欢乐，在当时却难得一见。在那一代年轻人当中，谁也不记得，在和女性的初次接触当中，有多少值得怀念的插曲，有多少发自内心的欢愉。因为，除了始终逼迫着他们小心和保密的社会压力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心灵蒙上一层阴影，即使在温存时刻也赶不走它，那就是：对性病的恐惧。在这一点上，那时的年轻人和现在的青年相比，也吃很多亏。不能忘记的是，四十年前，性病的传播程度比今天严重一百倍，更加重要的是，它的后果要比现在危险和可怕一百倍。因为，当时的医院对性病还是束手无策，没有今天这样的科学方法，能够又快又好地治疗它。现在，性病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中小型大学的校医院，用保尔·埃里希
的疗法，往往只需几个星期，性病就能被治愈，以至一个教授都来不及给他的学生们看病人刚传染上梅毒的初期病症。但在当时，根据军队和大都市的统计，十个年轻人当中，至少有一两个成为性病的牺牲品而丧命，因此，年轻人不断被警告提防这种危险。走在维也纳街头，每隔六七家门面，就能看见这样的招牌：“皮肤病和性病专科医生”。当时的人们不仅是害怕性病，而且害怕那种令人丧失尊严的可怕的治疗性病的方法，现在的人们不再会知道那是什么情形。一个梅毒患者必须让人用水银涂遍全身，一连好几个星期，其副作用使牙齿脱落，身体其他部位也受到损害。一个偶然传染上这种恶疾的不幸的牺牲者会感到，不仅心灵，而且肉体也被玷污。即便经过这样的治疗，患者也不能一辈子肯定，可怕的病毒会不会从包囊中随时复发，会不会因为脊椎麻痹而全身瘫痪，会不会令前额后面的大脑软化。所以，毫不奇怪，当时有许多年轻人一旦得知自己被诊断患上梅毒，便立即举枪自杀，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自己和自己的近亲被怀疑患有不治之症而受到别人的嫌弃。不仅如此，一种始终只能处于地下状态的性生活还会带来其他忧虑。当我仔细地回忆往事，我几乎不知道年轻时候的那些朋友们哪个没在我这里做过面色苍白、目光迷茫的不速之客，第一个是因为得了梅毒，或者说他担心自己得了梅毒；第二个是因为想让女方堕胎而遭到敲诈勒索；第三个是想背着家里人去治病，但是又缺钱；第四个是因为他不知道拿什么赡养女招待扔给他的孩子；第五个是因为钱包在妓院被偷了，但他不敢去报案。那个道德伪善的时代，年轻人的生活比御用文人在小说和戏剧里描写的要戏剧性得多，同时也紧张、压抑得多，就像在学校和在家里一样，他们在性爱方面没有得到任何自由和幸福，而这是他们那个年龄理应得到的啊。
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是想为那个时代提供一幅真实的画面，当我和战后出生的年轻人聊天时，我往往要强迫他们相信，与他们这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根本谈不上幸运。诚然，从公民意义上来讲，我们比当今的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的青年被迫接受兵役、劳役，在许多国家，人民还必须服从同一种意识形态，这实质上都是在受愚蠢的世界政治的摆布。而我们当时可以不受任何干扰，投身于自己的艺术和各种精神上的爱好之中，使得个人的存在更具个性和特色。我们生活得更富有世界性的眼光，整个世界对我们都加以开放。我们无需护照和通行证就能随意地四处旅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毫不否认，实际上，我们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仅热爱这自由，而且充分利用了它。但是，就像弗里德里希·黑贝尔
精辟的言说：“我们一会儿缺酒，一会儿缺酒杯。”一代人能够同时拥有两者是很少见的，如果从社会风俗那里得到自由，就必须接受国家政府的约束，如果从国家这里得到自由，社会风俗又要设法奴役他。我们曾有过更好的生活，也见过更多的世面，而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得更丰富，而且是更加有意识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年代。今天的青年从中学、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时候都兴致勃勃，昂着头，带着愉快的神情；男孩子、女孩子自由而无忧无虑在一起结伴，无论在学习、运动还是玩耍时都没有那种不自然的羞怯；他们一起在雪地里滑雪，在游泳池像古希腊时代那样自由自在地比赛，一起开着汽车四处兜风，像兄弟姐妹似的过着健康无忧的生活，没有内在或外在的任何压力，每当我看见这些情景，总觉得自己这代人和他们不是相隔四十年，而是隔了一千年，在我们那时候，无论是倾诉爱情还是接受爱情，都得找一个隐蔽之地。我欣喜地看到，社会风尚有了巨大的变革，对于青年人是多么有利。他们在爱情和生活方面重新获得了那么多的自由！他们的身心在这自由当中变得非常健康。我感到，自从妇女可以行为自由以来，她们变得更加美丽了，她们昂首挺胸，眼睛明亮，言谈也不再做作。新一代的青年除了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每日的行动，他们摆脱了父母、亲戚和老师的监督，获得了另外一种自信心，以前阻碍我们发展的各种阻力、紧张和羞怯的情绪，对他们而言是那样陌生。我们当年为了做被禁止的事情必须拐弯抹角、偷偷摸摸，而如今他们不再会懂得这些，因为当初受到禁止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为他们的权利。他们热情蓬勃，充满朝气，漫不经心、无忧无虑，他们享受着这一切，享受着自己的青春。不过，我觉得，这些幸福之中的最大幸福，还是不必在人前撒谎，而是可以忠实于自己，坦诚面对自己的自然情感和欲望。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因为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一生，他们会缺乏当年曾使我们在整个青年时代满怀鼓舞的那种对精神理想的敬畏之情。也许，由于现在能轻而易举地表达和得到爱情，他们会失去爱情当中对当年的我们尤其珍贵、尤其具有吸引力的东西，那是由胆怯、羞涩组成的神秘的阻力，那是温存时的多情。甚至也有可能，他们根本就不明白，正是对禁忌之事所抱有的恐惧，使得享乐的程度秘密地翻了倍。但是，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不值一提，面对如今这拯救性的转变，它实在太渺小了，今天的年轻人不再会有恐惧和压抑感，他们充分享有我们当年不曾有过的东西：无拘无束的自由之感与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