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 的学校

我小学毕业后直接念文理中学，这是很自然的事，即使只为了自己的社会尊严，每个富裕家庭也都会精心培养子女，使他们“有教养”。他们让子女学习法语、英语，让他们精通音乐，让女家庭教师和男家庭教师先后教给他们优雅的举止。但是，在那个“开明”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让人进入大学的“学术”教育才有真正的价值。因此，“上流”家庭都渴望自己的儿子们当中至少有一个能够在名字前拥有博士头衔。可是这条通往大学的道路相当漫长，并且毫不令人愉快。五年小学、八年中学，每天坐五到六个小时的木板凳，课余时间被家庭作业霸占，除此之外，还要接受学校课程以外的“常规教育”，即除了学习古典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还要学几门“活”的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这就是说，除了几何、物理和学校规定的其他课程外，还要学五门外语。学习负担沉重不堪，我们根本没有体育活动和散步的时间，更谈不上什么消遣娱乐。我今天还依稀记得，我七岁的时候非得学会一支什么“愉快幸福的童年”的歌，还要在合唱团里演唱。我至今还记得这首简单的小歌的曲调，但是当时我就是很难唱会它的歌词，更别提真心以为自己的童年就像歌词中唱的那样了。老实说，我对小学和中学生活始终感到厌倦，一年比一年感到不耐烦，希望早日摆脱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我根本想不出当时那种单调、冷漠、机械的学校生活有什么“愉快”和“幸福”，它彻底毁坏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岁月。坦白地说，当我见到本世纪的孩子们可以这样幸福、自由和独立地发展时，总是忍不住地羡慕。当我看见今天的孩子们可以这样自由地、几乎是平等地与老师聊天时，当我看见他们不像当年我们心怀隔膜感，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见他们可以在学校和家里坦率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发自年轻、好奇的灵魂的爱好时，我总是觉得难以置信。他们是那样自由、独立、自然，不像我们，在未曾迈入可憎的学校大楼前，就得浑身紧缩，以免撞上那无形的樊笼。学校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强迫、荒漠、无聊，是不得不生吞活剥那些被精细切割好了的“毫无价值的科学”的场所。那些经院式或者装扮成经院式的内容让我们感到，它们和现实生活，和我们的个人兴趣毫不相关。那是一种百无聊赖的学习，不是为了生活而学习，而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我真正感谢学校的唯一幸福时刻，就是我永远离开它的那一天。

就奥地利学校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所谓的“教学计划”是根据上百年的经验精心制订的，倘若教学方法活泼生动，是可以奠定一种相当广博而有成效的学习基础的。但正因为刻板的计划性和干巴巴的教条，使得我们的课程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学校成了冷冰冰的学习机器，从来不根据人的个性进行调节，它只是一台自动装置，显示出“良好、及格、不及格”的不同标码，以表明学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教学计划的要求。正是这种冷淡、漠然和军营似的生活使我们不自知地饱受折磨。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并且就学过的内容接受考试，八年中学生活中，老师没有问过我们一次对什么感兴趣，所有年轻人渴望得到的鼓励在那里都成了泡影。

这副老夫子面孔从我们学校教学楼的外表上就可看出。这是一幢典型的实用建筑，是五十年前用低廉的材料仓促盖起来的。墙壁粉刷得很糟糕，显得冷冰冰的，教室低矮，没有一幅画或任何令人愉快的装饰品，整栋楼都能闻到厕所的气味，这座学习的兵营仿佛一件旅馆的旧家具，被无数人用过多次，还将被无数人随意或违心地使用。我到今天还不能忘记楼房里那股在奥地利所有政府办公室里散发出来的霉味，我们当时把这叫作“国库”味，这种由于供暖过度、堆满什物，从不通风的房间里发出的气味，先是沾在人们的衣服上，然后便沾染在他们的灵魂上了。学生们像被判划桨的犯人一样两人一排地坐在低矮的木头板凳上，被迫弯腰曲背，直到骨头发酸。到了冬天，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蓝幽幽的光，照着我们的书本，而在夏天，所有的窗户都被精心遮上窗帘，为的是不让学生看见那一小角的蓝天而思想开小差。上个世纪的人们还没发现，正在发育的孩子是需要空气和活动的。因此，校方以为，在一动不动地坐四五个小时当中，学生们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走廊休息十分钟就够了。我们一星期有两次被带往体操房，那里窗户紧闭，我们在木地板上毫无意义地来回踏步走，每踏一步，灰尘扬起老高，就这样，学校在卫生保健方面算是尽了力，国家对我们也算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的责任了。多年后，当我路过这栋衰败的楼房时，感到一阵轻松，终于不必再跨进这所青年时代的牢狱了。当这所显赫的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请，并被要求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辞，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这所学校不存任何感激，任何感谢的言辞不过是谎言罢了。

那种可恶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他们不好也不坏，既非暴君，又非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是条条框框的奴隶，被束缚在官方规定的教学计划内，他们像我们一样，要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当中午的下课铃敲响，他们像我们一样快乐，获得了自由。他们对我们既无爱也无恨，因为他们对我们毫不了解，几年相处，他们只叫得出我们当中几个人的名字，就当时的教学方法而言，他们只关心在上次的作业中学生出了多少错。他们高高坐在讲台上，我们坐在下面，他们提问，我们必须回答，除此之外，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在讲台和桌椅之间、在显著的高高在上和显著的位处下方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权威”的墙壁，阻碍任何接触。要让一位教师把学生当作一个有个性的人看待，让他关心学生特殊的性格，或者像今天惯常的那样，为学生写下基于观察的评语，对于当时的教师而言是超出他们的权限和能力的。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与学生的私人谈话会降低他们的威信，让我们和身为“前辈”的他们平起平坐，这简直是太抬举我们了。我将这些老师的名字和面貌忘个精光，这再深刻不过地说明，我们与这些老师之间根本没有精神和灵魂上的联系。在我的记忆当中，讲台和课堂记事簿最清晰，我们总是想偷看一下记事簿，因为那里有我们的分数。在这本小小的红本子里，老师们先将分数分类，再用一支短短的黑铅笔记下分数。我还记得自己的练习簿，满是老师用红墨水批改的痕迹，但是我不记得他们任何人的脸，——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或者漫不经心吧。

我这种对学校的反感并非是个人的成见，我们同学当中，我不记得有谁不对这种生活反感的，它压抑、阻碍并消磨了我们最美好的志趣。而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种冷酷无情的对青少年的教育方法并非是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图。我们眼前的世界，或者说，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世界，把一切理念都集中在追求太平盛世的偶像上，它不喜欢青年，说得更明白些，它不信任青年人。市民社会对自己稳步的“进步”和秩序感到骄傲，他们宣称，无论任何生活形态，中庸节制、从容不迫是人的唯一有益的德行，所有将我们向前推的急迫都应该加以避免。奥地利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年迈的皇帝统治，受高龄的大臣们掌控，它没有野心，只是希望能够免受一切激进变革，在欧洲保住自己的地位。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趋向激烈迅猛的变革的，因此是可疑的因素，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清除和压制。因此，国家根本没有打算让我们的学生时代过得愉快，我们必须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进步。由于这种不断的后滞，当年对于年龄的概念与现在全然不同。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被当作孩子对待，如果被抓到抽烟，便会受到惩罚，如果他因为想上厕所而离开座位，必须先恭恭敬敬地举手报告。即使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也仍旧被视作乳臭未干的小伙子，而四十岁的男子也仍然不够成熟，不足以胜任负责任的职务。当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被任命为皇家歌剧院的院长时，就好像发生了一桩惊人的意外事件，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惊诧不已，难以相信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竟然就这样交到一个“这样年轻的人”的手上（人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在三十一岁时就已经做出了成就）。这种将所有的年轻人都视为“不太可靠”的不信任感，在当时充斥各个阶层。我父亲从来都不会在自己的商行接待年轻人，谁如果面相年轻，就得处处克服这种不信任感。在今天看来，真是不可思议，年轻人在事业上处处碰壁，只有年长者才能够升迁。在今天这个完全改变了的年代，四十岁的人费尽心机，为的是让自己外表像三十岁，六十岁的人渴望像四十岁，年轻、活力、干劲和自信备受推崇。但在当时追求稳妥的年代，任何想进取的人，都要想尽办法使自己显得老一些。报纸上介绍让胡须加速增长的办法，二十四五岁刚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年轻大夫都蓄起大胡子，戴上金丝眼镜，也不管自己的眼睛是否真的近视，只为了让自己的第一批病人觉得自己“富有经验”。男人们都穿长长的黑色小礼服，步态从容，有可能的话，还要微微有点富态，以显示那种人们刻意追求的老成持重。有上进心的人，都竭力摆出已经脱离了靠不住的青年时期的样子，至少要在外表上如此。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不愿再背中学生的书包了，而用公文包，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出我们是中学生。在那个只认可“老成持重”的时代，青年人的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所有在今天看来最让人羡慕的年轻的资本，都只是靠不住的品质。

只有了解了以上这种奇特的观念，才能理解，国家为什么要把学校完全当作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要教育我们，将现存的一切视为最完美的，并且尊重这一切，我们要把老师的话当成准确无误的，把父亲的话当成不可违背的，把国家的一切当成绝对明智和永恒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原则也贯穿在家庭当中，即不能让年轻人太舒服。在赋予他们权利之前，年轻人必须懂得自己应该尽义务，特别是完全服从的义务。从一开始就应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尚无任何贡献，也不具备任何经验，因此要为得到的一切而心怀感激，不能张口问什么，也不能张口要求什么。在我那个时代，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这种愚蠢的吓唬人的方法的毒害。女佣和愚蠢的母亲吓唬孩子，如果不马上停止胡闹，就把警察叫来。中学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不甚重要的副课上得了坏分数，回家就会受到恫吓，家长会威胁我们再也不能上学，而被送去学徒——堕落到无产阶级当中去，这可谓是市民社会中最严重的威胁了。而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学习目的，要求成年人讲解重大的时代问题时，遭到的是盛气凌人的训斥：“你不会懂这些！”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和政府机关，人们都采用这种手段。人们不厌其烦地提醒年轻人，他还没有“成熟”，他还很无知，他只有俯首帖耳的份，还轮不上他发言，更不许顶嘴。正是基于以上观念，学校里的可怜虫们，那些教师们便高高坐在讲台上，像不可亲近的泥菩萨，将我们的所有“情感”和“渴望”都囚禁在“教学计划”里。至于我们在学校是否感到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根据时代精神，他们的真正使命，不是带领我们向前，而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培养我们的心灵，而是要它尽可能驯服地适应既定的框架；不是增长我们的能量，而是要对我们的活力加以约束，使之平庸化。

对青年人的这种心理压力，或者更加确切地说，这种非心理性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他们不是变得麻木不仁，就是变得更加激奋。人们不妨去翻阅一下心理分析学家的文献，看看这种荒谬的教育方法导致了多少“自卑情结”。这种情结恰恰由经历过我们奥地利旧教育体制的人士发现，恐怕并非偶然。归功于这种压力，我很早便显现出对自由的热爱，这种热爱的程度是当今的年轻人无法了解的，同时，我又对一切专制的东西，对充斥我一生的居高临下的谈话方式深恶痛绝。我对所有武断、教条的说教的反感越来越强烈，后来简直成了本能的厌恶，连我自己都忘了，这种厌恶从何产生。有一次，在演讲旅行当中，人们为我准备了大学的大讲堂作为演讲地点，我突然发现自己必须从讲台上对着下面发言，而听众就像我们当年做学生时那样，乖乖坐在下面的板凳上，不能插嘴，不能反驳。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回忆起自己在学生时代是多么受这样居高临下的讲话的折磨，它是那样专制、教条、毫无平等的亲切感。我感到一阵恐惧，我害怕这次在讲台上的发言会让我显得像当年的老师一样冷漠，正是由于这些顾虑，这次演讲成了我一生当中最糟糕的一次。

在十四五岁之前，我们还觉得学校相当不错。我们拿老师开玩笑，怀着纯然的好奇上课，但接着，我们就感到学校越发无聊和压抑了。不知不觉地，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这些十岁进入中学的男孩子在八年中学的前四年，精神方面就已经超越了中学水平。我们本能地感到，在中学已经没什么可学的了，对于我们感兴趣的课程，我们知道得比可怜的教师还多，他们自从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出于个人爱好而读过一本书。同时，我们还感觉到另一种矛盾：在我们原本就没用心坐着的课堂上，我们听不到什么新鲜的内容或者我们认为值得听的内容，而课堂外面却是一座充满吸引力的城市，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和音乐，每天都有新鲜刺激。于是，我们将被压抑的、在学校无法满足的求知欲，对于精神、艺术和享乐的好奇心统统交付学校外面的世界。我们当中最先只有两三个人发现自己在艺术、文学和音乐方面的兴趣，然后是十几个人，最后，几乎是所有的人。

在年轻人当中，热情会互相传染。它在一个年级里像麻疹或者猩红热一样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由于那些新加入的人都怀着天真的虚荣心，希望在知识方面迅速赶超，因此他们相互促进。至于这股热情向什么方向发展，一般说来都是偶然性所致。如果班级里出现集邮爱好者，那么他很快就会让十几个人也同样入迷；如果有三个人对女舞蹈演员称羡不已，就会有更多的人天天站在歌剧院的后台门前。比我们低三级的一个班级，完全为足球而痴狂，高我们一级的班则热衷于社会主义或托尔斯泰。我恰巧进入了一个对艺术产生狂热兴趣的班级，这也许是对我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事。

就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情本身而言，在维也纳是相当自然的。维也纳的报纸为文化界的所有事件腾出版面。无论走在哪里，在你的身边，都能听见人们谈论歌剧或者城堡剧院。在所有证券交易所的橱窗里，都挂着大明星的肖像。当时，体育运动被看作是粗野的行为，中学生是不好意思从事的，而符合大众理想的电影还尚未问世。即使在家里，我们这种热情也不会受到阻挠：与打牌和交女朋友相反，戏剧和文学是“纯洁无邪”的嗜好。再说，我父亲和维也纳所有的父辈一样，在青年时代也对戏剧情有独钟，就像我们去看理查德·施特劳斯和盖尔哈特·豪普特曼的首演一样，他也曾怀着同样的热情观看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我们中学生觉得挤去看每场首演是理所应当的交情，如果谁在第二天不能在学校叙述首演的每个细节，面对比自己幸运的同伴们，他不知会感到多么的屈辱。如果我们的老师对我们不是那么漠不关心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在每场盛大的首演之前的那个下午，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神秘地病了——因为我们三点就必须去排队，去买我们只能买到的站票。假如他们严密注意的话，一定还会发现，在我们拉丁文语法书的封皮里，藏着里尔克的诗，而且，我们用数学作业本从借阅的书本里抄录最美的诗行。我们每天都有新的点子，利用无聊的上课时间看我们自己的书。当老师念着他的破讲稿，讲解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时，我们在课桌下面读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台上那位老夫子听都没听说过他俩的名字。我们像患了热病一样渴望知道一切，了解发生在艺术、科学领域的所有事情。我们常常在下午挤在大学生当中听讲座。我们参观每一次的艺术展览，走进解剖学的课堂去看尸体解剖。我们用好奇的鼻孔嗅闻一切。我们溜进爱乐乐团的排练场，到旧书店翻旧书，每天去浏览一遍书店，为的是立刻能知道一天之内又出版了什么新书。这其中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阅读。我们阅读到手的所有读物。我们从公共图书馆借书，并且互相借阅弄到的书。但是，让我们了解一切新鲜事物的最佳教养场所，始终是咖啡馆。

为了理解这一点，必须明白，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所在，是世界各地的咖啡馆无法比肩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民主俱乐部，每个客人只要花一小笔钱，就能在那里坐上几个小时，和人讨论问题、写作、玩纸牌、看信，而最重要的是，可以在那里免费阅读无数的报纸和杂志。在一家比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你能看到维也纳所有的报纸，而且不仅有维也纳的，还有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此外，还有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和艺术杂志，《法兰西信使报》《新观察报》《创作室》《伯林顿杂志》等等。所以，我们能知道世界大事，我们有第一手材料，了解新出版的每本新书，知道各地的每场演出，比较不同报纸上面的评论。奥地利人能够在咖啡馆了解到众多事件的丰富信息，并且可以马上与朋友们进行讨论，这可能是使他们思维敏捷、具有国际视野的最重要的原因了。我们每天在咖啡馆泡上几个小时，没有什么事不知晓的。我们依靠的是共同兴趣的集体力量，我们不是用两只眼睛去关注全球的艺术动态，而是用二十只、四十只眼睛。这个人忽视的事情，那个人就会提醒他。由于我们幼稚地想炫耀自己的知识，就像在体育竞赛中一样竞相要拿出最新、更新的知识来超过别人，我们实际上在不断追求耸人听闻的东西。比如当我们在谈论当时遭非议的尼采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说：“不过在个体性方面，克尔凯郭尔 还要更胜一筹。”我们于是立刻便会变得很不安，“克尔凯郭尔何许人也？某人知道他，而我们竟然不知道！”第二天我们就会拥进图书馆，翻阅这位不知何方神圣的丹麦哲学家的著作。假如别人知道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会觉得很受贬低——而我们热衷于去发现的，恰恰就是那些尚未被人发现的、最终极、最新鲜、最怪异、最不同寻常的事物，最关键在于，它们不是四平八稳的官方日报的文学评论宣扬的那一套。抢在别人前面去发现是我们的热情所在（这种热情在我身上保留了很多年）。正是那些尚未被普遍承认的事情、那些难以理解、异想天开、新奇和极端的事物，引起了我们特殊的爱好。对于我们相互你超我赶的集体的好奇心而言，没有什么太偏僻而无法找到，太深奥而无法理解。在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斯蒂芬·格奥尔格 和里尔克的作品总共出版了两三百册，但是顶多只有三四册到了维也纳。没有一个书商的仓库里有他们的书，官方的评论家根本不知道里尔克是谁。但是我们这帮中学生凭借意志的奇迹熟稔他的每首诗、每行句子。我们这些嘴上没毛、发育未完全、每天还得猫在课堂里的男孩子们确实是一群理想读者，每位诗人都梦想拥有这样的读者。我们既好奇又有鉴赏力，并且充满激情。我们的狂热是无止境的，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在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哲学，不干别的。无论是指挥家还是演员，谁经常登台，谁出版了新书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都像星辰一样出现在我们的天空。多年之后，当我读到巴尔扎克描述他的青年时代的文字时，其中有句话让我吃了一惊：“我总以为名人像上帝一样，不似平常人那样说话、吃饭、走路。”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谁若在街上看见古斯塔夫·马勒，就是遇着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第二天早晨就会像打了胜仗一般扬扬得意地对同伴们描述。当我还很小的时候，被人介绍认识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他和善地拍着我的肩膀，而我则好几天为之神魂颠倒。当时我十二岁，虽然不太清楚勃拉姆斯的具体成就，却被他的声望所震撼。在盖尔哈特·豪普特曼的戏剧准备在城堡剧院首演前，一连好几个星期，我们全班同学为之魂不守舍。我们悄悄溜到演员和没有台词的小配角的身边，为的是——抢在别人前面！——了解剧情和演员阵容。我们还到城堡剧院的理发师那里理发（我并不羞于说出当年干的荒唐事），仅仅为了探听一点关于沃尔特或索嫩塔尔的秘闻。如果某个低年级的学生有个舅舅在歌剧院当灯光监督师，他就会受到我们特别的照顾，因为我们通过他可以偷偷溜上舞台去看排练——而登上舞台时的紧张心情，胜过但丁进入天国圣界时心怀的恐惧。在我们看来，名人的声望真是威力无比，即使转过七道弯，仍然会令我们肃然起敬。某个贫穷的老太婆在我们眼中好像超凡脱俗，仅仅因为她是弗兰兹·舒伯特的侄孙女。就连在街上遇见约瑟夫·凯恩茨的男仆，我们也会向他行注目礼，因为他是那样幸运，得以接近这位最受爱戴、最有天分的演员。

今天的我当然很清楚，在这种盲目的狂热中带有多少荒唐的成分。我们像猴子一样模仿别人的举动，相互攀比，因为压住别人的气焰而扬扬得意。我们因为钻研艺术而自觉比亲人和老师这些门外汉品位高，又是多么幼稚的虚荣啊！可是，我在今天仍很惊讶，当时的我们出于过度的文学热情知道了多少事啊！通过不断的讨论和分析，我们这样早就具备了批判鉴别的能力。我十七岁的时候，不仅熟知波德莱尔和沃尔特·惠特曼的所有诗作，而且能把最重要的几首背下来。我相信，在后来的岁月中，再没有像在中学和大学时代那样博览群书了。那些数十年后才得以成名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对我们太熟悉了，因为我们当时以那样巨大的热情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将它们牢记在心。有一回，我告诉我那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 ，我和他的文学作品神交多少年了，我在三十年前就读过他的诗句，并且热爱它们。瓦莱里笑着对我说：“别开玩笑了，老伙计！我的诗1916年才出版哩！”但是当我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了1898年我们在维也纳首次发现他的作品的那本小小的文学杂志的颜色和开本时，他感到无比惊讶：“那本杂志在巴黎几乎没人知道！您怎么会在维也纳弄到它呢？”我回答他说：“就像您上中学时在您家乡读到官方文学界很少提及的马拉美 的作品一样啊！”他赞同地说：“年轻人能够发现自己的诗人，因为他们乐意去发现。”在风儿还没有吹过来之前，我们就感知了它，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带着敏感的知觉生活着的。我们能够寻到新鲜事物，因为我们希冀它们，因为我们渴望得到只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它不属于我们的父辈，不属于我们周遭的世界。年轻人好比某种动物，对于气候的变化有特殊的敏感。在我们的老师和大学未尝觉察之时，我们这代人感觉到了，随着一个世纪的结束，某些艺术观念也告以终结，即将开始的是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值观的改变。我们觉得，父辈那一代的艺术大师——文学界的戈特弗里德·凯勒 、戏剧界的易卜生、音乐界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绘画界的莱勃尔 、哲学界的爱德华·冯·哈特曼 ——与那个太平时代一样，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尽管他们有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对他们已经不再感兴趣。我们凭直觉感到，对于我们躁动的灵魂，他们那种冷静、中庸的节奏是不协调的，与时代的加速度也不甚合拍。这时，正是在维也纳，居住着德意志青年一代最机敏的才俊——赫尔曼·巴尔 ，这名思想界的开路先锋，为一切正在转变和到来的事物勇猛地开辟道路。通过他的帮助，维也纳举办了“脱离派”展览，这个展览震惊了旧的画派，展出了来自巴黎的印象派和点彩派艺术、挪威蒙克 的艺术、比利时罗普斯 的艺术以及一切能够想到的激进艺术家的作品，从而也为他们不受人重视的先驱格吕内瓦尔德 、格列柯 和戈雅 铺平了道路。人们突然获得一种崭新的视野，同时，在音乐领域，由于穆索尔斯基 、德彪西 、施特劳斯和勋伯格，出现了新的节奏和音色；在文学领域，左拉、斯特林堡和豪普特曼开创了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斯拉夫的群魔，魏尔伦 、兰波 和马拉美赋予抒情诗歌艺术前所未有的纯粹和精练；尼采使哲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一种更加大胆而自由的建筑艺术摈弃了繁缛的古典主义风格，提倡朴素实用的建筑新风格。在突然之间，原来舒适的旧秩序被破坏了，迄今为止对它不可或缺的“审美的美”（汉斯利克 ）受到质疑，“正统”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官方评论家诧异于这些冒失的实验，企图用“颓废堕落”或“无法无天”这样的罪名来遏止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我们年轻人则热烈地投身于这股潮流之中，在最汹涌的激流中弄潮。我们感到，我们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年轻人终于可以在这个时代获得自己的权利。我们那躁动不安的、四处寻觅和摸索的狂热之情猛然间获得了意义：我们这些坐在课堂里的年轻人可以加入到这场为新艺术而进行的疯狂的、往往不乏粗暴的战斗中去。凡是举办艺术性探索的地方，无论是魏德金德 的戏剧演出，还是新诗歌的朗诵会，我们都全身心地在场支持，不仅精神上全神贯注，两只手也不闲着。我亲眼见到，有一次，在年轻的阿诺尔德·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作品首演音乐会上，当一位绅士起劲地吹口哨，发出嘘声时，我的朋友布施贝克同样使劲地给了他一个耳光。我们到处充当一切新艺术的先锋突击队，只是因为，它们新，因为，它们愿意为我们改变世界，因为，我们觉得，它们是和我们相关的事情。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过自己的生活了！

不过，我们之所以对这种新艺术如此热爱和着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它几乎完全是年轻人的艺术。在我们父辈的时代，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只有“经过磨炼”和适应了市民阶级那种循规蹈矩的审美趣味后，才可以成名。看看人们教育我们加以尊敬的那些先生们，举手投足、面部表情都那样让人敬畏。他们都是美髯公，蓄着灰白的大胡子，穿着华美的丝绒短外套——维尔布兰特 、埃贝斯 、达恩 、保尔·海泽 、伦巴赫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宠儿，如今都销声匿迹了。他们拍照时作沉思状，摆出“尊贵的”“富有才智的”姿态，一举一动都像枢密顾问和红衣主教，而且还像这些人物一样佩戴着勋章。而年轻的诗人、画家和音乐家最多只被当作“有希望的人才”而已，再进一步的肯定就得等上一阵子了。在没有见到一个人多年的“扎实”成绩，以证实他的实力之前，那个小心谨慎的年代不喜欢太早表露自己的好感。但是，新涌现的艺术家们都是年轻人，由籍籍无名而一鸣惊人的盖尔哈特·豪普特曼才三十岁就做了德意志戏剧的统帅，斯蒂芬·格奥尔格和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在二十三岁的时候——还未到奥地利法律规定的成年年龄——就获得了文学上的声誉并拥有狂热的追随者。在我们自己这座城市，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个“青年维也纳派”，他们是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里查德-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腾贝格，经由他们细腻加工过的艺术手段，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第一次在欧洲取得影响。但是，最使我们迷恋、崇拜，让我们只想一味追随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举世无双的天才人物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在他身上，我们这些年轻人不仅见到了自己的理想，而且，在这个几乎和我们同龄的人身上，我们看见了完美的诗人。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是心智早熟的伟大奇迹，是一个里程碑。就我所知的世界文学范围内的早熟天才，除了叶芝和兰波，没人能像他这样完美无瑕地驾驭语言，没人能像他这样富有如此宽广的想象力，即便偶然写下的诗句也富有这样的诗意。这位天才在十六七岁时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和至今仍无人企及的散文，被永远载入德语文学的史册。他的突然出现和一开始就显露出的成熟是一个奇迹，在整整一代人当中不会出现第二例。他的现身真是不可思议，简直成了超乎自然的事件，令那些最先知晓他的人瞠目结舌。赫尔曼·巴尔经常对我说起他当时的惊讶，有一天，他收到从维也纳发来给他的杂志的一份投稿，投稿人署名“洛里斯”。——中学生是不允许用真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从全世界的投稿中，他从来没见过这样优秀的作品，语言高贵典雅，富有想象，内涵深厚，笔法又那样潇洒、飘逸。这个“洛里斯”，这位陌生人究竟是谁呢，他问自己。无疑，一定是一位老人，历经数年，默默提炼自己的见解，在他那隐士的寒舍中，将语言中最纯粹的精华培育成一种接近肉欲的魔力。就在这座城市，竟然住着这样一位智者，这样一位天才诗人，而他竟从来没听说过！巴尔立刻给这位陌生人写了一封信，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他将这次约会定在著名的格林斯泰特咖啡馆，这是青年文学的大本营。突然，一位身材颀长的中学生敏捷地走到巴尔跟前，他穿着童装短裤，下颌光溜溜地没有一根胡须。他鞠了一躬，用还未完全变声的略尖的嗓音简短而坚决地说：“我是霍夫曼斯塔尔，我就是洛里斯。”多年之后，当巴尔说起自己当时的愕然时，仍旧忍不住地激动。他说自己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艺术、这样宽阔的视野、这样深刻的认识，竟然出自一名中学生！在尚未经历生活之前，他竟然就将生活看透了！而阿图尔·施尼茨勒告诉我的话几乎和巴尔说得一模一样。当时，他还是一名医生，因为他最初的文学成就还不足以维持他的生计。但是，他当时已经是“青年维也纳派”的领袖，很多更年轻的人喜欢接近他，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这位高个子的中学生，这个孩子的机智聪明引起了他的注意。当这个中学生后来请求为施尼茨勒朗诵自己创作的一出诗剧时，施尼茨勒请他来自己的住处，但内心并未对此有多少期待，——他心想，一个中学生的作品，顶多不过是多愁善感或者是假古典主义一类吧。他约请了几个朋友一道来参加，霍夫曼斯塔尔穿着他的童装短裤出现了，有些紧张拘束，他开始朗读作品。“几分钟之后，”施尼茨勒这样告诉我，“我们突然都竖起了耳朵，互相交换着惊讶、甚至是惊恐的眼神。如此完美的诗句，形象巧夺天工，音乐性如此明晰，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在世的任何人写过这样的杰作，我们以为，歌德之后，无人可出了。而比这无与伦比的形式感（在他之后再无人胜出）更加卓越而叫人惊叹的是对于世界的知识，这样一个天天坐在课堂里的孩子，他对世界的认识只能来自神秘的直觉。当霍夫曼斯塔尔朗诵完毕，所有人都悄无声息。施尼茨勒说：“我觉得自己生平第一次遇见了一位天才，我后来的一生中再没有如此强烈地被震撼过。”一个在十六岁时就开始伟大成就——或者更准确地讲，不是开始，而是刚开始就已登峰造极——的人，肯定会成为歌德和莎士比亚的兄弟。事实上的确如此，这种完美愈发成熟：继这首部诗剧《昨日》之后，霍夫曼斯塔尔又创作了气势恢宏的《提香之死》的片段，他在其中使德语获得了意大利语般美妙的音韵。接着，他创作诗歌，他的每首诗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数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一句一句地背诵那些诗。他还写短剧和散文，他的散文将丰富的知识、完善的艺术见解、宽广的眼光神奇地浓缩在十几页稿纸上。这位中学生、这位大学生所写的一切，犹如一颗水晶，从内在深处发出光彩，既璀璨又深邃。在他手中，诗歌和散文如同伊米托斯山上芬芳的蜂蜡 ，糅合成为整体。他的每部作品各有不同的迷人之处，总是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人们总是觉得，一定是有种神秘而不可知的力量引导着他踏上这条前无古人的道路。

我们当时已经领悟到真正的价值所在，我们很难描述霍夫曼斯塔尔这样的天才是多么让我们痴迷。对于年轻人而言，知道有位如此卓越、纯净的天才诗人就在自己身边，就在我们这代人当中，而且，只能把他想象成与荷尔德林、叶芝、莱奥帕尔迪 比肩的传奇人物，是那样高不可攀、似梦似幻的感觉，难道不是最让人陶醉的一种感觉吗？因此，我至今还清晰记得自己初次见到霍夫曼斯塔尔本人的那一天。当年我十六岁，由于我们密切注意这位理想中的良师的一举一动，所以藏在报纸角落的一条消息尤其令我兴奋，他将在“学术俱乐部”做一场关于歌德的报告。（我们觉得真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天才竟然在如此狭小的范围之内演讲，根据我们中学生的想象，霍夫曼斯塔尔公开露面时，最大的大厅也应是听众爆满才对。）而这件事再次证明了我们那帮小小的中学生的判断力和直觉——不仅只是对这件事的直觉，而是对所有具有生命力的事物的直觉——是多么正确，已经超过了大众和官方评论。在那个狭小的大厅里，总共只有一百多号人，我为了占座位，急不可耐地提前半小时出发，看来全无必要。我们等了一会儿，忽然有一位身材修长、并不起眼的年轻人穿过我们这排座位，向讲台走去。还不等我仔细端详，他直接就开始发言了。霍夫曼斯塔尔上唇蓄着柔软的还未完全成形的胡须，身材灵巧，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他的面庞轮廓分明，肤色如同意大利人一样有些深，神情严肃，有些紧张。他有一双漆黑、柔和的眼睛，近视得厉害，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的不安更加深了上述印象。他毫不犹豫地一下子就投身于演讲之中，仿佛游泳者潜入熟悉的波涛，他越讲神情就越放松，情绪就越镇定，思路一展开，他的拘束全消，取而代之的是轻松自如，他侃侃而谈，就像平日获得灵感时一样（我后来在和他的交往中发现他总是这样）。我只在他刚开始演讲时发现他的声音并不悦耳，有时近乎假嗓，很容易变得刺耳。但是他的演讲很快让我们兴奋和激动起来，我们就不再去注意他的声音和相貌了。他发言不用讲稿，也没有笔记，也许，连充分的准备也没有。然而，出于他天生具备的神奇的形式感，他的每句话都完美无缺，他提出最令人不解的反证命题，随后以清晰而令人惊异的陈述将它们阐释清楚。人们不禁觉得，他所说的只不过是他知识汪洋中的一小瓢，他的演讲如此轻松，着眼点如此之高，他完全可以接着再讲好几小时而不会让内容贫乏或水准降低。在后来的岁月中，当我私下和他交谈时，我感觉到他的魅力，诚如斯蒂芬·格奥尔格对他的称赞：“他的话语如同气势恢宏的吟诵和妙语连篇的对话”。他是激动的、敏感的、灵巧善言。他对任何细微的压力都做出反应，在与人交往中往往郁郁寡欢，容易激动，与他交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一个问题吸引住他时，他就像一团火，仿佛夺目的烟花绽放那样，把所有讨论迅速而热烈地引入他自己的、只有他自己才能够进入的领地。除了有时和考虑问题更加稳重明晰的瓦莱里以及脾气急躁的凯泽林 的谈话之外，我还没有遇到过像和霍夫曼斯塔尔对话时这般具有思想深度的谈话。在这些真正的灵感迸发的时刻，他读过的每本书、见过的每幅画和每处风景都在他精灵般警醒的记忆中活起来；他的譬喻一个连着一个，像手牵着手一样自然流畅；他的论点那样突出鲜明，仿佛突兀地伫立在地平线尽头的幕布背景。——在那次讲座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身上的这种气息，一种令人振奋、激动的不可言喻的神秘气息，在后来与他的私人交往中，我也真切感受到它。

在某种意义上，霍夫曼斯塔尔再也没能超越他在十六至二十四岁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他后来的某些作品我也同样赞赏，像优美的散文、《安德烈亚斯》的片段（这可能是德语语言的最美的长篇小说）以及戏剧的一些段落。但是，由于他比以前更倾向于现实戏剧和时代趣味，他的创作计划带有更强烈的野心和目的，先前的那种梦幻般的笔触消失了，少年时代的纯粹的灵感远去了，随之远去的，还有我们自己年轻时候的痴迷和沉醉。我们凭着孩童的神奇直觉，事先知晓了这个事实：我们青春时代的奇迹仅此一次，一去不返。

巴尔扎克曾独一无二地描述过，拿破仑这个人物是如何令法兰西整整一代人激奋起来。在他看来，波拿巴这个小小少尉竟然荣登帝王宝座，这让人瞠目的事件不仅是个人的胜利，而且是年轻人的思想的胜利。一个人不必出身皇族或侯门才能获得权力，即使出身于草根家庭甚至穷困之家，同样可以在二十四岁时当上元帅、三十岁时统治法国，继而还能统治全世界。这个举世无双的成功激励着成百上千的青年离开自己卑微的职位，离开小小的省城——波拿巴少尉使得整整一代青年头脑发热，他使他们越发野心勃勃，他造就了伟大军队中的将军们，造就了人间喜剧里的主人公。只要一个年轻人在某个领域里达到前人未达到的高度，这个成功的事实就会鼓舞他身边和后来的所有年轻人。在这个意义上，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对我们这些年纪更小的孩子来说，是对我们尚未成熟的力量的一个巨大推动。我们倒不是指望我们当中还会出现像霍夫曼斯塔尔这样的奇迹，但是，因他的存在，我们的力量就加强了。他本人证明了，在我们那个时代、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下，同样可以有诗人。他那当银行经理的父亲，和我们的父亲一样，原来也是出身犹太市民阶层。这位天才和我们一样，在有着相似家具和相似的道德说教的屋子里长大。他念的课本与我们的相同，并且也在木头板凳上坐了八年。他和我们一样不耐烦，和我们一样渴望一切精神财富，但是瞧啊，他成功了，虽然要在硬板凳上磨裤子，在体操房里踏步走，他却跳出了狭隘的小圈子，摆脱了城市和家庭，一跃进入无垠的世界。霍夫曼斯塔尔的实例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显示了，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年龄，在奥地利中学牢狱般的环境中，创作诗歌作品，乃至诗意地完成作品，原则上是可能的。当一个人在家里和学校还被当作未成年的、无足轻重的孩子看待时，他的作品就出版了，他已经受到赞誉了、成名了——对于幼稚的心灵来说，这是怎样的诱惑啊！

而里尔克对于我们又是另一种鼓舞，它用平和宽慰的方式补充了霍夫曼斯塔尔对我们的激励。因为即使是我们当中最狂妄的人，也觉得挑战霍夫曼斯塔尔简直就是大不敬。我们明白，他这种早熟的完美是举世无双的奇迹，是不可再得的。当我们这些十六岁的孩子将自己的诗句与他当年十六岁时写下的脍炙人口的作品相对照，我们真是既惊又羞，同样，与他读中学时就已具备的广博知识相比，我辈也只是鸿鹄脚下的燕雀而已。里尔克则不同，他虽然也早在十七八岁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但他早期的诗作与霍夫曼斯塔尔的相比，或者绝对孤立地来看，还是幼稚、简单、不成熟的，只有以宽容的眼光，才能觉察出其中些微天才的光芒。这位受到我们无比热爱的杰出诗人直到二十二三岁才逐渐开始成形，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就是巨大的安慰了。我们不必像霍夫曼斯塔尔那样在中学就达到完美，我们也可以像里尔克这样摸索前进，逐步成熟和进步。我们不必因为目前写出的东西不像样、不成熟、不具备责任感就马上放弃希望，也许，我们是不会再现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了，但是，我们还能像里尔克那样安静而平凡地获得成功。

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早早便开始了创作，写诗、创作音乐和朗诵，年轻人对于这些爱好，任何消极的态度都不可能有，因为他们的本性不满足于获得若干印象，而是对这些印象做出创造性的回应。热爱戏剧对于年轻人而言，至少意味着期望自己能登台表演或为剧院做些工作。他们崇拜所有的天才人物，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回头审视自己，看看在自己未被完全开发的躯体和尚且蒙昧的灵魂中是否有一丝精华的痕迹。于是，与维也纳的气氛和那个时代的特殊性相吻合，艺术创作的欲望在我们的班级相当强烈。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寻找天赋，并想施展它。我们当中有四五个人想成为演员，他们模仿城堡剧院的演员们的腔调，锲而不舍地练习台词和朗诵，他们偷偷地去上表演课，在学校放假的时候，分配角色，表演整场古典戏剧，我们其他人则担任观众，既好奇，又挑剔。还有两三个人是相当有水平的音乐爱好者，但是他们还没有决定是否去当作曲家、演奏家还是指挥。我最初掌握的有关现代音乐的知识，应该归功于他们，因为官方的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根本瞧不上新的现代音乐——虽然爱乐乐团总是向我们索要供他们演唱的歌词。我班上还有一位，他的父亲是当时非常出名的画家，他在上课的时候替我们在作业本上为未来的天才们画满肖像。而班级里最普遍的爱好就是文学了。我们通过互相激励，在文学方面成熟得越来越快，我们对每首诗都相互切磋，这使得我们这些十七岁的学生的水平远远超过业余爱好者的一般水平。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取得了真正的成果，以下事实可以为证：我们的作品不仅仅被一些无名的地方小报采用，而且被新一代人创办的主流刊物登载，——并且，最过硬的证明是——我们因此获得了稿酬。我的一个同学Ph.A.，我曾将他当作天才崇拜，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当时最出色的高档杂志《潘神》上面，与戴默尔、里尔克的名字一起排在前列。另一个同学A.M.，他曾经用“奥古斯特·厄勒”的笔名进入当时所有德语杂志中门槛最高、最古板的文艺刊物《艺术之页》，这可是斯蒂芬·格奥尔格专为自己精挑细选的小圈子精英保留的园地哦。我第三个同学在霍夫曼斯塔尔的鼓励下写了一部关于拿破仑的剧本，第四个同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理论并创作了寓意深刻的十四行诗，而我自己的名字则登上了现代主流报纸《社会》和一份以德国政治和文化史为核心的重要刊物，马克西米利安·哈登 创办的《未来》周刊。我今天回首往事时，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就我们当时知识的广博、文学技巧的圆熟和艺术水准而言，在我们十七岁的年龄确实是惊人的。这种情况只能由霍夫曼斯塔尔早熟的神奇事例做解释，正是因为霍夫曼斯塔尔的天才在前，我们才发奋努力，不甘示弱。我们掌握语言的各种艺术，熟谙所有奇异古怪、不拘一格的用法，我们创作了数不清的诗篇，将各种形式诗歌的技巧、各种诗歌风格，从品达的激情到民歌的淳朴，全部演练了一遍。我们每天相互交换作品，指出不足之处，讨论每个韵律的细节。当那些夫子们还在用红笔画出我们作文中少了几个逗号时，我们早已相互展开批评，那种严格、仔细和内行，已是大报上那些官方文学评论权威对待古典大师们的作品所未有过的。由于这样的狂热，到了中学的最后几年，我们在专业眼光和修辞表达方面甚至已胜过那些职业评论家。

我这样如实描述我们在文学方面的早熟，也许会使人们以为我们是一班特殊的神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当时维也纳的十几所邻近的中学里，同样可以见到这种对文学的狂热和文学上早熟的现象。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它是一种极其幸运的氛围，这座城市的艺术沃土、不以政治为核心的年代、世纪交替时文学艺术日新月异的局面，这些因素和我们在那个年龄内心必然产生的巨大的创作欲相结合，形成了这一切。每个人在青春花季都有诗情，都会产生写诗的冲动，当然，对于大多数人，这只是心海表面泛起一丝涟漪而已，像如此持久地保持爱好是很少见的，因为，这狂热本身只是青春的一种表现。后来，我们课堂里的五位演员没有一个真正登上舞台成为演员。在《潘神》和《艺术之页》上留过名的那几个诗人 ，也在那惊人的初啼之后变为庸碌的律师和公务员。也许，他们会对着自己当年的雄心伤春悲秋或付之一哂，——在他们当中，我是唯一保持了创作热情的人，使之成为一生的核心和意义所在。但是，我今天是多么感念这些昔日同窗啊！他们曾经给予我多少的帮助！那些热烈的讨论、那种你追我赶的劲头、那些相互的称赞和批评，使我的双手与精神早早地得到了锻炼，拓展了我的眼界，提升了我的眼光，我们大家就这样多么轻松地摆脱了学校的单调无聊啊！“你，迷人的艺术啊，总是在那无比空虚的时刻，让我们沉醉于更美的世界。”每当这首舒伯特的不朽歌曲在我耳边响起，我就仿佛看见，课堂的硬板凳上，当年的我们耷拉着肩膀可怜兮兮地端坐；而在放学路上，我们两眼炯炯，评判着诗歌，朗诵着诗歌，兴奋得完全忘记了时空，真是“沉醉于更美的世界”了。

这种对艺术的痴狂和对美的偏执，自然是以牺牲我们那个年纪的一般兴趣为代价的。当我今天自问，当时我们每天的日程都被学校和家教挤得满满的，怎么还会有时间阅读那些书籍，我才意识到，那时自己很大一部分睡眠时间被占用，身体健康为之付出了代价。虽然每天早晨我必须七点起床，我在夜里一两点之前绝不会放下手里的书，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即使睡得再晚，我也要先看一两个小时的书。因此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永远都是睡不够，匆忙洗漱之后在最后一分钟被催促着赶往学校，一路上还啃着涂着黄油的面包。所以毫不奇怪，我们这帮小书呆子看上去都面黄肌瘦，活像青涩涩的水果，而且，衣着也相当不修边幅。我们把每分零用钱都用来看戏、听音乐会和买书，而且，我们也根本不在乎要得到女孩子们的青睐，我们这些人可是向往更高层次的器重啊。我们认为和女孩子散步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在学识方面很傲慢，抱持着一种偏见，认为女性在智力上低我们一等，所以不愿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浅薄的闲扯上。现在的青年可能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当年是多么冷淡体育运动，甚至还鄙斥它。在上个世纪，体育运动的浪潮还没有从英国冲击到我们欧洲大陆。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运动场，可以容纳成百上千的观众，让他们在看见拳击手将对手的下颚击碎时，兴奋地狂呼乱叫。报纸还没有派出记者，让他们以荷马史诗般的激情对一场曲棍球比赛做整栏的报道。在我们那个时代，摔跤比赛、体操协会、举重纪录等等，这一切都还只是发生在城市近郊，观众也尽是些屠夫和搬运工。吸引“上流社会”的运动顶多是比较文雅、高贵的赛跑，一年有几次而已，但我们这些将任何体力劳动视为浪费时间的人是绝不去的。当我十三岁开始染上对文学艺术的爱好，我就停止了溜冰，把父母给我用来学跳舞的钱全部用来买书。我到了十八岁还不会游泳、跳舞，也不会打网球。直到今天，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车。在体育方面，任何一个男孩都能嘲笑我。即使在现在，一九四一年，我仍旧分不清垒球和足球，曲棍球和马球。报纸上的体育版对于我像是天书，一点也看不懂。我对所有体育运动的成绩，无论是速度还是技巧都一窍不通，就好像波斯的沙阿 ，有一次，有人鼓动他去参加跑马比赛，他却以东方人的智慧回答：“为什么？我本来就知道总有一匹马比另一匹跑得快，哪一匹跑得快，干我何事？”我们对锻炼自己的身体也同样报以轻视的态度，认为那是将时间都玩掉了。只有下棋得到我们几分垂青，因为它要动脑筋。而更加荒谬的是，虽然我们自认为正在成为诗人或者具备诗人的潜能，我们却很少关心身边的大自然。在我最初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对维也纳美丽的风光视而不见。当最迷人、最炎热的夏天来临，城里四处空荡荡的，我们却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可以趁机在咖啡馆读到更多的报刊杂志，到手快，种类也丰富。后来，我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弥补无法避免的身体笨拙，调整这种幼稚、贪心的过度紧张的生活。不过，总的来说，我对中学时代的狂热，这种只用眼睛和脑筋生活的时期从未后悔过。它将一种求知热情注入我的血液，我永远也不愿失去这热情，我在此之后读到、学到的一切都建立在这几年奠定的坚实基础上。一个人如果没有锻炼过肌肉，以后还可以弥补，而智力的飞跃和心灵的内在理解力则不同，只在精神成形的那关键的几年得以实现，一个人只有早早地学会敞开自己的心灵，日后才能将整个世界装在心中。

那时我们正年轻，也正是艺术上酝酿着新生事物的时候，这些新的艺术比曾经满足过我们的父辈和当时社会需求的艺术更加热烈、不讲规矩，更具实验性。我们因为被生活的这部分内容深深吸引，没有注意到，美学范畴内的这种变化只是更广阔、更深远的巨变的先兆，而这巨变最终将动摇和毁灭我们父辈的世界，毁灭那个太平盛世。在我们古老的、昏昏欲睡的奥地利，一场令人瞩目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几十年来默默将统治权心甘情愿地让给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突然不再沉默，他们组织起来，要求获得自己的权利。就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政治如同急风暴雨打破宁静安逸的生活，新世纪呼唤一种新秩序、新时代。

在奥地利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首先兴起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在此之前，被我们错误地称为“普选权”的选举权利，实际上只是赋予了交纳了一定税款的有产阶级。然而，由这个阶级挑选出来的律师和农场主们却真诚地相信，自己在国会中充当的是“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们因为自己受过教育，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而相当自豪，他们讲究尊严、体面和高雅的谈吐，因此国会开会时就像一家高级俱乐部的晚间沙龙。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信仰自由主义，他们相信，凭借宽容和理性，世界必然进步。他们真诚地以为，通过小小的妥协和逐步的改良，全体民众的福利将以最佳方式得以改善。但是他们根本忘记了，他们自己只是代表着大城市里五万或十万名富裕居民，并不代表全国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民。此时，机器生产也开始起作用，它把以往分散的人群集中到工业中来，在一位杰出人士——维克多·阿德勒博士 的领导下，奥地利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旨在实现无产阶级的各种要求，无产阶级要求有真正的普选权，要求人人拥有同等的选举权。这种选举权刚实行，或者更确切地说，等它刚被迫实行时，人们立刻发现，即使备受推崇，自由主义其实是一层多么脆弱的隔板。随着它的消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也不复存在。各种利益尖锐冲突，斗争开始了。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发生决定性转折的那一天。工人们头一次想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声势，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宣布五月一日是劳动人民的节日，并决定在普拉特区游行，而且游行队伍要进入那条主要的林荫大道。在平日，这条布满栗子树的宽阔、美丽的大道上，只有贵族和富人的香车宝马招摇过市。本分的自由派市民们听到工人们的这个决定都吓得目瞪口呆。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社会党人这个词是带着血腥气的，有恐怖主义的味道，就像以前的雅格宾党和后来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人们乍一听工人要进城游行，根本不相信这群来自郊区的赤色分子在进城后不会放火、抢劫，他们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于是城内乱作一团。城区和周边地区的所有警察都被派往普拉特大街值勤，军队进入戒备状态，没有一辆私人马车或出租马车敢到普拉特附近，商人们放下商店门前的铁护栏。我记得，父母严厉禁止我们这些小孩在这一天上街，因为这一天维也纳将成为一片火海。但是，虚惊一场。工人们带着自己的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整齐队伍，十分守纪律地走进普拉特。他们每人在纽扣眼里插了一朵红丁香，这是社会民主党的标记。他们一边列队前进一边高唱《国际歌》，而当孩子们第一次迈进那“高贵的林荫大道”的美丽草地时，他们无忧无虑地唱起了学校里的歌曲。没有人骂人，没有人打人，也没有人挥拳头。警察和士兵都向游行的人们报以友善的笑容。由于工人们的行为无可指责，资产阶级后来也就不好再把他们斥为一群“革命的歹徒”。就像在古老和明智的奥地利通常做出的决定一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终相互作了让步。当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大棒政策和彻底灭绝的制度，人道主义的理想（当然已经褪色了）在那些党派的领导者身上还有所保留。

红丁香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标记刚出现不久，突然出现了另一种插在纽扣眼里的花——白丁香，这是基督教社会党的标记。（当时的人们不用战靴、短剑和骷髅作为党的标记，却选用了花，这怎叫人不感动？）基督教社会党完全是小市民阶级的政党，其实只是与无产阶级运动相对抗的一种组织运动，它与无产阶级运动一样，在本质上也是机器生产战胜手工业的产物。机器生产将大批人群集中到工厂，赋予工人地位和权力，同时也威胁着小手工业的生存。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使中产阶级和小作坊主面临破产。一位机灵能干、颇有人缘的领袖人物，卡尔·卢埃格尔博士利用他们的这种忧虑和不满，提出“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将整个小市民阶级和怒气冲冲的中产阶级笼络到自己的阵营，他们对自己将从有产者降为无产者的恐惧远远超过对有钱人的妒忌。也正是这个心怀恐惧的阶层，日后成为被阿道夫·希特勒最先收买的人群。除去在这一点上卡尔·卢埃格尔成为希特勒的榜样外，还有另外一点也为希特勒提供了先例，即随心所欲地高喊反犹口号，为满怀怨气的小市民阶级找出一个出气筒，将他们的仇恨悄悄地从大地主和封建权贵身上转移开去。而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当今政治已变得彻底的庸俗和野蛮，我们这个世纪可怕地在倒退。卡尔·卢埃格尔留着金黄色的柔软的络腮胡，仪表不凡，——维也纳人都叫他“美男子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不愧在一个奉精神文明为最高准绳的时代求过学。他口才极好，措辞激烈、诙谐，但即使在最激烈的演讲当中——或者说，被那个时代的人们视为激烈的演讲——他也从未失去应有的风度。他虽拥有一把利刃，一把可以干出啖肉饮血之类的荒蛮勾当的利刃，却从来小心谨慎地把握着它。他对自己的对手始终保持君子风度，他的私生活简朴而无可非议，他的排犹政策从未妨碍他对从前的犹太朋友表示善意和加以关照。当他领导的运动终于战胜了维也纳市议会，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市长后，——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对排犹倾向抱有反感，曾两度拒绝批准这个任命——他一直秉公办事，政绩无可指责，甚至称得上是民主的表率。在这个排犹主义政党胜利之前一度心惊胆战的犹太人继续生活得和从前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受到尊重。仇恨的毒素和互相灭绝的意志还没有侵入时代的血液中去。

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它是俾斯麦最喜爱的花，是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这个党具有激烈的变革意识——当时的人们不明白这一点——它的目标是，用暴烈的冲击毁灭奥地利君主国，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国家——这比希特勒梦想得还早。当时，维也纳和乡村是基督教社会党的天下，社会主义政党扎根在工业中心，德意志民族党几乎只是在波西米亚和阿尔卑斯山区等偏远地带招募到党徒，他们虽然人数少，势力弱，却具有野蛮的进攻性和极端的残忍，令人不能轻视。这个党的一些议员后来成了奥地利议会暴政和耻辱（以传统的眼光来看）的代表。一个同样出身奥地利偏远地区的人，希特勒，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思想和策略的根源。他从格奥尔格·舍纳雷尔 那里继承了“摆脱罗马统治”的口号——当时有数千名德意志民族党的党员忠诚地跟随着这口号，从天主教皈依到新教，激怒了皇帝和天主教的教士们。希特勒还从他那里学到反犹的种族主义理论，“一位高贵的前辈说过：‘犹太鬼都是猪猡’！”但最主要的，是他学会了建立一支冲锋队，他们肆无忌惮，打砸抢杀，他的道理就是，通过恐怖暴力，让一小撮狼征服老实懦弱的一大群羊。为国家社会主义卖命的是冲锋队员们，他们用橡皮棍搅乱集会，在夜里袭击目标，将他们打倒在地；而为德意志民族党卖命的则是奥地利大学生联合会的会员们，他们依仗着大学的豁免权，野蛮斗殴，开了恐怖行为的先河。每当他们采取政治行动，总是像军人般列队前行，一边打着呼哨，一边高呼口号。他们自行组成“大学生团”，脸上带着剑痕，酗酒闹事，控制着大学校园。他们不像别的大学生只戴袖章和学生帽，而是手持又粗又沉的棍棒，四处寻衅，时而围攻斯拉夫学生，时而殴打犹太学生，时而挑衅天主教学生和意大利学生，把手无寸铁的这些人赶出校门。这些“大学生团”的人每次在校园“闲逛”（每周六举行一次的暴力巡视）一回，必然要发生流血惨剧。由于大学仍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得进入校园，所以警方只好眼睁睁地在外面看着那帮无赖行凶，他们能做的，只是等这些民族主义的群氓将受伤的人从楼梯口扔到大街上的时候，把伤员抬走。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党虽然人数很少，却善于虚张声势，每逢它想达到什么目的时，总是先派出这些大学生团的成员当先锋。当巴德尼伯爵 在皇帝和国会的首肯下颁布一项语言法令，以为它会促成奥地利各民族和平共处，甚至还可能使帝国再延续几十年的寿命时，这些大学生团的成员已经被煽动起来占领了整个环行大道，政府不得不派出骑兵部队，用军刀和枪支镇压这次行动。但是，在那个软弱得可悲、极端讲人道的自由主义时代，人们那样憎恶任何的暴力冲突，却又对流血事件心怀巨大恐惧，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党的暴行面前让步，总理下野，那项完全合法的语言法令也被取消。野蛮暴力第一次在政治生活中显示了它的胜利。宽容的时代曾经那样努力地去弥合各民族和阶层间的裂痕，而今，这些隐藏的隔阂一下子全部爆发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在新世纪之前的那最后十年里，一场全面的内战已在奥地利拉开序幕。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志趣之中，根本没察觉到自己国家发生的这些危险的变化，我们的眼睛里，只有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根本不感兴趣，这些刺耳的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全城人皆因大选而激动不已，我们却只是在图书馆安坐。民众们纷纷集会和游行，我们还在写诗谈诗。我们见不到人们画在墙上的闪亮的标记，而是像古代的伯沙撒王 一样，逍遥自在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根本不会担心地向前望一眼。直到几十年后，当我们头顶的房屋倾塌，我们才认识到，原来基石早已被挖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个人自由也开始在欧洲消亡。 lUhjc1Tgs/X31XxVSkZZjyVJkUBdGNNMDkv8Mt1Vao5c0sF1prJdBz/X2ppgH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