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盛世

静谧中被养育成人

忽被抛入滚滚红尘

千万股波涛在我们周遭席卷

一切感觉新鲜，时而欢喜

时而疲颓，时时刻刻

情感骚动摇摆

我们在感受，而那感受

又被纷繁心绪冲散

——歌德

若要简明扼要地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代，即我自己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我希望自己这句断言是最准确的描述：那是太平盛世。在我们那具有千年历史的奥地利王朝，一切都那样坚实，一切似乎都会永恒保留，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恒久存在的最高保障。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是由国会这个人民自由选举出的代表机构用文件的形式确定的，每项义务也都得到明确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亮的金币形式流通的，这样保证了它的可靠性。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有多少财产，自己能得到多少财产，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一切都有规矩，各有各的尺度和分寸。拥有财产的人能够精确计算出每年的赢利，公务员和军官可以在年历上准确地找到他升职和退休的年份。每个家庭都有固定的预算，人们知道吃住的开销、夏季旅行的开销、应酬的开销。另外，还有一笔小开支被小心地预留出来以备急需和医药之用。拥有房屋的人，将房屋视为儿孙的安乐窝，庄园和店铺世代继承下去，当一个婴儿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往储钱罐里存钱，或者在银行为他今后的生活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未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备金”。在这个广阔的帝国，一切都那样稳固，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可动摇。皇帝高高在上，他一旦逝世，人们知道（或者说，人们认为）会有新皇帝即位，在既有的秩序当中，一切都不会变。没人相信战争、革命和造反。在一个理智的时代，一切极端的、暴力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这种太平感觉是成千上万人最期望得到的东西，是大众一致的生活理想。只有这种太平才能赋予生活真正的价值，越来越广泛的人群渴望分享这宝贵的财富。一开始，只是有钱人庆幸自己遇上这样的太平盛世，渐渐地，更广大的群众也加入了分享的队伍。太平盛世于是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买了防火防盗险，为田地买了防雹防灾险，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买了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付养老金，为襁褓中的女婴也买一份保险作为以后的嫁妆。最后，甚至工人也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取一份标准工资和医疗保险，用人们为自己存下养老金，并且还事先存好以后的丧葬费。只有对未来生活无忧的人，才能感觉良好地享受眼前的生活。

人们深信自己一生都能阻止任何厄运闯进生活，在这种令人动容的信念中，虽然含有克勤克俭的生活态度，却存在一种巨大而危险的自负。十九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坚信，自己正沿着一条平坦的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怀着蔑视对待以往的世纪，那时还有战争、饥荒和暴动，人们觉得那时的人类还没有启蒙，没有达到充分的文明程度。但如今，一切邪恶和暴力均被消灭，这不过才几十年的事情，对于这种不断的“进步”的坚信在当时真是一种宗教信仰，人们相信这“进步”甚于相信圣经，而且，他们的神圣信条似乎正在被科学技术每天产生的奇迹所证实。事实上，在这个和平的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丰富。夜晚的街道上不再有昏暗的油灯，明亮电灯取代了它们；从市中心一直到郊区，排满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店；距离遥远的人们已经可以用电话交谈；借助不用马匹的车辆，人们可以风驰电掣般行进；人类实现了伊卡洛斯的梦想，终于可以飞上天。舒适的生活从贵族阶层蔓延到普通市民阶层，人们不必再从井里或渠里汲水，也不必再吃力地给炉子生火。人们开始讲究卫生，肮脏的现象消失了。自从人们开始体育运动，他们变得更加漂亮、强壮、健康，大街上很少再看见畸形、残疾的人。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造就的，科学，它是进步的天使。社会方面也在不断进步，每年都赋予个人新的权利，司法变得越来越温和人道，就连劳苦大众的贫困问题，这个最复杂最尖锐的问题看起来也不是不可解决。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获得选举权，从而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大学教授们竞相努力，为使无产者享有更健康，乃至更幸福的生活而出谋划策。——因此，毫不奇怪，这个世纪会为自己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并且觉得每隔十年，自己便更上了一层楼。就像不再相信女巫和幽灵的存在一样，人们也不相信欧洲各国还会发生战争，人们不相信还会倒退回野蛮状态。我们的父辈深信，宽容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认为，各国和各教派间的界限和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消失，整个人类融为一体，和平与安定这两项最高的幸福将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今天，我们不该去嘲笑理想主义泛滥的那一代人，嘲笑他们乐观主义的痴心妄想，以为科技的进步必然造成道德的迅猛提高。今天的我们早已把“太平”这个词从字典里抹掉了，对于我们，它是一个幻象。我们，我们这代人在新的世纪学会了不因人类集体的暴虐行为而惊讶，我们预料到未来的每一天都可能比前一天更无耻，对于人类的道德教养，我们是极为怀疑的。我们不得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他将我们的文明和文化只当作薄薄一层纸，随时可能被潜意识里的破坏力量戳穿。我们不得不渐渐习惯悬在半空生活，脚下没有坚实的土地，没有权利、自由和安宁。为了自己的生存，我们早已背弃了父辈的信念，不再相信人性会迅猛而持续地提升。面对将人类上千年的努力毁于一旦的灾难，在我们这些有过惨痛教训的人看来，轻率的乐观主义是非常迂腐的。然而，我们的父辈为之献身的尽管只是一个幻觉，却也是高尚和美好的幻觉，比今天叫嚣的口号更人性和有益得多。虽然心中对它充满了认识和失望，叫人感到神秘的是，我内心深处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掉这种幻觉。一个人在孩童时代耳濡目染的东西是根深蒂固的。不管我每天的所见所闻，不管我自己和其他无数同命运的人所遭遇的一切挫折和磨难，我仍然不能完全违背青年时代的信仰，我仍然相信，无论如何，会有进步的那一天。即使今天我们怀着迷茫破碎的灵魂在恐怖深渊中瞎子般地摸索，我总是抬头仰望曾经照亮我年少时代的那些星辰，并且以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信念安慰自己，在永恒不断的向前的节奏当中，目前的倒退只是一个间歇而已。

今天，那个太平世界早已被暴风雨摧毁，我们终于明白，它只是一座空中楼阁。可是，我的父母在其中居住，就好像住在石头垒筑的屋子里一样。从来没有什么风暴或疾风闯进他们温暖舒适的生活。当然，他们还有一道特别的防风墙：他们是有钱人，他们逐渐富裕起来，直至非常富裕，在那个时代，财富筑成了可靠的墙壁和窗子。他们的生活在我看来是典型的“犹太富裕中产阶级”，这个阶层赋予维也纳文化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得到的回报是被彻底消灭。所以，我在这里讲述的我父母的舒适、低调的生活其实并非个人的私事，在那个价值得到保障的世纪，维也纳像我的父母一样生活的家庭就有一两万个。

我父亲的祖籍是摩拉维亚。在那面积不大的乡村，犹太人的世族与农民、小市民友好相处，他们完全没有受压抑的心情，同时，他们也不像东方的犹太人——加利西亚的犹太人那样显露出咄咄向前的急躁。乡村的生活使他们体格健壮，如同当地农民穿越田野一般，他们踏着坚实的步伐平静地走自己的路。他们早就摆脱了正统的东正教，成为热烈信仰“进步”这个时代宗教的信徒，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时期，他们选举出国会里最受尊敬的议员。当他们从老家迁往维也纳，他们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更高级的文化生活。他们个人的发达都与时代的普遍繁荣息息相关。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家也是个典型的例子。我的祖父曾经做过手工纺织品的买卖。在上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工业开始昌盛。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加上集约化生产，使得纺织品的价格比老式手工织物大大降低。出于天才的商业眼光和全球视野，犹太商人率先在奥地利认识到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唯有工业化生产，才能获得丰厚利润。他们用极少的资本建立起那些仓促搭造的，最初只靠水力发动的工厂，这些工厂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波西米亚纺织工业中心，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我祖父作为早期的典型代表，只倒卖纺织成品，我父亲则决心迈进新的时代，在他33岁的时候，在波西米亚北部创建了一个小型织布作坊，经过多年谨慎经营，小作坊慢慢变成了一家大企业。

这种在相当诱人的经济环境下仍旧小心谨慎地经营企业的方式完全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另外，这也特别符合我父亲节制、毫不贪婪的本性。他坚守那个时代的信条——“安全第一”，对他来讲，拥有一个以自己的资本建立起来的“实实在在”——这也是当时人们很爱用的一个词——的企业比借助银行借贷或者抵押手段扩建的大规模企业更加重要。他一生唯一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名字从未出现在欠条上、期票上，只出现在他自己的银行——当然是最可靠的信贷银行，罗特施尔德银行的贷方名单上。他厌恶任何投机行为，哪怕只冒一点点风险也不答应。他一生从来没参与过一笔自己不了解的买卖。至于他的逐步富裕，他根本不将它归功于大胆投机或特别有远见的行动，而归功于自己入乡随俗地运用了当时的普遍方法，即只消费收入的极小部分，用逐年递增的钱款注入资本。就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我父亲会认为一个“不考虑未来”——这也是那时常见的句子——把自己一半的收入都毫不在意地挥霍掉的人是个不可信任的败家子。在那个经济繁荣的时代，对于慢慢富裕起来的人来说，这种致富其实还是被动的结果，因为当时的国家还没有想到要从巨额收入中多征收几个百分点的税，而国家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的利息相当高。不过，即使被动，这种生财之道还是值得的。当时还不像以后通货膨胀时期那样，勤俭的人遭到掠夺，规矩的人遭到欺骗，而是那些最有耐心的人、不搞投机倒把的人受益最多。我父亲由于顺应了那个时代的普遍规律，在他知天命的岁数，即使用国际标准衡量，也是一位富商了。尽管我家的资产增加得越来越快，家里的开销却迟迟不见涨。我们一点一点地让自己舒适，从较小的宅子搬进一座较大的；春天的时候，下午出门时雇辆车；出门旅行的时候，坐二等的卧铺车厢。我父亲五十岁的时候，才初次享受了一回奢侈的生活，他与我的母亲冬天坐火车前往尼斯，在那儿度了一个月的假。总而言之，持家的基本原则是，享受富裕，而非炫耀富裕。这个原则从来没有变过。身为百万富翁的父亲从来没吸过进口烟，——就像弗兰兹皇帝只吸他的弗吉尼亚雪茄一样——我父亲只吸普通国产的特拉布可牌雪茄。他打牌的时候，只下很小的赌注。他始终坚持着这种节制的态度，坚持过自己的舒适而极有分寸的生活。虽然他比大多数同行有教养得多、体面得多——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写得一手好书法，能说法语和英语——却坚决地谢绝任何荣誉头衔和职位，他一生从未追求或接受过什么头衔和荣誉，像他这样的大企业家，经常会有头衔蜂拥而至。一生不求人，一生不欠人情，这种暗藏内心的骄傲对他而言比那些外在的风光重要得多。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时期，让他在自己的性格中发现父亲的样子。我父亲那种低调、不事张扬的个性现在在我身上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虽然，他对我的职业是那样反感，因为作家不得不让自己的名字和自己抛头露面。出于同样的暗藏内心的骄傲，我拒绝了所有外在的荣誉，不要勋章，不要头衔，不在任何协会担任主席，不属于任何学院、委员会、评奖机构。就连参加一场欢宴，对我都是折磨。一想到出于某个原因必须和谁搭讪，我还没开口，就已经变得口干舌燥——即使我求人不是为了自己。我明白，在现今的世界，只有巧舌如簧、八面玲珑的人才能自由自在，就像歌德老人睿智地指出，“勋章和头衔能让人在倾轧中免遭打击”，我的这些拘谨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在我内心牵制我的，正是我的父亲和他的秘密的骄傲，我不能加以抵抗。我反而要感谢他，因为，他留给我一份可能是唯一牢靠的财产：一份内心的自由。

我的母亲娘家姓布莱陶尔，来自另一种国际化的家庭。她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因此从小就像会说德语一样会说意大利语。当她要和我的外祖母或阿姨说些仆人们不该听见的事情时，她就用意大利语。我从小就熟知了意大利烩饭和当时还很稀罕的洋蓟，还有很多意大利特色菜，后来每次我去意大利，我都立即有回家的感觉。但我的母亲一家并非意大利人，而是有意成为的一个国际家族：布莱陶尔家族原先拥有一家银行（他们的榜样是犹太银行世家，但是规模当然小得多），很早就从霍恩内姆斯——瑞士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来到圣加仑，另一部分来到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去了意大利，我的一个舅舅去了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使得他们更加体面，视野更加宽广，同时也产生了家族的自豪感。在这个家族里不再有小商人、小掮客，而只有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每个人都会好几种语言，我还记得，在巴黎的阿姨家，人们如何自如地从一种语言换到另一种语言交谈。这是一个十分“自重”的家族，如果较穷的亲戚家有个姑娘到了婚嫁的年龄，整个家族就会为她筹措一笔丰厚的嫁妆，只是为了避免让她“下嫁”给穷光蛋。我的父亲身为大企业主，虽然受到尊敬，虽然我母亲与父亲的婚姻非常幸福，她还是不能容忍将父亲的家族与自己的家族相提并论。这种出身于“上流”家庭的自豪感，在布莱陶尔家族的所有人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多年之后，当他们当中有人想向我表示特别的好感时，他倨傲地对我说：“你真是布莱陶尔家族的人。”他好像是要给我一种认可：“你算是投对胎了。”

一些发达的犹太家族为自己取得这种贵族地位，我和兄弟小时候常常为他们这种身份感到好笑或生气。我们总是听见人们议论这些人“高雅”，那些人“不高雅”，他们对每个朋友都要追究人家的出身，看他是否出身上流，一直把人家的家庭成员、亲戚和财产情况都摸清为止。这种不断把人分成不同阶层的议论实际上构成家庭和社交谈话的主要内容，我们当时觉得可笑至极，因为，所有的犹太家族彼此差距再大，也不过是五十至一百年的事，大家原先其实都是从同一个聚居区迁来的。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种“上流”家庭的概念——在我们男孩子看来完全是附庸风雅的装模作样——实际是犹太人最内在最神秘的一种本性表现。人们一般以为发家致富是犹太人的生活目标，没错，但这只是犹太人追求的一半，是他们通向真正目标的途径，绝非最终的目的。犹太人真正的愿望是提升自己的精神，进入更高级的文化层面。这种把精神视为高于纯粹物质利益的意志，早在东方正统东正教犹太人当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这个种族的优缺点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出来：在他们当中，一个虔诚的教徒、一个圣经专家要比一位富翁有价值得多。就连最有钱的人，也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贫穷的有知识的人，而不会把她嫁给一个商人。这种对有知识者的敬重在全体犹太人那里都是一致的。即使那些在日晒雨淋中走街串巷的最穷的小贩，也会拼命让自己的至少一个儿子念上大学。假如家人中有谁当上了教授、学者、音乐家，成了有知识的人，那么全家人都会引以为豪，好像他为大家增添了光彩。在犹太人心中，暗暗地有一股力量，在极力避免自己成为狡诈、可厌、悭吝、浑身铜臭气的无知之徒，而努力想成为纯洁、不为金钱所动的有知识的人。说得直白一些，他们仿佛要把自己和整个种族从金钱的诅咒中拯救出来似的。因此，在犹太人的家族中，追求金钱的冲劲往往超不过三代。恰恰在家族最兴盛的时期，父辈就会发现下一代不愿意接手自己的庞大而兴隆的银行和商号了。于是，出现了鸟类学家罗斯柴尔德勋爵、艺术史家瓦尔堡、哲学家卡西尔、诗人塞松，他们都受到一个无意识的欲望驱使：要摆脱犹太血统造成的狭隘，从冷酷的金钱欲中解放出来。这其中可能正表达了他们那个隐藏的渴望：通过进入精神世界，由单薄的犹太人性进入普遍的人性。所以，所谓“背景良好”的家庭，并非仅指社会地位，而是指通过进入并融入另一种文化，乃至一种包罗万象的文化世界，从而摆脱从犹太出身带来的所有狭隘、缺陷、小气的犹太家庭。但是，正如先前局限于物质世界一样，后来这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造成的犹太人过多从事知识行业，又给犹太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也许，这样的厄运就是犹太命运永远的困境吧。

在欧洲，无论哪座城市都不及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正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在政治军事上均无野心和建树，所以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便转向艺术，希望在这方面独领风骚。在这个一度统治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中，那些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地区——德意志、意大利、佛兰德、瓦隆都已衰落，唯有维也纳这座都城，朝廷的宝地、千年传统的守护女神，仍保持依然的光辉。罗马人首先建造了这座城池，这是一处前哨，是一座堡垒，保护着拉丁文明，抵御着野蛮人。千年之后，奥斯曼人对西方的袭击摧毁了它的城墙。这里尼伯龙根人来过，这里曾闪耀七颗不朽的音乐巨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欧洲的所有文化河流在此汇聚。在宫廷、贵族和平民当中，德意志文化与斯拉夫文化、匈牙利文化、西班牙文化、意大利文化、法兰西文化、佛兰德文化血肉相连，这座音乐之都的天才在于，将所有反差巨大的文化熔于一炉，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维也纳天生具备海纳百川的宽大胸襟和特殊的敏感，它吸引全然不同的人才前来，安抚他们，诱惑他们，使他们愉快。在这儿生活，处在这种精神融合的氛围，不胜温馨。这里的每位市民也不知不觉地变得国际化了，具备了宽广的视野，成为了世界公民。

这种兼容并蓄的艺术，温柔的音乐般过渡的艺术，在城市的外貌上便已经表现得很显著。从内城有序地扩充，经过几个世纪缓慢的延伸，现在它拥有两百万人口，算得上人丁兴旺了，完全可以达到与一座大城市相配的消费和多方面指数。但是，它也不是过于庞大，还没有像伦敦或纽约那样脱离自然。城市边缘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激流之中，有的远眺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园林与田野中，有的分布在阿尔卑斯山麓延绵平缓的绿荫里。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哪儿是自然，哪儿又是城市，两者相互交融，非常和谐。在城内，人们又会觉得它像一棵树，有一圈一圈的年轮，可以看出它的成长过程。在古老的要塞遗址上，环城大道用华丽的建筑将城市最宝贵的核心围拢。里面是朝廷和贵族的古老宫殿，诉说着远古的历史。贝多芬曾在这里的利希诺夫斯基侯爵府弹奏过，海顿曾在这里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府做客，当时，海顿的《创世记》正在古老大学里进行首演。这里的霍夫堡宫见过好几代皇帝，美泉宫见过拿破仑，基督教世界的联手抗敌的诸侯曾在斯特凡大教堂下跪，为从土耳其人手中救出欧洲而感恩。这儿的大学在围墙之内见过无数科学名人。在这些古老建筑之间，骄傲地屹立着新建筑，闪亮的街道和光芒四射的商店。而老建筑并不对新建筑抱有怨气，就像被凿下的石块不会怨恨巍然不动的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座城市是愉快的，它接纳所有陌生人，热情好客，这里的气氛和巴黎一样充满欢乐，在如此的轻松愉快之中，享受生活就是最理所应当的事情了。众所周知，维也纳是一座享乐型的城市。而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将生活中最粗糙的内容转化为最精致、纤柔和细腻的情节吗？人们享受美食，品尝葡萄美酒、新鲜干啤、丰盛的甜点和蛋糕，但不限于此，人们还追求更加讲究的享受，演奏音乐、跳舞、演戏、社交、完善自身修养和风度举止，在这里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公众生活中，军事、政治和商业都算不上头等大事。一个普通的维也纳人清晨看报时首先关心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世界大事，而是剧院的演出剧目，这座皇家剧院，即城堡剧院，在维也纳具有在别的城市无法想象的重要性。它对于维也纳人和奥地利人来讲，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演戏的舞台，而是一个反映大世界的小世界，是社会的五光十色的反映，是真正具有高雅情趣的“宫廷侍臣”。观众从演员身上看到榜样，学习如何穿衣，如何进入房间，如何交谈，作为一个有修养的男性应如何注意措辞。舞台不仅供人娱乐，更是教人言谈举止的课堂，所有与城堡剧院有关联的人，即使只沾点边的人，都被笼罩着一种神圣光环，受人尊敬。在大街上，总理或最富有的豪绅可能都不会引人注目，但是，若有城堡剧院的话剧演员或女歌手走过，每个马车夫和售货员都会认出他们。当我们这些男孩子看见那些明星中的一位（他们的照片和签名大家都收集）从身边走过，我们就会得意扬扬地相互说个没完。这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拜甚至扩展到这些明星身边的人，比如索嫩塔尔的发型师、约瑟夫·凯恩茨的马车夫，他们都成了人们暗暗钦羡的对象。年轻公子以穿着与明星们相同式样的服装为荣，大明星的纪念日或葬礼成为压倒一切政治事件的头等大事。在城堡剧院上演自己的作品，是每个维也纳作家最大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终身的荣耀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待遇，比如他终生都不需要购买任何入场券，所有公演都将请他参加，他还会成为皇室家族的座上宾。我还记得自己亲历的一次隆重待遇。那天上午，城堡剧院的经理将我请到他的办公室，首先向我表示祝贺，然后告诉我，剧院已经接受我的剧本。傍晚我回家时，发现他的名片已经放在我家。他对我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已做了正式的回访，我因为成为皇家剧院的作者而一跃为一位“绅士”，以至让皇家机构的经理如此看待。至于剧院发生的一切，都与维也纳的每个人间接相关，甚至还会涉及毫不相干的人。我记得一个例子，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厨娘含着眼泪闯进房间，因为有人刚刚告诉她，夏洛特·沃尔特——城堡剧院最知名的演员——去世了。这种疯狂的悲伤让人感到很荒谬，因为，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厨娘根本没去过城堡剧院，既没在舞台上，也没在生活中见过这位明星。但在当时，全国闻名的大明星可是属于全城的共有财富，所以，连不相干的人都觉得她的死是一场灾难。每个受人景仰的歌手和艺术家的去世都会顿时引起全国的哀悼。当首演过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城堡剧院被拆毁时，维也纳整个社会如同参加一场葬礼，人们神情庄严而激动地聚集在剧院里，幕布刚刚落下，所有人都涌上舞台，希望至少能拾得一块他们钟爱的艺术家在上面演出过的舞台地板的碎片，作为珍贵的纪念带回家去。几十年之后，还可以看到这些不会闪光的木片在十几位市民的家中被珍藏在精致的小盒子里，好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保存在教堂一样。而当那座伯森多夫音乐厅被拆毁时，我们自己的举动也未必理智多少。

这座专门演奏室内乐的小小的音乐厅本身其实非常平凡，建筑上没有什么艺术性。它以前是利希腾施泰因侯爵的骑术学校，后来改建成音乐厅时，也只不过在四壁镶上木板，以适应音乐的需要，毫不富丽堂皇。但是，它仿佛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一样具有魅力，对于音乐爱好者而言，它是一处圣地，因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鲁宾斯坦都在这里举行过音乐会，很多著名的四重奏都在此首演。可是，它却要为一幢新的实用建筑让路，这对我们在那里度过难忘时刻的人来讲真是不可思议。当贝多芬的乐音在玫瑰四重奏小组最后最精彩的演奏中渐渐消失时，所有人都留在原位不动。我们喝彩，鼓掌，有些妇女激动地啜泣起来，没有人愿意承认，告别的时刻到了。大厅的灯熄灭了，为的是让我们离开。但是在场的四五百位乐迷无一人离开，我们继续在那里待了半小时、一小时，好像我们留在那里就能保住它，就能挽救这座神圣的古老建筑。而当我们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们又曾怎样用请愿书、游行和檄文来反对拆毁贝多芬的临终寓所的啊！维也纳的这些老房子，每拆一座，就仿佛将我们的灵魂挖去一块。

这种对艺术，尤其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社会各阶层。维也纳本身因为上百年的传统，社会阶层非常分明，但正如我以上所述，各阶层相处得很融洽。社会舆论始终受宫廷的掌控。皇家城堡不仅具有空间上的中心地位，也是帝国各民族的文化中心。在城堡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和匈牙利高级贵族的宅邸，形成仿佛第二道墙。在这道围墙外面，才是“上流社会”的较低的贵族、高级官吏、企业家和“名门世家”。在此之外，便是小市民和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交圈，住宅也有各自的区域。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外交使节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住在内城区，即第二区至第九区，最外面住着无产阶级。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剧院里或盛大的节日里交往，譬如在普拉特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民众会热情地朝着华丽彩车里的“一万名上层人士”欢呼三遍。在维也纳，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庆贺的理由，使之充满音乐和色彩。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无不如此。即使出殡，也是热热闹闹。每个真正的维也纳人都讲求拥有排场的葬礼，灵柩要华美，送葬队伍要浩浩荡荡。真正的维也纳人，即使死了也要让别人大饱眼福。在对所有声色欢娱的追求之中，在戏梦人生，无论舞台还是生活中的表演乐趣，维也纳全城人都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对戏剧的这种癖好和执着，他们对所热爱的艺术与明星的细枝末节的追究，有时真发展到荒唐的程度，很容易遭到讥笑。和我们刚毅的邻居——德意志相比，奥地利对政治淡漠，经济也落后，不得不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这种对享受的过分追求上。不过，这种对艺术的过分重视倒使我们在文化方面拥有了独特之处：首先，我们对每种艺术成就都抱有敬意，其次，经过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我们具备了无与伦比的艺术鉴赏力，正是由于拥有这种鉴赏力，我们在所有文化领域内达到了超群的水平。艺术家在维也纳始终是感觉最舒畅并且最受鼓舞的，因为那里的人们尊敬艺术家，甚至崇拜艺术家。艺术总是在那里达到它的巅峰，因为它成为全体人民的大事。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罗马，大批艺术家被吸引到此，人人都觉得自己必须在市民面前与别人进行竞争，必须不断超越自己，从而被培养成了大师，在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也明白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和城堡剧院，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个错误的音符都会立即被发现，加入合唱声部的时间不对，或者音符缩短，都会遭到斥责。这种监督不仅来自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而且来自每天的观众，他们的耳朵敏锐，通过不断的比较而越来越机警。由于在政治、行政和风气方面一切都安定顺利，所以在这些方面即使有些“马虎”，维也纳人都能容忍，对于犯规，也可包庇。但是，他们对艺术上出的偏差可丝毫不放过，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城市的荣誉。每一个歌唱家、每一个演员、每一个音乐家都必须每时每刻做到最好，否则，他就会被淘汰。能在维也纳成为明星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要保住明星地位可就不容易了。任何松懈都得不到原谅。维也纳的每位艺术家都清楚这种无休止的无情的监督，从而迫使自己精益求精，使得整个艺术水准达到卓绝的程度。我们每个人从青年时代起就都习惯用严格苛刻的标准要求每一次艺术演出。想当年，古斯塔夫·马勒领导的歌剧院里的纪律严密如铁，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工作热情、一丝不苟，谁熟知这些，就会对今天的任何音乐和戏剧演出都不满意。不过，我们这样也学会了对自己的艺术要求严格，当年是那样辉煌，当年那些正在成长的艺术家被培养起来的素质是我们的榜样，这在全世界的城市里并不多见。同时，在广大群众当中，这种对正确节奏和速度的知识也非常普及了，即使一个坐在酒馆里的小市民，也会要求乐队演奏出高水准的音乐，就像要掌柜给他端好酒一样。就连普拉特的民众也知道哪支军乐团演奏得“带劲”，不论他们是“德国的大师”还是匈牙利人，住在维也纳的人，仿佛都从空气中得到对音乐节奏的感知似的。所以，就像我们作家在一篇特别讲究的散文中表现出音乐性，其他人则在社交礼仪和日常生活中体现这种节奏感。在维也纳的“上流”社会，一个不具备艺术修养和礼仪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在社会底层，连最穷的人也具有对美的本能，这是自然景色和人生的快乐情景赋予他的。一个维也纳人，若失去了这种对文化的爱，失去了对生活中这一最神圣的多余之事的既享受又审美的意识，就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因此，对于犹太人，适应民族环境，或者说，适应这块居住的土地，不仅是外在的一种保护措施，而且是内心的深层需要。他们对家乡、安宁、休息、稳定和亲近的渴望使他们热情地与周遭的文化紧密联系。除了15世纪的西班牙，这种本土文化与外来民族的结合只有在奥地利最愉悦和丰饶。犹太人在这座皇城定居二百多年来，遇到的是逍遥自在、愿意和睦相处的人民，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不拘小节，内心对于精神和审美却具有同样深刻的本能，这些对于他们也非常重要。犹太人在维也纳的际遇甚至可以说还不止于此。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一项使命。在上个世纪的奥地利，艺术曾一度失去原有的传统保护人和赞助者：宫廷与贵族。十八世纪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莎女皇曾让女儿们跟随格鲁克学习音乐，约瑟夫二世曾内行地与莫扎特讨论他的歌剧，利奥波德三世自己曾作过曲，但是后来的皇帝，弗兰茨二世和费迪南一世对艺术就丝毫没有兴趣了。而我们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他八十年的生涯里，除了军队的花名册外没有读过一本书，或者仅仅在手里拿过一本书。他甚至还流露出对音乐的反感。同样，大贵族也放弃了从前赞助艺术的态度。往昔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了，那时，艾斯特哈齐侯爵让海顿留宿在家中，洛布科维茨家族、金斯基家族和瓦尔德施泰因家族争相要在自家府上首演贝多芬的作品，还有一位图恩伯爵夫人在这位伟大的半神面前下跪，请求他不要将《菲岱里奥》从歌剧院的节目单中撤出。但是后来，就连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和胡戈·沃尔夫都得不到贵族的一丁点赞助了。为了让交响音乐会保持在原有的高水准，为了使音乐家、画家和雕塑家能够维生，市民阶层不得不伸出救援之手，而犹太市民阶层恰恰以此为抱负并为此自豪，因为他们站在最前沿，将维也纳文化的荣誉和原有的光彩保住了。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打心眼里在此安居，但只有通过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他们才有真正的主人翁的感觉，成为百分百意义上的维也纳人。在公共生活中，他们原本的影响是很微弱的，皇室的显赫使得所有个人财富黯然失色。掌管国家公务的高级职位是世袭的，贵族把持着外交，古老的世族掌控着军队和高层政府机构。但是犹太人也并未雄心勃勃地打算要钻营进入这个特权层，他们彬彬有礼地尊重这种传统的特权，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我还记得一个例子，我父亲一生都不去扎赫大饭店用餐，这并不是出于节省，——因为和其他大饭店相比，那里的价格根本贵不了多少，——而是出于自然的敬而远之的心理：他觉得，如果邻桌进餐的是施瓦茨贝尔格亲王或者洛布科维茨亲王，他会很不自在，感觉很不得体。在维也纳，只有在艺术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在维也纳，爱和艺术是人人应尽的义务。犹太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资助方式，对维也纳文化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是真正的观众，他们坐满了剧院和音乐厅，购买书籍和绘画，参观展览，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思路灵活，处处成为一切新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锋人物。几乎所有的十九世纪艺术珍品的巨大收集工作都由他们完成，几乎一切艺术实验也由他们来实现。若没有犹太资产阶级这种坚持不懈激励一切的兴趣，仅凭宫廷、贵族和那些宁愿养马打猎而不愿促进艺术的基督徒百万富翁的漠不关心，维也纳在艺术方面就会落后于柏林，正如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谁想在维也纳做一些创新，谁作为一个外来者想在维也纳找到理解和听众，就应当指望这些犹太资产阶级。在反犹太主义时期，维也纳有唯一一次艺术尝试，即想创建一座所谓的“民族剧院”。但是，当时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和观众，不到几个月的工夫，这家“民族剧院”就惨然倒台，这个事件恰恰首次说明了一个事实：世界称颂的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十分之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扶持和培育起来的，甚至，也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

因为，与正面临悲惨的没落的西班牙文化相似，在十九世纪的晚期，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方面相当活跃。但是，这种艺术不是以特殊的犹太面貌出现，而是通过惊人的方式，表达出最强烈的奥地利特色、维也纳特色。在音乐创作方面，卡尔·戈德马克、古斯塔夫·马勒和阿诺尔德·勋伯格成为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列奥·法尔、埃默里希·卡尔曼使传统的圆舞曲和轻歌剧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理查德·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腾贝格等人使维也纳的文学获得欧洲声誉，这是弗朗茨·格里尔帕策和阿达伯特·施蒂夫特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索嫩塔尔、马克斯·莱因哈德使这座戏剧之都再度名扬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学界的泰斗使世人关注古老闻名的维也纳大学。——这些身为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建筑师和新闻工作者的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处处无可争辩地占有高级或最高的地位。由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入乡随俗的愿望，他们完全适应了这里，并且因为可以为奥地利增添光彩而感觉幸福。他们将为奥地利做贡献视作自己的使命，——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再次指出这点——在当今欧美被称扬为再度繁荣的奥地利文化当中，在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领域，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有相当部分成就是犹太人做出的，他们自己通过这些成就在千年的精神追求中达到最高峰。一种几百年来无处发挥的智慧能量在此与一种稍显疲惫的传统相结合，前者以新的生机与无尽的活力滋养、激发并提升了后者，使之重新焕发了青春。而接下来的几十年将证明，在维也纳发生了什么样的暴行，这座在其最多元化之中、在超越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彰显本质和文化的城市，被粗暴地民族化和狭隘化。维也纳的天才——一种特别的音乐天才，从来都是将民族和语言当中的一切对立融合在一起，维也纳的文化是西方文化的综合，凡是在那里生活和创作的人，都感觉自己摆脱了偏狭和成见。没有什么地方比在维也纳更容易让人成为一个欧洲人了，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够早早地学会把共同联合的理念作为自己心中最高的理想来加以热爱，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感谢这座城市，早在马可·奥勒留的时代，它就维护着罗马精神，一种包容的精神。

在那古老的维也纳，人们生活得很好，轻松自在，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恼怒而鄙视地俯视着我们这些多瑙河边的邻居，看着我们不讲究“能干”，不在乎紧张的秩序，只是让自己享受生活，享受美食，用节日和戏剧来娱乐，还作出绝伦的音乐。比起德国人那种只会使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无比痛苦和惊慌的“能干”来，比起那种要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野心和拼命向前的精神，维也纳人更喜欢舒心的闲聊、惬意的相聚，在和善、松懈的环境下，让每个毫无妒意的人各得其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曾是维也纳人的著名原则，这原则在我看来，至今仍比一切绝对的命令更富有人性，当初，它是那样顺利地被所有社会阶层遵循着。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犹太人和基督徒，均可和平相处，尽管偶尔也有相互嘲弄的时候。纵然政治和社会运动，也没有那种可怕的敌意存在。这种仇恨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才侵入时代的血液循环当中去的。在以前的奥地利，人们在争斗时尚且有豪侠气概，人民在报纸上、在议会里相互攻击，但在经过西塞罗式的长篇演讲之后，这些议员还是会友好地坐在一道喝啤酒或咖啡，并且，彼此亲昵地以“你”相称。就连反犹太主义政党的领袖卡尔·卢埃格尔当选维也纳市长的时候，在私人交往方面仍然没丝毫变化，我必须承认，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当时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和文学界，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和歧视。在当时的报纸上，并没有每天都充斥着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派别与派别之间的仇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还未被隔离，公共生活中的大众情绪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得令人厌恶。在那时，个人行为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这在今天不可思议，人们并不像今天这样将宽容视作软弱，而将它尊为道德的力量。

因为我出生并成长的世纪并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它是一个阶级分明、井然有序的世界，一个从容不迫的世界。新的速度和节奏还没有从汽车、电话、收音机和飞机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岁月和年龄仍旧有着另一种尺度。人们生活得相当悠闲。当我想回忆儿时大人们的样子时，我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很早就呈现富态了。我的父亲、我的叔伯、我的老师们、商店里的营业员、乐谱架旁的交响乐团的团员，四十多岁就已大腹便便，呈现大男子的“气派”。他们行走缓慢，语调从容，言谈当中，抚摩着自己保养得很好的、多半已灰白的胡须。但是灰白的须发是尊严的新标志，一名“稳重”的男子则要有意识地避免那些年轻人的不得体的姿态和自负的神情。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还不到四十岁，我从不记得他曾匆匆忙忙地上下楼，或慌慌张张地做过什么事。慌张不仅仅有失体统，而且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在那个有着无数的保险和应急措施的稳定的市民世界，从来不会发生意外，外面世界发生的灾难，透不过这堵由“保险”的生活筑成的墙壁。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即使是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都没有丝毫影响。他们不经意地翻过报纸上所有的战争报道，就像跳过体育专栏一样。而实际上，奥地利之外的事情与他们又有何干呢？会给奥妙的生活造成什么变化吗？在他们的奥地利，在那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货币不会大幅度贬值。证券市场的股票一旦跌了四个或五个百分点，人们就说“破产”了，就会皱着眉头谈论这“灾难”。人们抱怨税收太高，这多半是出于习惯，而并非真正这样认为，与战后相比，当时的税收只不过是施给国家的一点小费。那时的人们还会详细地立下遗嘱，嘱咐孙子和重孙避免所有的经济损失，好像用一张看不见的债券就能够有效保证子孙们的安稳生活，于是，人们在世时生活得舒适自在，将小小的烦恼当作听话宠物一样抚摩，实际根本不担心它们会伤害自己。所以，当我偶尔得到一张当年的报纸，读到那些关于一次小小的区议会选举的激动文章时，当我回想起为了城堡剧院演出中微不足道的事情议论纷纷时，还有年轻时对一向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情进行没必要的激烈讨论时，自己就会忍俊不禁。当时的忧虑是多么微渺啊！那个世界是多么平静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他们在其中平静、顺利和清白地度过一生。不过，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因此而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所以对人间一切真正的痛苦、对命运的种种险恶和神秘力量懵懵懂懂，对一切令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视而不见，任它们无限扩展。他们沉浸在自己舒适富裕的生活中，根本不知道生活会变得紧张，成为负担，不知道生活中会不断出现意外和翻天覆地的变化。沉浸在他们那叫人感动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当中，他们很难预料得到出现在窗外晨光中的任意一个明天都可能将我们的生活彻底毁灭。即使在他们最黑暗的夜晚，他们也想不到人会变得多么可怕，也想不到，人会变得多么坚强，去战胜险恶，经受考验。我们这些被生活的激浪驱逐的人，我们这些被割断所有根源的人，我们这些总是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我们这些未知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和心甘情愿的奴仆，在我们看来，安逸已成为传说，太平已成为儿时梦想，——我们切身感受到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和不断出现的新的恐惧，我们人生的每个时辰都与世界命运休戚相关，我们超越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分享着时代和历史的悲欢，而从前的先人们都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小生活中。因此，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人，都比我们祖先当中的圣贤了解现实千倍。不过，我们不是白白得来这些的，我们为此付出了完全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