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从不这样器重自己，觉得非要向别人述说自己的经历。在鼓起勇气写这本以自己为主角——或者更确切地说，以自己为中心的书之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灾难和考验，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我根本无意跻身前台，我只是放映幻灯的解说员。时代给出画面，我只是为它们做注解。而且，我叙述的并非是个人的命运，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这代人遭遇了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命运磨难。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包括最年幼和最无足轻重的人，内心最深处都被欧洲大陆上连续不断的火山爆发般的动荡所震撼。在无以数计的人群当中，我知道自己最具备发言权，因为我是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而且，我恰恰站在地震的中心地带。那些震荡三次毁灭了我的家宅和生活，使我变得一无所有，它们用戏剧性的动荡将我抛入一种我已太熟悉的虚空之中：“不知何去何从”。但是，我并不抱怨，正是因为无家可归，我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正是因为一无所有，我便无所羁绊了。因此，我希望自己至少能具备如实描绘历史的两个基本前提条件：公正和不抱偏见。

我脱离了所有的根源，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我确实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例子。1881年，我诞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在地图上，人们已经找不到它了，它已经被干干净净地抹去了踪影。我在维也纳长大，这是个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国际大都市。后来，我被迫像罪犯一样离开它，它随之也被降格为德国的一个省城。我的书曾和成千上万的读者成为朋友，而同样在这个国家，我用母语写就的文学作品在母语中被付之一炬。因此，我不属于任何地方了，在世界各地我只是陌生人，顶多也不过是过客。欧洲——我心所属的真正故乡，自从它第二次同室操戈，开始自杀性地自残时，我便失去它了。我无奈地见证了有史以来理智所遭遇的最惨痛的失败和野蛮获得的最疯狂的胜利。从未有人像我们这代人这样从精神的高处坠落，道德如此倒退——我指出这点，毫无得意，而深感羞耻。在我从乳臭未干的少年变成须发斑白的老人的短短时间里，半个世纪内发生的变迁远远超过十代人所经历的，我们都感觉到，变化太多了！太大了！我的今天与昨天是那么不同，我的得意与失意相差是那么大，我有时觉得自己不仅仅有过一个生活，而是有过许多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当我无心说出“我的生活”这个词的时候，我常常会不自觉地问自己：“你指的是哪个生活？”是指一战前的？二战前的？还是今天的？同样，当我说出“我的家”时，自己不知道指的是哪个家，是巴斯的？萨尔茨堡的？还是维也纳的老家？当我说“在我们国家”时，会吃惊地想起来，对于家乡的同胞而言，我早就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了，就像我不属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一样。我与故土已不存在任何有机联系，而在此地，我又从未真正融入。我在其中成长的世界、我如今身处的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世界，它们在我的心目中越来越不一样，最后成为截然不同的世界。每当我与年轻朋友谈及一战以前那个时代的一些插曲逸事时，我总是从他们惊讶的问话中发现，有多少事情对他们而言已成了历史，或者是不可思议的，对我而言却依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我内心有种隐秘的直觉告诉我，他们是对的。联系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昨天与我们的前天的桥梁已经全部断了。连我自己也不得不感到惊异，当年我们竟然把那样繁多丰富的内容塞进一代人短促的生活中——当然，这是一种无比艰难和险恶的生活。当我拿它和祖先的生活相比较时，这种感触就更深，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都经历了什么？他们每人的生活都只有一种形式。他们自始至终只过一种生活，没有大起大落，没有震荡和危险，只有轻微的激动、毫不起眼的变化，节奏平稳宁静，时间的波浪将他们从摇篮带进坟墓。他们一生住在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甚至一栋屋子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说实在的，只存在于报纸上面，不会碰触到他们的家门。在他们那时候，可能在什么地方也有过什么战争，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只是小仗，只在遥远的边境线上进行。人们听不见大炮轰鸣，半年之后，也就风平浪静了，被人们遗忘了，成为一页枯萎的历史，原先的一成不变的生活又在继续。而我们所过的生活根本没有重复，已逝去的一切再不返回，我们这代人最充分地经历了以往历史分摊在一个国家和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这代人经历革命，下代人经历暴乱，第三代经历战争，第四代经历饥荒，第五代经历国家经济的崩溃——而有些有福气的国家和有福气的时代甚至不会有以上任何遭遇。可是我们，今天六十多岁的这代人，也许还有几天可活的这代人，我们什么没见过，什么罪没受过，什么没经历过？所有可以想到的灾难，我们都一一饱尝（而且根本没有尽头）。我本人就经历了人类两次最大的战争，而且，每次还在不同的战线，第一次是在德国前线，第二次是在反德国的前线。战前我曾目睹个人自由的最高形式，接着又看到百年来它遭遇的最低级状态。我曾受到称颂，又遭到贬低，我曾自由，又丧失自由，我曾富有，然后贫穷。《启示录》中的阴沉马匹全部闯入并横扫我的生活：革命、饥荒、货币贬值、恐怖、瘟疫、流亡。我亲眼目睹群众性思潮的产生和蔓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尤其是那瘟疫般的国家社会主义，毒害了我们欧洲的文化之花。我成了手无寸铁的见证人，面对人类不可想象的倒退无能为力。人类以反人道的教条有意识有计划地退回到早已被遗忘的野蛮状态。这使我们在几百年后又见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集中营、严刑、抢劫和对无抵抗能力的城市的轰炸。这一切，在我们之前的五十代人都未曾见过，也但愿我们的后人再也不会容忍这些。我目睹世界在这个时代倒退了一千年的道德，矛盾的是，就是这个时代，这样的人，在科技和智力方面取得未曾预料的飞跃，猛地一下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的所有成就：人类用飞机征服了太空，人类的语言在一秒钟就能传遍整个地球，人类因此征服了空间距离，原子的裂变，对最凶险疾病的战胜，人类几乎每天都在实现昨天还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此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还从未露出如此狰狞的面目，也从未做出如此令人惊叹的伟业。

我觉得，见证这种充满戏剧性的、令人惊愕的生活，是我的义务。因为，——我再重复一遍——每个人都是这种巨大转变的见证人，每个人都迫不得已成了见证人。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没有任何逃避的可能，我们无法像前人那样把自己置身事外。归功于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同步性联动，我们时时刻刻难以脱身。如果上海的房屋遭到轰炸，在伤员被抬出房屋前，我们在欧洲自己的家里就已经得知了。发生在几千海里以外的事情很快就印成图片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可以躲避和抵挡这种不断的沟通和介入，没有逃遁之处，人们买不到任何安宁，命运之手每时每刻、随时随地抓住我们，把我们拽回到它永不知足的戏弄中去。

人们必须不断服从国家的意志，甘愿充当最愚蠢的政治牺牲品，适应最离奇的变化，一个人的命运永远与人类整体的命运相连，尽管他极力反抗，共同的命运还是把他拉扯进去，不容抗拒。一个彻底经历了这个时代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被驱逐、被驱赶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比他的任何一位祖先都具有更多的阅历。即使今天，我们依然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处在一个结束和一个新起点上。因此，我用一个固定的日期让自己的生平回顾暂时告一段落，并不是全无用意的。1939年的9月的那一天，造就并教育了我们六十几岁这代人的那个时代终结了。假如我们的见证能让下一代人对那个分崩离析的时代有哪怕一星半点的认识，我们也算没有虚度年华。

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写下这些回忆的情境，它极端艰难，又最能代表我们那个时代。我是在战争期间写下这些文字的，流落在异乡，手边没有任何有助回忆的参考。我的旅馆客房里，没有我自己的任何一本著作，没有笔记，没有友人的信件。我与世隔绝，全世界国家之间的邮路或者全部中断，或者因为检查制度而遭到阻碍。我们每个人都像几百年前没有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那样孤绝地生活着。关于我的从前的一切都只是凭我头脑里的回忆。其余一切，在这时对我而言都遥不可及，或者都已经失去了。不过，我们这代人已经彻底学会不去缅怀业已失去的东西，也许文献和细节的缺漏正是我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因为，我不认为我们的记忆只是偶然地记住此事，偶然地忘却彼事，它实则是一种用理性整理和删除的能力。在一个人的生活中被忘却的一切，实际是早已被他的内在直觉判定，它们必须被忘却。只有自己想保留的一切，才要求为他人保留下来。因此，你们替我说吧，替我选择吧，我的记忆！在我的生命遁入黑暗之前，至少将它映亮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