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是二十世纪全球范围内拥有最广泛读者的作家之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每部作品都是不折不扣的畅销书，不将其他语种计算在内，仅德语版，这些著作每一部都是以数十万乃至百万册的规模传播。遭纳粹封禁之前，他的书在德国每一家书店都能找到。

他以小说家和传记家扬名于世，亦事散文戏剧。他不是晦涩难懂的作家，作品中没有艰深的字词，也没有抽象思辨或超现实的幻想。他极少提及上帝，也不擅长鸿篇史诗。他只似一名微雕艺人，精选一方小料，摩挲把玩后巧加琢刻，方寸间便出现一个玲珑剔透的微缩天地。要说那是人的心灵缩影，也许夸张，也许并不夸张。人心世界重峦叠嶂，山高水落，四时四季乃至日日有别，将其赋形又需怎样一番才情？这真是一个谜。歌德曾向爱克曼提及一种感性魔力，称它在任何艺术中不可或缺。茨威格在写作中无疑精通此种魔术。

他的文字生涯早，中学就开始发表习作。成名也早，年仅二十六，德国岛屿出版社便青眼相加，聘其为固定作者。此乃无上的荣耀，须知这座书业重镇以高尚的艺术品质著称，备受德奥文化界推崇，巍然居其作家队伍之首的，是大诗人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能与偶像齐肩，年轻的茨威格自然受宠若惊。他爱书，恨不得像专职员工那样为岛屿献策出力。“岛屿袖珍丛书”标新立异，是他当年苦劝岛屿负责人基彭贝尔格创建。他又进一步主动为这套丛书提出书目建议，不消说，就因为他博览群书且天性热情，便迫不及待要拿出来与人分享，助其传播。“岛屿袖珍丛书”自诞生便定位为世界文学，国界分野在此躬身礼让文学品质，与茨威格的主张和眼光分不开。他自己更是花大量时间做文学翻译，异邦的这些杰作，必须译出来而后快，他爱戴这些书的作者，必将他们介绍给更多人知晓而后快。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就是这样借由茨威格不遗余力的宣传介绍，在德国的声望一度比在自己的祖国还要高，他的代表诗集《生命礼赞》即便经历了一战，仍在德国热销四万册。与岛屿合作三十年，茨威格可谓是同代作家中通过出版媒介向世界传播德语文化，又将世界文化带进德语世界的最积极最有成效的一位了。他五十寿诞时（1931年），众多贺礼中只见来自岛屿的那一份非比寻常：那是他著译作的所有语种的总目录，赫然一册巨著。不愧是世界文化对他的最佳回报。

我们眼前的这部回忆录，是茨威格六十岁时写成。在他绚丽多彩的著作当中，这一本的色调最为深沉。1941年，他已经从北半球流亡到南半球，最终落脚在巴西小镇彼得罗保利斯。载誉一生，可供他回忆的经历何其丰富，需要借助的资料何其繁杂，为何偏要在没有任何笔记、信件、书籍等任何资料帮助的情况下，在颠沛流离的流亡途中，就急着动笔？没有经历过穷途末路的人恐怕很难想象这份心情。

无须我在此过早述及茨威格的遭遇，阅读的过程理应留给读者自己。只是想把他写在前言末尾的几句话抄录一遍：“我们这代人已经彻底学会不去缅怀业已失去的东西，也许文献和细节的缺漏正是我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因为，我不认为我们的记忆只是偶然地记住此事，偶然地忘却彼事，它实则是一种用理性整理和删除的能力。在一个人的生活中被忘却的一切，实际是早已被他的内在直觉判定，它们必须被忘却。”

那些“细节的缺漏”，有意无意的剥离、裂痕和空缺，是难言之隐，是不愿说不能说不屑说不忍说出的话吧。那些被记忆主动删除的失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像是一道开卷题。

饿者乐于向同伴详述美食，渴者总禁不住望梅止渴。一位跌进绝望深渊的作者，也不会吝啬笔墨描画美好的过往，更何况文字丹青的高手茨威格，笔下从来鲜活。维也纳的太平盛世是他涂抹的第一笔重彩，美轮美奂，有温良仁义的好品质，也有假道德和真市侩，而后世的大奸大恶此时尚在意料之外。他保留了这份记忆，盖因上天赋予他这层生命底色，他是这个世界的产儿，乡愁浓烈。而无可奈何的，有些不妙的事情已经埋伏下来了。有的写进了回忆录，有的兴许被主动删除。有的话如果硬说出来，后面也就死路一条，自己都难以面对。有的事情，也不需要听众。只见他新曲未成先叹息：命该遭遇这个时代。

他是否私下还是不甘，在心底又将好些往事反复思想？自我追问往往在人失魂落魄时更加要命地如影随形。单说一件事，想来就令人愁肠百结：1940年，他五十八岁，奥地利政府开出一张列有171个姓名的黑名单，茨威格排在第170号，后面171号是他前妻弗丽德里克：他们被开除国籍。先不说这既可赏赐又可掳夺的公民身份，与他内心那个温热的身份认同，不可比拟。后者实在比官方一纸凭证要宝贵而深情。那是祖传的遗产，从他的父辈、从他国际化的外婆家承继下来。这种发自内心带有体温的认同，普遍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奥匈帝国，当时以德语为文化载体、富有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人中，感觉维也纳比耶路撒冷更亲的人着实不少。历经数代的扎根和同化，这些移民与脚下的土地结为一体，全然不觉自己是外来户，德奥文化让他们欣然走进这个辉煌的客厅，他们不仅不想走了，甚至滋生出主人翁之感。从人心长出来的这种情感岂是纸上的170号就可以消灭的？而170号又偏偏出自他们深情认同的那个国家。至此，恐怕就要有“细节的缺漏”出现。亡命天涯自不用多述，也不必说起在欧洲（巴黎）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主题即为“昨日维也纳”。而他想说并且确实说了出来的是，在维也纳，唯有艺术才给人真正的平等感。犹太人确实是在以艺术为首的精神生活中找到了融合与包容。此话不虚，世上若有理想国，恐怕得在艺术中吧。

多年后的流亡途中，茨威格在美国偶然认识了汉娜·阿伦特。在1951年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指出，富裕精英阶层的欧洲犹太人，尤其是二、三代的移民，以为自己无异于所在国的国民，这完全是一场“幻觉”。她是对的，现实冷酷，幻觉终将破灭。茨威格陶醉于艺术而不敏于现实的暗流，无疑活在“幻觉”中。他最终被剥夺公民身份，被赶出欧洲，被自己深爱的文明抛弃，不仅失去它的护佑，更成为这个文明所滋生的恐怖势力的牺牲品。而他还心心念念不要只做犹太人，不要只做维也纳人、奥地利人，而要做欧洲人和世界公民。认同于人类大同，这是不是还是一种“幻觉”？“要摆脱狭隘”，我们在书中多次看到他这样写，这可谓是他的理想。

而直到一战爆发，他才生平第一次感受体会自己的犹太血脉。他写下剧作《耶利米》。耶利米是《圣经》中受苦受难的犹太先知，总是发出预言和警示，却悲剧性地无人听信。茨威格通过这位犹太先知发展出一个信念，那就是，不要受仇恨情绪摆布，要服从自身命运。他甚至接受人们贴在他身上的“失败主义者”标签。那时的国家机器将集体仇恨意识强加于个体，令他厌恶，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像那位先知一样发出警告，让人们提防仇恨情绪和群体狂热。

他从未赞同和参与犹太复国运动。1920年7月，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两千年来，我们用血和思想垦种全世界的土地。在此之后，我们不可能再把自己局限在某个弹丸之地，成为一个弹丸小国。我们的精神是世界精神——正因此，我们才成了现在的我们，如果要因此而吃苦，那就是命该如此。因为自己的犹太身份感到骄傲或羞耻都是无意义的，必须承认这现实，并且承担起命运。我们的命运就是在最高意义上的无家可归。”

他后半生越来越坚定的这种认识还是归结于一战经历。1914年秋，他应征供职于维也纳作战部的军事档案馆，隶属的部门负责编撰和宣传前线士兵的“英勇事迹”。在被派往前线战壕搜集资料后，血腥残酷的事实使原先也充满民族情绪的他恢复了冷静。反战剧《耶利米》是在这段时间动笔的。承担犹太命运，坚持世界精神，这些“不合时宜”的论调令他在自己的祖国和族群孤单下来。喧嚣中，无人倾听耶利米的悲叹。他很快被疏离在德奥知识界和犹太移民的任何阵营之外。

我们在回忆录中读到他对一战和二战间短暂和平的描写，他的事业此时如日中天。他兴高采烈地描写自己在新居中收到全世界的读者来信，接待来访的国外文化名流。至于人情的疏离和寂寞，就让它们归于“细节的缺漏”吧。他移居萨尔茨堡，与维也纳的朋友圈渐行渐远是主要原因之一。而他将多少笔墨贡献给了自己难忘的国际交游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无微不至地描画与欧洲各国文化精英相遇、交谈和活动的细节。寻访维尔哈伦，初识罗丹，深夜探访拉特瑙，旁听叶芝朗诵晚会，在巴黎与里尔克为伴，造访流亡者高尔基，奥德翁咖啡馆邂逅乔伊斯，种种这些，何其生动地还原了一百年前欧洲文化的精神现场。受益于这些记忆，我们欣赏到承载永恒之美的瞬间。

赫尔曼·黑塞将茨威格称为“培育友情的大师”，罗曼·罗兰在日记中说：“在朋友中，我没见过有人比茨威格更深切更虔诚地热衷于友情。友情就是他的宗教。”他的友人四散在相互敌对的不同国度，他于是面向所有方向发出和平的祈祷。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在此书中出现多次，自从青年时代，茨威格便将他奉为楷模，称他能为整个欧洲指出方向。但维尔哈伦在一战期间也曾遭战争谣言蛊惑，导致义愤填膺的爱国诗作显露一股从未有过的杀戾之气。茨威格手捧友人的作品，“如坠深渊”。后来维尔哈伦意外亡故，两人终未及再见一面。因此他无从知晓对方的精神状态，一想到维尔哈伦也许至死都被仇恨占据，他是难以忍受的。直到罗曼·罗兰以实言相告，维尔哈伦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虽愤恨敌国，却丝毫没有背叛他们的友情，茨威格方长出一口气得以解脱。这些，都是别人在为他作的传记中写到的，我在此稍加复述，不过是想让读者多了解一点他本人也许不愿透露的痛楚。

“精神团结破裂后的人世间是地狱。”茨威格简要地这样表达。以他遭遇的孤立推想，越是昔日亲近的朋友，越有可能令他感受“地狱”冰寒。在纪念茨威格去世十周年的祭文里，托马斯·曼坦言自己曾多么抵触这位无条件提倡和平的友人。当年像他这样的反对者必定不少，毕竟主战和抗争是昔日主流，但事后有公开的反思毕竟不失君子之风。而依旧有人恶意毁谤茨威格的死，谴责他逃避，不负责任，指责他因自己的软弱削减了受难犹太人的骄傲和士气……这些无尽的裂痕，确实“必须被忘却”。

以下同样还是出自别人写他的传记：1917年，茨威格曾在瑞士将一份拟好的“良知的遗嘱”托付给罗曼·罗兰。面临被奥地利政府再次强行征兵的可能，他已下定决心拒绝服从，并做好遭军方处决的思想准备。可见，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人类的互残比死亡本身更令他恐惧。

读者只要痴迷一位作家，大致都渴望一览其回忆文字。盖因作者只有在这时候才会由幕后走到台前，并将平日虚构作品中的背景移至前景予以展示。茨威格的小说尤以曲折见长，数不尽的喜怒哀乐的身后，是数不尽的幻化的、分身的、变容的“我”。但此刻，这些“我”都尽可能地回返到一个真身，将平日埋在虚构作品中的“隐私”正大光明地公开，特别是当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的时候。他只说最想说的话，和最想让后人记住的事情。

从二十七岁开始，他与自己崇拜的弗洛伊德信件交往三十年，后者不仅读过他所有的作品，更在通信中进行点评，述其读后感想。四十五岁，他告诉弗洛伊德，心理学已成为他生活中真正的热情。罗曼·罗兰誉他为“获取弗洛伊德那把危险钥匙的诗人”。这把钥匙有多危险呢？有时候，人好像真的也不是知道得越多越好，这个问题太复杂。在自己不懂的事情面前，我最好还是止步。再看身为收藏家的茨威格，藏有多位文学家的手稿，以歌德为例，就多达十五件，他始终希冀从这些笔迹，从人类最高级的生命活动中，求证人性的智慧与光明。而1933年夏，他又秘密购得一份长达十三页的希特勒演讲手稿。在此他获得了什么发现和体验，我们无从得知。索性就让所有的留白待在书里书外吧。

这部回忆录完成的第二年，等不及书出版，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和妻子绿蒂一道服毒自尽。他也许并不知道，就在1942年1月20日，德国万湖会议通过了“最终解决方案”，这个被阿道夫·希特勒称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周密计划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杀人机器，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开始系统地执行。茨威格想必也没听过奥斯维辛这个地名，但他出于本能直觉，在这本书的结尾发出耶利米式的预言，“现在，恐怖还没有完全显露。”

在最后的日子，茨威格还做了一件事。他把私人信件捐献给了以色列犹太国家与大学图书馆，那是犹太复国者建立的犹太人自己的家园。

史行果
2022年1月

我们命该遭遇这个时代。

——莎士比亚《辛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