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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仅有的职能在于维系正义，那么显而易见，政府管理我国与他国的关系，与国外强权缔结条约，加入到任何国际秩序之中，或者在绝对必要之时征收战争税，凡此种种，都会是越权行径。然而有人可能会反对这种政府理论。
我们的反对意见认为政府无权缔约，但人们很可能会忽视这种反对意见。商贸和战争总是政府间直接协商或者间接商议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在有关政府的定义中已经预设了自由贸易，那么显然我们也无须订立商贸契约。所以，我们的反对意见也包含以下的最后一条条款，也即政府根本无权发动战争。我们不应当把无战争权视为恶果，相反，我们应该欢迎战争权的缺失，因为无战争权是维系正义的原则所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战争是英格兰的至大负担。如果人们没有沉醉在战争所带来的虚假繁荣中，那么我们的地主可能也就没有胆量推行《谷物法》。如果我们的管理者失去参战的权力，那么国家债务及其所有骇人的结果也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贵族统治下不受抑制的野心将我们拖入到战争之中，我国辛勤子民的艰苦劳动所得也不会被抽干。资本本将用于建造数倍于现在的铁路，本将为商贸提供各种便利设施，本将投资实业而非追求泡沫，然而，财富、数代人积累下来的劳动所得、以备不时之需的巨大国库库存，都自此灰飞烟灭。英格兰不仅被国家债务年复一年地抽干资源，同样还损失了债务所代表的财富。全体国民不仅仅为债务支付利息，甚至还丧失了本金。
许多人认为战争在本质上有利于共同体，因为战争能激活社会这个有机体。他们引述最近在欧陆战争中展现出来的商贸活力来佐证他们的立场。然而一方面，如果他们把国家将遭受的意外影响纳入考量；或者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转而关注这段时期内下层民众遭受的苦难，而非仅仅关注商贸阶级的发迹，那么他们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再者，即使我们承认战争能带来短暂的好处，战争也绝对会造成超越该好处的伤害。战争之于国民就如酒水之于个人。战争（与酗酒一般）导致了同样的不自然的活动——同样都使得力量在表面上有所增强。战争和酗酒，以同样的方式攫取了未来所需的生命供给和能量供给，使得人们在短暂的兴奋过后陷入相应的消沉中，而同样的，（个人的或社会的）机体也将逐渐坏损。这些短视的政客以战争产生的表面繁荣为依据，公然宣称战争有利于国民，他们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人如出一辙，那些人宣称在精神上打鸡血就是永久性的精神增强，其实人们在鸡血的影响下，反而经历了精力上的衰退。
战争是封建精神的长久给养，也是所有民族的长期梦魇。我们一直深受其害的诸种自私与暴政皆源自这种封建精神。近来的四五百年间，如果文明世界不沉溺于侵略与征服，而是把关注点转移到真正的财富之源——生产和商贸、科学与技艺之上，那么我们的贵族早该发现自己不过是蜂巢中的雄蜂，早就该放弃以耻为荣的行径。
除了战争所带来的政治和商贸恶果，我们还需考量战争的道德恶果。我们记得战争不容于基督教精神，战争不正常地激发了动物性激情，战争把野蛮习气拔高为最高贵的人类德性，战争极大阻碍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战争成为诸民族拓展普遍同胞情谊的最大障碍，而这种同胞之情对人类真正的繁荣至关重要。除了这些相关恶果之外，我们还需考察战争的当下恶果——战争的可怖和众人的哀号。此时我们知晓，上述那条必要原则，仅就其能避免这些战争恶果而言，已足以引发我们的诚挚关注。
据说当国家“铸剑为犁，化矛为镰”之时，和平之日终将到来。那日纵然遥遥在途，但我们依然朝之迈进。我们终将抵达和平，我们也相信这和平不是革命后的一蹴而就，而要历经持续的道德进步和智力进步。我们不可坐等全能者的直接干预来让改变发生，我们必须使用正确手段，我们必须肩负重任，我们遵从命令并期盼应许的实现。然而何谓正确之法？方法之一我们之前已有所涉及——将我们管理者的关注点限制在他们的仅有职能之上，也即维系正义之上，从而应许将会实现。许多人会怀疑说：“除非其他国家同样放弃征战，否则我们放弃战争又有何用？”这派人也常常提出类似问题：“个人能干什么？”他们并以此为借口不去改革社会的不公。难道我们需要跟他们说明，人们从未异口同声地达成过统一的结论？难道也要告知他们，人们要达成一致根本不可能？难道我们需要跟他们明说，所有伟大的变革都由个体散发？难道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所有事情都留待他人，最终将无人会做？每个人都应该放弃幼稚的做作，勇敢站出来履行自身的职责，此时，国家的恶行就能很快得到纠正。此处适用于个体的真理也适用于集体。我们不必期待所有国家能同时放弃战争，必须要有领头人。英格兰当之无愧！让不列颠首先举起和平的正义旗帜，让我们的国家依据其宗教精神行事，而不必等待他国如此作为。和平的理想和典范不仅会吸引邻近国家的跟从，而且邻近国家也会扩散自身的新的影响，被长期呼吁的国际仲裁体系就能很快建立起来。人们会对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视若珍宝，从而愈少操诸干戈，我们也不会赞同国家间的聚讼争诉和非基督精神，更不会赞同国家追求种种有关“荣耀”的野蛮概念，我们早就对在个体层面上奉行这些行为的人嗤之以鼻。
“然而，”有人会问我，“难道不存在必要的战争吗？”理论上可能有，但实践中很少见。我们与中国的战争有必要？我们与阿富汗的战争有必要？我们与叙利亚的战争有必要？我们与法国的战争有必要？我们与美国的战争有必要？没有！抵抗侵略以自保，我们或许可说被卷入到必要之战中，此外，战争别无必要。英格兰对自身被入侵少有担忧。纵使这种情况多么不可能发生，但为论证所需，还是让我们设想一下我国卷入到与其他国家的争端之中，最终他国侵略我们。此时有两种可能，我们或者进行反抗，或者放弃反抗。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希望神意的干预；而另一些人则会相信消极抵抗原则。但是我们无须囿于这两者，而是假设人们有必要进行积极抵抗。这种抵抗可以凭借两种方式组织起来：一是大部分国民独立于国家，组织起抵抗，召集战争委员会、自愿提供物资和做好所有必要安排；二是像以前一样，政府亲手承担战争事务。第一种选择似乎不可行，但是这种不可行性值得怀疑，因为此不可行的印象究竟源自与我们先前认知的不合，还是源自与任何理性判断的不合呢？野蛮民族间的战争经常不需要任何固定的行政权力来加以指挥。在文明国家中，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些反叛的例子，这些反叛力量对抗政府，持续斗争。在一个如我们这般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之中，我们还能对有效抵抗抱持有什么更高的期待呢？换言之，即使我们承认上述自组织的原则并不可行，也即假设国家干预在组织抵抗时确乎必要，那又如何？我们就会发现先前定义的不足，从而推翻之前深思熟虑的学说吗？绝非如此。一边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而一边认为这说法不会损害我们之前的理论，这确实显得有些奇怪。然而，在此前的事例中，我们把维系正义一说仅仅运用在英格兰内部，因为之前谈论的问题都局限在内政领域；但是现在涉及国际事务，我们也就不再把正义学说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我国。再说，除非一些道德法则被广泛承认，否则这些法则就无法完整实现。因为这些法则与当前事态并不相符，它们也就不能被现实中的任意标准度量，毕竟这些法则与之在本质上就不一致。设想某部分人以确定原则行事，但是他们在与另一部分受其他原则指导行事的人群的交往过程中，违反了自身原则，就此我们就可以推断说这些原则有误？这种推断根本上违背逻辑。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让该原则体系正常运转，让其普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再裁断该体系。因此，假设所有国家都把管理焦点只集中在维系正义之上，那么侵略战争会消亡，而侵略战争一经消亡，反侵略战争也并无必要。因此，我们允许国家有插手反侵略战争的必要，但这种妥协并不意味着我们违反了有关国家的定义。例外并不源于原则内在上的不完美，而是源于其应用时的有局限。
立论如下：
1. 战争是一项极大的罪恶，所以在前述的国家定义中排除战争权，就是一条有力的支持该定义的论证；
2. 剥夺统治者的战争权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该举措能加速和平年代到来，那时“国家间便不再持剑相向”；
3. 抵抗侵略是唯一享有必要之名的战争形式，我们也无须对此感到过多的担忧；
4. 假设我们的沿岸被敌人侵犯，此时许可国家进行抵抗也实属必要，纵使如此，这种例外情况也并非出自原则本身的缺漏，而不过是该原则在实践时有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