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林斯澄

相信有社科背景的读者对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其1937年出版的巨著《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的雄心不无印象。在那本书的开篇，帕森斯说道：“现在，谁还阅读斯宾塞？”不难想见，帕森斯想要说的是，现今社会学应该换一个范式了，现在的范式应该是帕森斯式的，而非斯宾塞式的。但是这种破旧立新的宣言背后有一种未曾言明的危机感，因为帕森斯知道斯宾塞的书不是时人不读，而是读得太多了！

斯宾塞到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多受欢迎呢？从他作品的印数就可见一斑：自1860年至1903年，美国出版商阿尔普顿公司在美国共出版了斯宾塞的著作368755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其著作在英国本土出版的和在海外被盗版的数量，所以学者迈克尔·泰勒估计当时斯宾塞著作的总出版数已达到了百万册之多。

斯宾塞的著作不仅拥有大量读者，而且其受众质量亦相当高，例如萨姆纳、凡勃朗、詹姆士、杜威、赫胥黎、达尔文、严复等名家。如果那时的书商也时兴出书籍腰封的话，那么斯宾塞著作的腰封可以说是设计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为什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呢？为什么现在不仅普通读者，而且学院专家对斯宾塞都闻其名而多过读其文呢？斯宾塞理论的历史缘起和现代遗产又是什么呢？这是本篇导读和这本译作想要探究的问题，也是译者希望能和读者不断求索的问题。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斯宾塞的生平与著述。

赫伯特·斯宾塞1820年生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德比郡。德比郡虽然不是历史悠久的发达地区，但是因为纺织手工业的兴起，也逐渐在英格兰经济生活和文化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弥漫着浓厚的不服从国教氛围——不服从国教者泛指英国宗教改革之后，不同意英国主流国教信仰和礼仪的诸多教派，包括卫斯理宗、贵格会等等。

斯宾塞的父亲是一名教师，主教数学和自然科学，在宗教氛围和科学精神的哺育下，斯宾塞自小就养成了对自然世界的探究兴趣，而对古典的文法教育毫无兴趣。这种反传统的气质不仅体现在斯宾塞的思想倾向上，也体现在斯宾塞的日常生活中。有一段时间，斯宾塞被寄养在叔叔家接受教育，有一次他们一家参加了英格兰乡间常见的舞会，有人邀请小斯宾塞一起跳舞，叔叔义正词严地代替斯宾塞拒绝了这次邀请，他说：“姓斯宾塞者从来不跳舞！”自小养成的科学素养和禁欲精神也成为斯宾塞一生的特质，这既是他成功的因素，也是他痛苦的根源。

这种成长氛围促使斯宾塞走上了与传统英国文人不同的职业生涯和写作道路。斯宾塞并非学院派，和查尔斯·狄更斯一样都是在摸爬滚打中长大，然后误入文人圈子。接受完家庭教育之后，斯宾塞因为不服从国教者身份以及对古典语文学的厌恶，无法到牛津和剑桥等传统大学深造，因此步入社会，做过铁路工程师、教师、编辑等，不过最终还是走上了以文为生的道路。在19世纪50年代担任《经济学人》的副编辑之后，斯宾塞就开始长居伦敦，以撰写时评和专著为生，在传统文人和小说家之外开辟了新的科学文人模式。斯宾塞早期的作品都以长文的形式发表在那时的报刊上——维多利亚时代正是传媒大发展的时代，各种期刊、评论、日报、周报层出不穷，《威斯敏斯特评论》《十九世纪》等这些偏激进的刊物也成了斯宾塞的发声场所。其主要议题涉及自由贸易、政府职能、演化理论等，集中讨论维多利亚女王治下50年代的主要社会问题，可以说时效性和针对性极强。

简单来说，斯宾塞与传统政治家不同，不认为贵族权威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新兴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能够自我调节和修正，通过自由定约和互通有无等社会机制来分工依赖，形成一个均衡秩序。这种论调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所相似，但不同的是，斯宾塞并没有用数理方法对这种均衡秩序的达成机制做出描述：一方面，基于自身的信仰，斯宾塞认为均衡秩序是神圣意志的善意结果；而另一方面，斯宾塞也认为这种均衡的达成不纯粹是力学结果，而是有一套功利主义和生物演化的机制在背后推动。所以，也正是在斯宾塞的推动下，人们除了把社会想象成一个机械体外，也开始把社会想象成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内部存在分工，又相互依赖，从而形成一个有活力的整体；权威的干预只能扰乱这个自然进程，使得有机体产生不自然的疾病；社会研究应该是一门生理学，帮助人们认识社会有机体的本来面目。关于这种早期思想，读者可以参看本译本的前半部分，也就是《政府职能的正当范围》。

此后，以文得名的斯宾塞也慢慢进入到伦敦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此时他认识了乔治·艾略特、乔治·刘易斯和托马斯·赫胥黎等好友，其间他还与艾略特有过一段缘分，不过最后理智压倒了情感，斯宾塞最终从这段情感中退缩，孤独而终。后来，斯宾塞继承了叔叔和父亲的遗产，有了稳定积蓄后再辅以一定声望，决定专职写作。采用订阅制的方式，斯宾塞从美国读者那边募集到了足量的预付款，于是他在19世纪60年代后退隐伦敦郊外，雇起了管家和助手，开始了余生的隐居写作生涯，撰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一方面是由斯宾塞的写作计划所致，另一方面也出于健康考虑。因为家族性的清教工作伦理和禁欲风格，在中年时期，斯宾塞和父亲一样，陷入精神崩溃的境地，自那以后，他坦言自己无法长时间读书和写作，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然而恰恰是在这段时间，斯宾塞越发高产，写就了他著名的《综合哲学》。

这部大部头著作多达十卷，涉及形而上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在构想中，斯宾塞希望以演化论来贯穿人类世界的各个领域，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历史社会的各种现象提供一个合理且统一的解释。一般来说，演化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同质到异质、由分化到整合再继续分化继续整合的运动过程。当然，在斯宾塞看来，演化不一定走向发展，也可能导致解体。这种演化的宏大进程也体现在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诸多领域，他的著作中就汇集了各种他和助手收集而来的演化实例。

具体说来，在论述社会演化的过程中，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起先由家庭走向氏族，然后通过战争而不断联合、兼并，形成了更大的政治体。这种以军事行动和自我保存为目的的社会被斯宾塞认为是军事社会，这种军事社会以古代王国为典型代表。这种社会的演化过程不仅仅是规模的增大，也是功能的分化，原先的共同体仅仅为了自保而结成临时性军事共同体，但是为了增强战斗力以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这种共同体也逐渐在非常规的军事动员之外产生了常规性的政治权力、思想性的宗教组织和日常性的风俗习惯，以此相互结合并支持军事社会的整合。然而，随着外部敌意的减少，军事社会也将迈进新的阶段，演化为生产社会。受到法学史家亨利·梅因的影响，斯宾塞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基于契约而形成的生产社会，这种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强制性的社会动员的减弱，个体从社会中解放出来，通过自愿定约而结成社会组织，进行生产，并且互通有无，从而形成一个去中心的相互分工依赖的社会秩序。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种由军事社会到生产社会的论述存在断裂，其演进动力似乎难以在先前的演化理论中得到很好的解释。确实，对于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社会的想象与其说是演化理论的必然推论，不如说是出于斯宾塞强烈的现代意识或者英国意识。19世纪的英国理论家偏好自由政制，喜欢将现代社会描绘为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会，而法国理论家圣西门、孔德等人则比较认可现代社会即使是生产或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也摆脱不了中心化的特征，只是统治精英有所更迭。这种理解的差别也成为19世纪社会理论家的一大核心争论。

简言之，斯宾塞把演化理论推广到了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纵使有的时候演化理论似乎无法圆融地解释一些现象，但是宏大的演化论框架还是给当时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体系化的写作风格使得斯宾塞成为英美读者心中的大师，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这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为人们理解和解释万事万物提供了一个简明且有力的框架，演化论成为当时最为盛行的理论。

然而斯宾塞在当时的知识场域中也并非无可置疑的权威。好友赫胥黎就不满斯宾塞这种追求整全的写作风格，说斯宾塞的理论很容易被简单的事实击溃。因为在赫胥黎和达尔文这些受过博物学训练的专家看来，斯宾塞的论断过于大胆，已经超出了经验性的博物学范围，上升到了理论维度，这样也就涉及了宗教和哲学的领域，导致很多问题不再通过经验归纳来得以澄清，而是借助演绎推理做出推论，这也使得演化理论在经验事实上有所欠缺。另外，传统学院派出身的文人接受的都是古典教育或者宗教教育，一点也不喜欢斯宾塞的解释：如果整个世界充满了“适应”“适者生存”这些外在因素，那么生命自身的神圣性和活力又从何谈起？

后来的隐居生活和辛劳工作使得斯宾塞无暇旁顾，耄耋之年的他更为关心自己能否完成十卷本著作。他雇请助手，埋首于整理各种社会人类学材料，将其编入他庞大的理论体系之中。纵使如此，斯宾塞还是在18世纪80年代写了一系列文章回应当时人们关心的问题，这就是本译本收录的《个体与国家》。这些文章与其说关乎他自身的宏大理论，不如说体现了他的不满。随着英国的衰败，内忧外患随之而来：内部是劳工问题，外部则是殖民竞争。这个时候，斯宾塞所预见的保障个体幸福和自由的生产社会并没有到来；相反，为了提高国民福利和维系国际竞争，欧洲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走上军事社会的道路。无论是德法之间的军备竞赛，还是各种官僚体系的建立，在斯宾塞看来都预示着一种时代逆流在涌动，这也迫使他不得不在《个体与国家》中做出回应，以抵制时代潮流。很可惜，时人似乎无法全面理解斯宾塞的努力，随着他的作品被翻译和引荐到各个国家，人们对斯宾塞的误读也越来越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放任”成了时代贴给斯宾塞的典型标签，斯宾塞似乎成了残酷竞争的鼓吹手。其实人们忘了斯宾塞的坚持，他矢志不渝地坚持竞争最终是为了实现幸福和自由，而个体才真真正正地是幸福的感受者和承担者。

最终，在1903年，斯宾塞在完成了他的鸿篇巨制和个人自传后，病逝于伦敦。斯宾塞一生克己禁欲未曾结婚，却留下了丰厚的科学文化遗产，他个人生命的终结也预示着欧洲黄金时代的谢幕。

诚如帕森斯所言，我们今天已经很少细读斯宾塞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遗忘了他，相反，斯宾塞的理论多少成了人们思考社会现象的底色。帕森斯自己早年对斯宾塞挥手作别后，在晚年又捡起了社会演化论，以求能为社会变迁提供解释。而后，西方社会科学界也兴起了诸多热潮，在大历史写作中使用宏观的演化理论，在社会学中引入生物学以解释社会现象，凡此都可以说是继承了斯宾塞的遗产。此外，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和适应机制也不时成为文化生活的热词。可以说，我们虽不读斯宾塞，但却仍生活在斯宾塞所描绘的世界中。为此，译者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版有助于大家再去回望百年前的斯宾塞，从而加深我们对自身所身处世界的认知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