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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亚该亚人的“来到”是采取了渗透的方法还是采取了武力征服的方法，还是兼用了两种方法，亚该亚人扩张的规模是巨大的，同时，在迈锡尼有一个亚该亚人的中心王朝也是无可怀疑的。还是根据荷马《伊利亚特》中的船舶目录，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直接统率的军队来自迈锡尼大城堡，富饶的科林斯和西息温等地，而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s，注意这个地名和后来斯巴达所征服的Helots名称的某种一致性）等地则是他的兄弟麦尼劳斯（Menelaus）的王国的领地。除此而外，还有二十几个国家来的船舶和军队，每个国家各有自己的王，和《伊利亚特》亚加米农这个迈锡尼的王一样。
“在希腊世界具有首要地位并行使着某种领导权，要说这是‘迈锡尼帝国’也许是过甚其词。谁也不纳贡，谁都不对它负担什么军事服役的义务，除掉它自己的王国而外，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它是一个正式的政治同盟的盟主。但是彼罗普斯（Pelopids，亚加米农所属的世系）具有一种其他君王所承认的优越地位，看起来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家的财富和军事威力较大，也因为具有某种优越性——他拥有‘王权’。然而理由何在，并不清楚。王权的象征是彼罗普斯传下来的王杖（据说是赫斐斯塔斯Hephaestus神制作的）。彼罗普斯把它给了阿特里阿斯（Atreus）一裔，然后传给了亚加米农。可能‘万民之王’（Kreion）一词是用来指彼罗普斯家对寻常的王（巴西琉斯）的优越地位的。”（Bury, op. cit.）
根据我们中国人所知中国古代王朝的状况，亚该亚人的这个迈锡尼王国，有点像周王朝的“王畿千里”，即一个对诸侯具有最高王权的中心王朝直接统辖的地区，其他王侯（根据郭沫若的金文考证，春秋时代及春秋以前周的诸侯，在其国内也可称为“王”）对它有某种程度的臣属义务。我在上面用“有点像”这几个字，因为我所知的史料十分贫乏，这只是推测。掌握了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各种史料的西方史家对此也只能做某种推测，因为这个时期的希腊史，完全缺乏信史的记载，所能资为根据的，是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和同时代其他古代国家史料的间接证据，所以很不容易下什么肯定的判断。
不说迈锡尼王国和希腊其他诸邦的关系，迈锡尼王国这个“王畿”又是一种什么政制呢？
根据地下发掘出来的宫殿、城垣、陵墓等等，不征集巨额的人力物力绝搞不起来这一点来说，迈锡尼王国的人民会有苛重的贡赋和徭役负担。人力物力也许来自海上贸易和海上掠夺，不过从这里得来的财富集中于王家，这个王家也绝不可能是氏族民主制下的民选军事领袖。贡赋是否有一部分来自属国？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周天王确实也向诸侯征收贡赋，按我们所知的史料，例如齐桓公责备楚国不向周天王交纳应交的一份贡赋，这份贡赋是“苞茅”，是楚国的土产，供周王朝祭祀之用的，那是一种礼仪上的贡赋。如果允许做类推的话，这种贡赋即使有，大概也是微薄的。伊伦伯格（Ehrenberg）主要根据地下资料，对于迈锡尼王国的政制做如下的判断：
“迈锡尼王国可能结合了东方的祭司——君王和印欧酋长遗风两者。国王之下似乎发展起来了一个上层阶级和一种贵族政治，比起克里特来，这个阶级也许更不像 廷 臣，而是独立的小统治者和独立的武士。人民又怎样呢？书版（即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指出了一批专职人员、各类工匠和商人，其中许多是王室的仆人，另外一些是神或王的奴隶……田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也许是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封建社会的结构为基础的。”（《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和文明》，第5—6页）
“迈锡尼的社会制度与克里特的社会制度颇有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在迈锡尼，贵族的氏族显然有更重要的地位。考古学上的材料，多少证实了荷马史诗中的某些资料。”（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102页）
总之，迈锡尼王国的东方特征，比克里特稀薄了一层。伊伦贝格所说的封建社会结构，是以欧洲中世纪王权及各级封建领主间松弛的隶属关系作比喻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克里特的“集中化”不过是在一个岛上的集中，迈锡尼王国统治的地区比克里特一个岛要广阔得不可比拟，还要加上海上文明的特征，那么它之向“多中心化”迈进一大步是不足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