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本研究的概念与框架

莎士比亚的《考利欧雷诺斯》算是“旅行书写”吗？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旅行书写。文类是现代学科分化的产物，而旅行书写的历史则远早于文类划分，旅行书写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文类”。这里不妨引用一下英国作家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对旅行书写充满色情意味的评价：“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旅行书写就是一间臭名昭著、放荡不羁且大门洞开的房屋，各种不同的文类最终都可能在此同床共枕。旅行书写容纳了私人日记、杂文、短篇小说、散文诗、粗糙的笔记和优雅的桌边闲谈，它有种来者不拒的热情。” ^[1] 作为文学类别，旅行书写本身是对文类划分规范的冒犯。更重要的是，这种内容上的显性冒犯背后，还潜藏着深层次的反话语意味。特别是我们在今天把这一类文字统一命名为“书写”的时候，我们隐约能够从中嗅出一丝后结构主义的味道，这既表明它不属于任何传统的文类形态，同时还说明其中的旅行叙事的建构性特征。作为书写，旅行的“踪迹”不是某个他异空间的符号性在场，而是一种德里达意义上的差异和延宕，它表达的是一种关系，是差异结构内部与他者的关系 ^[2] 。这一命名本身，似乎已经决定了我们进入、处理此类文本的途径和方法。旅行书写更多地具有一种进入文本的方法论色彩，而不是某种关于旅行记述的指代或反映。因此，它的文体形式可以更加自由多元。在传统的研究中，“纪实”性的游记才有资格被研究者遴选为其研究对象，因为这些所谓的“纪实”性的游记经常被用来作为“历史地理学”的实证材料，但是其依据的“纪实”尺度其实是一厢情愿的。偶尔也有虚构性文本被纳入研究视野，却常常被作为“反证”“真实”的材料。这种带有偏见的处理文本的方式，常常把文本作为死去的史料证据，仅能用于考据真伪。本研究则试图召唤文本的生命，让它们重新变得鲜活起来，成为近代欧亚交通的动态关系的载体，而不是一段死去的历史证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巴多斯（Barbadian）作家乔治·兰明（George Lamming）才会说他“阅读莎士比亚《暴风雨》时会想起哈克路特（Hakluyt）笔下的航海记录” ^[3] 。

本研究不对研究对象进行“纪实”或“虚构”的僵硬划分，如果非要用传统“文类”来描述，那么，在本研究的知识立场上，旅行书写可以是任何一种文类形式，诗歌、戏剧、散文、小说、政论、报告等，或者是某些文类的组合。所以，本研究中涉及的案例在文体层面会包含戏剧、诗歌和一般（散文）意义上的游记。这种选择兼顾了文本生产的时代性、标志性和影响力，而不会考虑作者是否到过“亚洲”，以及文本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亚洲游记”。根本原因在于，本研究的出发点是分析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型”（Episteme），知识立场是批判的而不是经验的，所探讨的文本中所记述的异域知识的真伪辨析问题，不在本研究的讨论范围之内。纪实与虚构的区分建立在文字符号能够无中介地反映现实的假设上，而这个假设在今天的知识系统里显然已经站不住脚。所有曾经被视为信息的材料，如今看来都无非是知识。文本背后的知识型和心灵的真实，远比故事本身的真实更加“真实”，区分纪实或虚构在此前提下已经没有意义，任何类型的文本都共享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型，都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精神隐喻和欲望投射。或者借用亚里士多德在比较悲剧与史诗的真实性时所说的那样，本研究关注的是“应有的样子” ，重点不在于亚洲是何种形象，而在于亚洲形象如何并为何被如此呈现。本研究的路径是分析早期近代欧洲旅行书写中潜隐的知识型，以亚洲形象为方法，解读近代欧洲的世界意识形成中亚洲形象所扮演的角色。研究亚洲形象事实上是要研究欧洲，更具体一些，研究欧洲的世界意识在早期近代的型构。

和上述知识立场一致，本研究中的亚洲不等于早期近代亚洲各个区域或帝国的物理实体的相加。其根本原因还不在于“亚洲”地理边界持续地变动不居，以及早期近代欧洲的“亚洲”概念的混沌含糊（彼时印度就是经常被视为亚洲的代名词），而是因为，亚洲在这项研究中，不是一个现实的、统一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存在于欧洲大众的观念世界中的文化的、政治的心理概念。正如孙歌所言：“一个基本上不需要援引萨伊德就可以确认的事实是，东亚的成立是由于西方的命名。” ^[4] 可以说，亚洲是欧洲现代性观念的一个发明。所以，使用早期近代或当代的亚洲区域所指，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分别寻找欧洲旅行书写中的所对应的表述，进而分类拼盘叠加，在人文学科的立场上，这是一种相当笨拙、既缺乏学理性又没有丝毫启发性的不及格做法。从“后设地理学（metageography）”的角度看，亚洲不仅在“内部的同一性上难于确定，在明确其地理界限方面也同样存在问题”。“实质上，亚洲只不过是被用来衬托欧洲的优越性的，亚洲这一概念的形成是由于它被假想缺乏欧洲性，而不是自身某些明确特性使然。” ^[5] 因此，本研究中使用的亚洲也只能是一个权宜：一方面，早期近代欧洲的旅行书写常常跨越多重地理板块和文明区域，很难用今天的民族国家为解析单位来“分而治之”，亚洲是一个文化政治意义上的泛指；另方面，并不存在一个整体化的亚洲，早期近代欧洲的旅行书写中涉及的地理区域也是千差万别，区域之间的过渡往往由叙事进行无差别地缝合，呈现出一种连续的叙述风格，并不会清晰地按照今天的政治单位进行明确划分。鉴于此，亚洲概念在研究中作为动态而模糊的所指而加以审慎的使用，也比较符合文本的实际情况。

本研究在思考早期近代亚洲形象对欧洲的世界意识形成的意义的同时，还不自量力地给自己附加了另一项任务，就是检验异域形象作为方法的可能性，并拓展形象学的思想空间。这项任务的确立主要是有感于当代形象学的封闭性。后结构主义哲学给人文学科带来的冲击和活力，一度也曾赋予比较文学形象学学术范式转型的契机，使其从早期烦琐的真伪考辨中解放出来，并迈向了富于思辨性的表征分析。形象学不再把自身困顿在有着丰厚而让人敬畏又沮丧的文献学遗产中徘徊不前，为了某一则史料的烦琐考证而争吵不已也苦恼不已，而是在哲学思辨中充分展示人文学科的想象力。但是，部分研究者对可临摹的分析框架（比如“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的迷恋，又使这一原本开放的领域走向单一、懒惰的形象优劣划分——这种粗糙的研究模式甚至不费任何力气就可以“完成”，形象学再次跌入令人窒息的（从真伪到优劣的）分类学思维中。鉴于此，本研究则根据所选择文本独一无二的叙事及修辞特征，在早期近代欧洲亚洲形象生产与世界意识生成间的跨文化关系脉络中，展开异中有同的分析，不追求统摄整个研究的单一而精巧的分析框架，仅在同一个问题意识的“询唤”下，根据文本生产的具体状况分而治之，让不同的方法“主体”都有机会发出声音，以此试图开放“比较文学形象学”。所以，本研究包含着诸多分论题和不同的切入角度，比如透视、主体、替补、空间、时间/时态、帝国、性别、暴力/欲望、文体、意识形态、模仿、声音、共同体、知识型等，彼此间在方法角度上并不具有严格的延续性。当然，本研究依然体现出了表征分析背后的知识范型，这也是当代人所共享的。福柯及其思想同道的一系列思考与写作，成就了一个全新的知识范型——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福柯本人探讨欧洲认知结构时使用的基本概念，至少到目前为止，人文学者们似乎还没有能力对上述知识范型说不。至于坚定地拒绝“理论”、执迷“实证”的掩耳盗铃做法，并没有带来一场学术范式的转变。显然，本研究同样承袭了这份后结构主义的思想遗产。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与表征分析所依据的理论前提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有什么不同，仅仅是努力避免那种已经被多次重复、理论潜力几乎已被榨干了的“表征—身份政治”分析模式。但是本书并不提供固定的分析框架（诸如此前被部分研究者所默认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模式），也不喋喋不休地去描述所谓的“他者形象”，而是在“世界意识”这个总问题脉络的引导下，根据不同文本所依托的具体历史情境及其叙事，选择性地采取不同的解析策略进入文学或历史文本，尝试着开放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

如果要选择一个属于早期近代的开端性的旅行文本，《曼德维尔游记》就无法被轻易忽略。它既是中世纪诸多东方游记的集大成者，又提供了许多不同于前者的意识形态讯息。因此可以说，《曼德维尔游记》是处于欧洲现代性门槛上的一个旅行书写文本，考察其中的“替补”逻辑，需要从其叙事如何与前文本对话并结构新文本出发，解析它以何种方式想象世界，以及这种世界观念中潜藏着有关中世纪晚期欧洲怎样的亚洲知识状况。对照《曼德维尔游记》和《鄂多立克东游录》，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除了两个文本所记叙的内容高度重复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曼德维尔游记》对这些内容的结构安排与《鄂多立克东游录》相当迥异：《鄂多立克东游录》里面，不同的地理空间之间的转换具有一种平滑的连续性和整一性，整部文本是一个单一的有机叙述；而《曼德维尔游记》在空间过渡时，则采取一种模糊、中断与片段性的记叙。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分别召唤着两类不同的阅读感受：《鄂多立克东游录》对应的是一种集体性的“观看”模式，隶属于读者群体中的“个体”是不存在的，他们感受不到独立的、个体化的自己，只能集体性地与游记的内容浑然一体。然而，这种群体性的“观看”模式在《曼德维尔游记》中，被单一的、没有关联的场景画面彻底打散，其中，断裂的、单一的地理空间场景将偶然地拣选出某一个体，并且单独地将其“摄入”文本，个体性的意识、个体化的进程就此开始，反思性主体也就此诞生。《曼德维尔游记》的叙事者与受众成为异域景观或“存在者”的主体和中心，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但是，作为《鄂多立克东游录》的“替补”的《曼德维尔游记》自身也无法外在于“替补”的逻辑，其反思性主体的生成其实依赖了亚洲的“他异性”，“替补”机制的运作又使现代欧洲的主体意识无法自足。

1495年，曼纽埃尔王（Manuel Ⅰ）登基，他第一个重大的政治举措就是驱逐葡萄牙境内的犹太人和摩尔人，并没收其财产。这一政治举措为此后资助达·伽马船队代价高昂的印度探险之旅打下了财政基础。1499年8月底，葡萄牙远征印度的船队返回里斯本，带来的不仅仅是包含各种知识的官方报告和财富，还有欧洲人探险东方的汹涌热情和愿景。1511年，葡萄牙药剂师多默·皮列士以葡萄牙使官的身份随船队来到印度。繁忙的公务之余，皮列士根据自己对印度洋贸易网络的观察和了解，写了一部记述印度洋周边国家的《东方志》，献给曼努埃尔王。这部著作不具备《曼德维尔游记》的“文学性”，文笔相当枯燥呆板，把葡萄牙国王作为其预设的读者，整部文本呈现为一个想象的交流场景，亚洲就是交流的内容。如此，《东方志》涉及的复杂多样的地理区域之间就共享着同一个“亚洲”的名称和永恒的、静态的现在时间。但是，亚洲又被嵌套在叙事者与葡萄牙国王共享的、交流的时间框架内。《东方志》里面的时间分为亚洲表述主体与葡萄牙国王共存的抽象“普遍性的时间”（费边语），以及为这个时间框架所封存的亚洲—印度洋时间。《东方志》中的葡萄牙旅行者“我”既是在空间中旅行，也是在时间中旅行——随着叙事者“我”的步履迁移，有关亚洲的世俗知识得以累积，“我”/欧洲完成现代的蜕变，成为抽象的“普遍”。表面上，亚洲的时间与叙述者和国王共享的“普遍性时间”一致，实际上，这个现在时态像恐怖的诅咒一样把亚洲社会静态化了——它一直如此，而且被“普遍性时间”涂抹上了防腐剂，像处理标本那样冻结并封存。这种时间修辞正是费边所谓的“时间的空间化”，它把亚洲社会在福柯式的“图表”中得以分配、安置、冻结并秩序化，想象的现代性世界秩序就逐渐形成了。

和皮列士一样，葡萄牙人文主义者路易斯·德·卡蒙斯在1553年以士兵的身份抵达印度，在闲暇时间完成了一部关于达·伽马发现印度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与半个世纪前的皮列士不同，经过阿方索·德·阿尔伯克基（Afonso de Albuquerque）等人艰苦卓绝的经营，此时葡萄牙已经谋得了从里斯本到马六甲、果阿和澳门的海上帝国的霸权位置，但是，帝国在亚洲的远程商业也因为近东与印度贸易局面的开启，开始遭遇挫折和衰落。欧洲与亚洲之间这种复杂的深度联系，致使欧洲内部发生了诸多变革，葡萄牙在很多政策上越来越屈服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压力。《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成为这个矛盾、暧昧的时代的隐喻。一方面是借助性暗示，对葡萄牙帝国男性气概的赤裸裸地张扬；另方面又委婉地展示了性爱过程中，这种男性气概逐渐失落的过程。其中的“仙岛”段落对帝国而言，既是祝福，也是诅咒。从后结构意义上的“作者”立场看，卡蒙斯在亚洲的游历本身即《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作者”因素之一，这部史诗的生产过程中，亚洲在史诗文本与葡萄牙文化之间构造了欧洲对自我文化的疏离感，这在文本层面的表现就是：亚洲/仙岛/仙女对葡萄牙帝国的男性气概的回望与反噬。在欧亚交通的跨文化脉络中思考《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对《奥德赛》的反向挪用和“幽灵般地”模仿，仙岛的女性最终随葡萄牙水手踏上航程，表达了一种赋予艺术和诗歌以生命，并以此救赎当下的乌托邦理想。

和卡蒙斯理想主义式的“救赎”不同，贫困潦倒的同时代人费尔南·门德斯·品托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东方游历之后，以朴素直白的文笔和讽刺悲观的情感，书写了他经历的暴力与贪婪。既往的研究者在讨论《门德斯·品托旅行记》（ The Travels of Mendes Pinto ，下文均简写为《旅行记》）时，往往借助法国形象学学者巴柔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概念，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框架中，分析其中的亚洲形象。这种研究虽然稳妥、有效，但也容易变成公式，其间的代价就是对文本的细节和复杂性视而不见。品托的《旅行记》对暴力的书写几乎充斥整部游记，其暴力书写是一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式的循环或模仿。根据热内·吉拉尔的观点，欲望主体之间的竞争意识来自把另一个人的欲望复制或模仿为自己的欲望，于是就成为两个欲望主体对同一客体的竞争，竞争带来暴力。从暴力与模仿的角度看，品托《旅行记》中的亚洲（包括欧洲）可能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不愿意沿袭传统的形象研究思路，把形象视为静止、封闭、自足的文化类型。在暴力与模仿的视域中，基督徒、穆斯林都成了“叛教者”。“叛教者”的形象是一个隐喻，它暗示了形象本身的开放性与流动性。《旅行记》中的葡萄牙人和土耳其人，不断被裹挟到暴力的模仿链条和利益网络中，互相觊觎着对方对财富的欲望，把对方作为竞争对手，在杀戮和复仇的循环中，彼此成就也成了对方。作为暴力模仿主体的竞争对手之间，恰恰是互相平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暴力双方均把对方视为自己的“丑恶的替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旅行记》中的欧亚一体但并不乐观的世界想象。

1578年，年轻好战的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一世（King Sebastian）在战争中死去，1581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被选举为葡萄牙国王，其权力达到了巅峰。这一年，奥古斯丁会修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菲利普二世授权下，带领一支传教团前往中国。遗憾的是，因为“尼德兰纷争”，菲利普二世即将与英国开战，传教团被搁浅在“新西班牙”止步不前。两年后门多萨在罗马受命于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开始撰写《大中华帝国史》，1585年这部著作在罗马出版。和《曼德维尔游记》的情况相似，门多萨没有到过中国，他的《大中华帝国史》是对16世纪已经出版的亚洲旅行书写的剪裁和重组。《大中华帝国史》中的“中华帝国”的意义并不在于某个真实的国度本身，而在于一种自我超越的世界主义知识动力，这部著作真正的主角是现代性的“世界（观念）体系”或“世界主义”视野。这种由地理空间和知识空间相辅相成的“世界整体/民族局部”视野，对近代西班牙（或欧洲）的自我认同和（融合了宗教信念的）世俗关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欧洲在发现世界、理解世界的同时，更重新发现、审视了自我。这个过程中，欧洲既看到世界，亦通过世界看到了自己。文本的内核是一颗开放的心灵，它细腻而深刻反思了伊比利亚王国的东方探险事业背后的隐忧。

16世纪末期，随着伊比利亚人的足迹抵达中国、日本以及葡萄牙远程贸易的“转向远东” ，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其实已经结束。“……遥远的世界并不总是陌生的，它引发的与其说是对未知事物的联想，不如说更多的是对家的渴望。” ^[6] 莎士比亚写于1608年的《考利欧雷诺斯》里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早期近代几乎所有旅行书写所表述的核心观念和主题——为了追寻自我，必须远走他乡，在“发现”世界的同时也“发现”并确证自我，在迂回中重新找到回家的路。阅读《考利欧雷诺斯》时，我感受到的不是罗马共和政体的早期面貌，而是地理大发现背景中的现代资产阶级世界意识的构建。我发现整部剧作讲的就是马尔舍斯的身体与灵魂一直“在路上”的处境，他为了确证自己的“确定性”而离开罗马，投身敌营，最终又在一种“（伪）世界主义”的姿态中把自我献祭给罗马共同体。这种情形可以对照《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葡萄牙人对印度人反向凝视的诉求，因为这才是“奥德修斯们”返程的充要条件。我相信《考利欧雷诺斯》的戏剧主人公的这种处境是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隐喻；而“别处另有世界在”，马尔舍斯出走前的这句负气之语，则可以视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的文化政治无意识。剧中的罗马人奈凯诺尔的声音作为他唯一的身份标识，与马尔舍斯执迷“确定性”是同一种东西，它们暗示着一种排外主义，但这种排外主义却需要通过世界主义来达成。所以这里的世界主义是一种“伪世界主义”，为了回家而出走——这几乎是欧洲16世纪所有旅行书写共享的“离心—向心”的张力结构。欧洲的现代反思性主体和世界意识就诞生于这一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早期近代欧洲旅行书写正是马尔舍斯式的“用语言洗刷自己” 的实践。

17世纪初，荷兰人和英国人的船舰抵达欧洲地理学意义上的“远东”之后，特别是以1600年年底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为标志，欧亚文化互动的核心问题和时代的知识范型均已经发生转变。此前的欧洲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世界”为17世纪拂晓的到来提供了灵光 ，福柯也用实例证明了欧洲认知结构在此时发生的变化 。所以，本研究以莎士比亚1608年完成的《考利欧雷诺斯》作为承上启下的、象征性的终结。我们即使不同意埃德加·莫兰关于17世纪欧洲运用“合理化酝酿完美世界秩序” 的判断，也不能草率地沿用思考15、16世纪的方式去阅读17世纪。因此，以后的旅行书写及其陈述的亚洲形象中包含着何种时代性议题，该怎样去阅读，用什么样的关键概念去介入，并如何与当下的知识关切相联结，还有待于进一步地近读细查。无论如何，它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观念方法而言，又将是一次严格的考验或拷问。

[1] Raban, Jonathan. For Love and Money: Writing, Reading, Traveling , 1969-1987 . London: Collins Harvill, 1987: 253.

[2] 见斯皮瓦克为德里达《论文字学》英译本撰写的“译者前言”。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Translator’s Preface.” Of Grammatology . Jacques Derrid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XVI.

[3] Lamming, George. The Pleasures of Exile .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60: 13.

[4] 孙歌：《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吴志攀、李玉主编：《东亚的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关于“亚洲”的不确定性论述，还可以参见Lewis, Martin W. and Wigen, Kären E.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71-72。关于“亚洲”概念的衍生性与知识谱系，可参见汪晖：《亚洲想象的谱系》，《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531-1608页。孙歌教授在《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的第一章“亚洲意味着什么”中，做出了更为深入、细腻地解析。参见孙歌：《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34页。亚洲对欧洲的参照性功能，酒井直树有过精辟的讨论，参见酒井直树、孙歌：《普遍与特殊：何为亚洲性？》，董子云、杜可柯译，北京：北京中间美术馆，2020年，第19-20页。

[5] Lewis, Martin W. and Wigen, Kären E.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37, 41.

[6] Benjamin, Walter. 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 Trans. by Howard Eiland.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4. sQrqW3VcubfMzP7k2NGW49Use6Vmf5LMkdN0Bb5Ks6Id/1/scm8a2HXCMhdCMb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