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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知识前提下，本研究为自己设定了两个方面的任务：把形象作为方法，解析早期近代（early modern）欧洲旅行书写（travel writing）中的亚洲知识状况及其生产机制，进而探讨亚洲形象在“现代”欧洲世界意识与反思性主体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此同时，借助这项研究，检验异域形象作为方法的可行性并尝试扩展形象学的思想空间。这两个任务，就其性质而言，世界观念可谓问题意识，亚洲形象则是研究方法，而旅行书写属于研究对象。即从早期近代欧洲旅行书写中的亚洲形象构建，思考现代世界的观念秩序的型构问题。这一组问题与方法的联结，并非兴之所至，其背后有着一定的学理依据。
在同一问题脉络中，研究对象的选择，往往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与研究主体的知识趣味相关，似乎无须做出太多论述。但与其他各种文类相比较，旅行书写在构建异域形象方面，始终具有优势——异域知识的起点常常亦是旅行书写的开端。关于旅行书写、他者形象与异域/自我认知等主题之间的胶合、纽结，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奥德赛》。依据现存通用版本，《奥德赛》共24卷
，其中至少有八卷（第五——十二卷）的篇幅都在讲述奥德修斯的异域旅程。尽管《奥德赛》的“高潮”部分是奥德修斯成功复仇，并从乞丐伪装中恢复“自我”和秩序，但缺失了他在此前那艰辛的十年返乡历程，这部史诗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以说，冷静而审慎的奥德修斯在返乡途中的漂泊、痛苦、历险、所见、所闻、所感，是其回归故土后智谋和勇气的来源，也是他后来卸去伪装、重构秩序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奥德赛》可视为从旅行书写构述他者形象的叙事“原型”，亦可视为旅行知识、“自我”成长和世界再造的关系的原初隐喻——通过远走他乡，才能无限接近故园/自我。
此后，“奥德修斯”就开始把他重构秩序的原则带入历史，在离心外向的、世界主义的旅行实践中，把他异性作为自我的一种结构性因素纳入一个想象的总体化的世界。旅行“成为现代意识和现代世界观的先决条件——是对心中的渴望和绝望的宣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潜在意义上的旅行者” [1] 。作为叙事“原型”的“奥德赛”穿越了不同时空和各类文本，以致我们可以在后世的诸多文字记录中，看到各种版本的“奥德修斯的故事”。在这些后续故事中，“奥德修斯”在不同时空中戴着异样的面具。“十五世纪以降，对旅游的描写在逐渐兴起的文学的异域主义占据了显著地位。那时正是世界著名探险家纷纷返程的时期，也是‘地球乃球体’这一新知识刚确立的时期，这一新发现揭露了‘西方’与‘东方’这一词汇所具有的时代性的错误。” [2] 本研究所关注的正是这一时期欧洲的“奥德修斯们”对亚洲的想象与书写。
一旦论及早期近代欧洲旅行文献中的亚洲形象，一部永远无法绕开的学术巨著当属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唐纳德·F.拉赫（Donald F. Lach）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 [3] 。相对其他西方同行对美洲殖民地投注的大量学术热情，这部九卷本的历史巨著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它首先回顾了古代与中世纪欧洲想象与接受亚洲知识的传统，接着在此知识背景中考察了十六世纪亚洲知识在欧洲的传播过程与方式。拉赫把其研究的时间起点定在十五、十六世纪之交，但从古希腊、罗马再到中世纪的亚洲知识构成了近代欧洲想象亚洲的重要背景。尤其是中世纪晚期来到东方的马可·波罗、鄂多立克、曼德维尔等人的著作，强烈地唤起了欧洲人对亚洲的好奇与向往。回顾了欧洲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亚洲知识之后，这部著作通过梳理大量的旅行文献，详细地讨论了十六世纪欧洲人的亚洲观。新航路的发现和开辟当属十六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后果是欧亚之间实现了面对面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不仅使得亚洲影响欧洲成为可能，而且欧洲开始真正地深入了解亚洲，内容涉及地理、物产、风俗、制度、宗教、信仰等诸方面，全面而深刻。
那么，亚洲的知识如何影响了欧洲？欧洲在与亚洲接触之后，发生了什么？这是第二卷的内容。在地理大发现早期，亚洲知识在欧洲发生的冲击效应颇为明显，它不仅波及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商业、航海、海外拓殖）领域，还导致了欧洲社会的观念价值（文艺、学术、思想）的变革。比如，中国传入欧洲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对于欧洲社会向近代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三者与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拓殖的成功具有密切的关系。学术研究方面，欧洲的地理学和生物学受亚洲知识影响最深，地理大发现不仅使托勒密的地理学说显得不合时宜，新发现的自然现象也促使了一种地理决定论思想的萌芽。文学方面，葡萄牙作家卡蒙斯、法国作家拉伯雷、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等人的传世之作中都具有明晰可见的东方因素。这似乎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亚洲知识在欧洲比较文学学科生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卷《发展的世纪》重点讨论了十七世纪的欧亚关系。十七世纪的欧洲，自身危机重重，动荡不安，荷兰、法国、英国渐次取代伊比利亚人，取得海上霸权，但其军事扩张基本被阻断在东方帝国的边陲地带。根据拉赫的研究，十七世纪欧洲人在亚洲的最大收获在于制度和文化层面。相对于南亚和东南亚，此刻的东亚，或者说是中华帝国的文明对于欧洲克服自身的精神危机，实现理性启蒙的意义尤其重大。十七世纪的欧洲，开始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看待印度和东南亚，并开始把关注的重心投放在中华帝国，视之为一个理想的“他者”进行自我批判——十七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为十八世纪的全面“东方启蒙”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准备。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始终在经验主义的层次上讨论欧洲文献中的亚洲对现代欧洲的意义，这一方法论特征决定了该著作所有的优长与缺憾。在漫长的欧亚关系史中，《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截取的历史时段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个时段基本确立了未来的全球权力格局的走向，其中暗隐的属于观念形态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也深刻地形塑了叙述和阐释这段历史的方式与视野。《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发现的世纪》的第一、二册首版于1965年。在该书的“前言”里面，拉赫回顾了他最初的研究动机：“这项研究的想法萌生于二十五年前。当时我在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聆听了多位教授讲述的西方对于亚洲传统文化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其中T. E.恩尼斯博士（Dr. T. E. Ennis）的灵活授课方式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奇怪的是，关于历史上亚洲如何影响西方的问题，看起来似乎罕有关注。” [4] 尽管相当含蓄，我们仍然看得出，拉赫的研究源自他对既往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有着深刻怀疑，或者至少说源自他一种确定无疑的假设——欧洲和亚洲的遭遇必定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因此，他说：“全凭当时的年少气盛，我决定去研究亚洲对西方的影响。” [5] 由此可以猜想，拉赫最初的研究动机中暗含着一种探险心理，因为亚洲对西方的影响如何，必须通过自己的研究才知道——在《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研究观念萌生的时期，这是相当富于思想勇气的。要知道，在《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发表的次年，新历史主义的主将之一海登·怀特的重要论文《历史的负担》（The Burden of History）才在《历史与理论》（ History and Theory ）杂志发表 [6] ，而更为重要的两部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术思想转型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现代世界体系》 [7] 和《东方学》 [8] 可能还在酝酿之中。
尽管《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表其书稿时，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者们的激进锋芒已经几乎穿透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此同时，西方的历史哲学领域也正在酝酿着一场“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但这并不是说《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吸收或采用了“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提示的理论视角。恰恰相反，《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行文相当冗赘和笨拙，其中有着浩如烟海的史料素材，涉及了诸多超越单一学科的文献。它仅仅在研究观念上与时代的学术风向远远地进行了一次呼应，甚至可以说仅仅是一次巧合。从这种遥相呼应的姿态看，《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知识贡献正好体现在该著作的学术实践与当时西方学界间的想象关系上：一方面，《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使这部著作的思想触角不仅深入到亚洲腹地的政治、军事、商贸等“大写”层面，更有引人入胜的区域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腻叙述，类似于人类学家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的“浅描”（thin description）
[9]
方法，这种叙述倾向中清晰地折射着二战后兴起的新史学浪潮；除此之外，《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反思既往的欧洲中心史观中的“傲慢与偏见”，大胆挑战全球历史叙述的不平衡格局，暗合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普遍主义的深入批判。因此，尽管该著作志在反思某种欧洲中心主义，但我们几乎无法从该著作中看到某种清晰而明确的分析框架，更无从寻绎一个反写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相反，我们从其丰富到令人吃惊的史料中，看到的是《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展示的亚洲知识、财富和技艺在欧洲的传播过程，同样暗示了欧洲对于亚洲的诸多知识的掌控过程。那么，究竟是亚洲影响了欧洲，还是欧洲利用了亚洲？至此，我们必须追问：《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叙事中的亚洲究竟是谁的“亚洲”？还有，如果说亚洲影响了近代欧洲，那么，究竟是何种“影响”？答案可能是尴尬的，因为这似乎正是沃勒斯特后来所批评的“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这远非对欧洲的一种批评，反而意味着称赞欧洲：虽然它曾经是ecumene的‘边缘’部分，但是最终学到其他人（及前辈）的聪明智慧而且成功地付诸应用。”
研究欧洲早期近代的亚洲书写，“（前）东方主义”似乎是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本研究不打算用相关旅行书写的个案重复探讨该问题
[10]
，或者大费周章地纠缠于早期近代欧洲的亚洲书写究竟是“东方主义”还是“前东方主义”。萨义德在分析东方学里面的“东方主义”问题时，也从古希腊悲剧说起
，所以，“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构型和刻板印象，它未必就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起点（比如18世纪），但也不能说它自古有之，它总是某种观念的延续与变迁，不同历史脉络中有不同的意义面向和话语表征。记得本课题的其中一个章节在某次学术会议上宣读后，现场一位做评议的学者认为我的研究仍然属于“东方主义”批评那一套。当时我对该意见没有做任何回应，但还是会感到些许遗憾——“东方主义”的批评框架太过深入人心，似乎一旦沾染欧亚文化关系的讨论，就具备了使用了该框架的嫌疑——当然，我也丝毫不介意使用“东方主义”批评的框架。评议人可能没有认真阅读我提交的论文，其实“身份政治”在我的研究中始终是我非常警惕并刻意保持距离的一个话题。我在这项研究里面既不回避某些文本里面类似“东方主义”的内容分析，但也不会有意地使用“东方主义”的术语和框架对其解读，而是始终从近代欧洲的世界意识形成的问题意识出发，观照相关旅行书写文本中亚洲形象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无论本课题涉及的历史时空属于“前东方主义”还是“东方主义”，这都不是我关注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始终把欧洲的（现代）世界意识（包括对空间、时间、“自我”）的发生作为自己的问题意识。早期近代欧洲的旅行书写作者们，或者借助王室的船队亲历，或者借助前辈的游记想象，从欧洲出发，终于在十六世纪中后期把旅行的物理空间一直推到地处“远东”的中国和日本。这些旅行书写通过把未知的世界转换为已知的世界，从而获得重新认识自我的角度和位置。本研究认为这个过程是十四至十六世纪旅行文本共享的核心内容和话题，尽管不同文本的叙事策略彼此殊异。
[1] ［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08页。
[2] ［法］弗朗索瓦·诺斯特：《文学的异域主义》，黄晚译，杨乃乔主编：《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9页。
[3] Lach, Donald F.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IX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1970,1977,1993.
[4] Lach, Donald F.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 Book 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1.
[5] Lach, Donald F.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 Book 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1.
[6] White, Hayden.“The Burden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 Vol. 5, no. 2 (1966): 111-134.
[7]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INC., 1974.中译本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十六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经济体的起源》，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8]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中译本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9] Geertz, Clifford.“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ative Theory of Cul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 7.
[10] 至少已经有三部出色的著作采用“前东方主义”的框架讨论早期近代欧洲的亚洲想象和书写。Barbour, Richmond. Before Orientalism: London’s Theatre of the East, 1576-16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Harper, James G. The Turk and Islam in the Western Eyes, 1450-1750: Visual Imagery Before Orientalism .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1; Philips, Kim M. Before Orientalism: Asian People and Culture i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 1245-1510 .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