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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边界的重绘或消失带来重新想象形象学的可能。当“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介入人文研究领域后，在巴特、德里达、福柯、克里斯蒂娃、拉康、德勒兹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启发下，人文研究领域开始实现大规模的科际整合或跨越。比较文学是最先回应并践行该学术动向的学科之一。诸如性别研究、大众文化批判、新媒体技术批评、翻译研究、后殖民研究、少数文学研究、“全球—南方国家”文学研究等，成为备受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关注的新兴领域或方法。但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同时也开始变得模糊，原有的传统研究领域纷纷重组或分解。与早期“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在“文学性”为主体的前提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等之间的平行比较不同，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此次变革，有意识地强调研究的“历史性”并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它“要求的是学科间的相互借鉴与挑战，互相的对话甚至协作”，并借此质疑、打破既有的学科疆界带来的权力关系，厘清被传统学科疆界中存在的盲点所掩盖的内容
。“直至20世纪90年代，至少在北美的大学里面，比较文学系成为了‘理论’的家园，因为比较文学的跨民族性，比较文学研究者们采用了一种开阔而灵活的文学生产与接受观念来对抗那种限定在民族主义中的文学研究思路。但是，这一追随理论的热情，对那些较为保守的文学研究者而言，显得更像是哲学，而不是文学研究，这种倾向也成为比较文学迈向终结的标志。伴随着文学逐渐被作为诸多话语类型之一来分析（一些人可能会说这是把文学‘降级’和‘削弱’）的状况，理论导致了文学的相对化。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主体、身份、国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相对化浪潮，它与美国民权运动和其他去殖民的历史事件所激发的西方人自觉意识是相互协作的。”
[1]
在形象学和比较文学的其他领域一道发生学术范式转换的同时，关于异域形象本身的研究不再成为形象学的唯一标签，形象研究和比较文学学科一样，开始变得边界模糊，面目全非
。如果阅读这一时期人文学术著作，关于他者形象的问题似乎无处不在，可是，当我们试图去寻找作为学科领域标志的名称时，“形象研究”多数情况下却又无迹可寻。孟华观察道，形象学“在英语世界，特别是在美国的比较文学界就绝少受人关注”
[2]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韦勒克对异域形象研究的批评
[3]
，我认为这正是有着自觉的学科“危机”意识
[4]
的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开放而活跃的表征之一。事实上，类似早期的形象研究早已超越传统学科边界，被冲散并稀释在广义的文化批评中而化身万千
[5]
。比如，“后殖民”作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它无远弗届的涵盖面早已把他者“形象”研究纳入其中。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就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典范，当然，它也是异域形象研究的典范，但是在当代却鲜有学者从形象学这一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出发，来给《东方学》定位。有着同样处境的还有斯图尔特·霍尔及其学术同道们合作的著作《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6]
，这部杰出的文集完全可以作为形象学的经典教材。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没有标举形象研究（涉及旅行书写、族裔文化批评等），却完全可以纳入此列的杰出成果
[7]
。这种情形在性别、翻译研究等领域中亦是如此。正如有识者所言：“……对比较文学人文使命的思考，显然不能限于学科内涵式理解，而应从它的演化历史和当下态势中，不断重新发现它在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历史时空中所呈现和蕴含的‘观察时间窗口’，从而使这种理解向未来的可能性敞开，向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经验敞开。”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形象学是以“方法”的姿态活跃于各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中的，成为一种文化批评的路径，通过研究异域形象来回应时代的命题。换句话说，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发展过程中，自身发生了一次文化转向。形象学正是在这种领域/学科身份的模糊中，意外地获得了一个有别于文学的非学科基础和契机。
在非学科的视野中，我们可以把形象的生产本身视为一种“指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通过排列组合各种符号，把某个客观存在的地理疆域或生存（文化）形态，整合在某种日常实践中，赋予其某种特殊的国族、性别等方面的意义。因此，形象既是意义的符号或媒介，又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过程。和形象一样，形象学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具有话语分析意味的“意指实践”。形象学是对形象的生产过程的对话和拆解，但这个对话与拆解过程，和形象的生产一样，也是动态的意义编码。前述形象学领域内大批量的身份政治研究路径，折射的正是研究者自我表征的方法——“自我形象”，即使不问“自我形象”是什么样的，也至少回应了“自我形象”不应该是什么样的。狄泽林克在论述形象研究的必要性时论证到：“一种多少有些天真幼稚的已经过时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时会轻易地相信各单一文学带着固有的、受‘民族心理’(völkerpsychologisch) 制约的性质。与此相反，正是形象学在这方面明显地完成了将重点向科学化方向的转移。它的确不提这样的问题: 什么是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的‘本质’或民族‘特性’，而是探究外在的、人为赋予德、法、英文学的特色。它或许还会探索哪些特色被阐释为这些文学的天然‘本质’。不管怎么说，它要分析在这些所谓的特色亦即所谓‘本质’的原因和结果的基础上所推演出的不同理论。”
如果说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表征分析”的反本质主义研究路径与任务，但是，它在批评异域形象构建的本质主义做法的同时，也体现出异域形象研究仍然未能脱离自我期许的性质——始终围绕着“自我”打转。在“意指实践”的层次上，这种研究路径是有机会避开的，即避免从异域形象中寻找“自我”。
传统的形象学致力于探讨“自我形象”和“他形象”的关系，但从“意指实践”的角度看，这样的研究可能是在复制“编码”的程序。如果说“真伪之辨”是把形象视为透明的玻璃，“表征分析”则是把异域形象视为“负向的镜子” [8] ，那么，从“意指实践”的角度看，需要打碎这块玻璃或镜子及其依附的分类学，把形象视为形象生产者的一次意指活动和后果。研究者面临的任务是在某个历史具体性中解读形象的特定意义及其形成。如此，形象学可能会显得不太像“形象学”，甚至异域形象在具体的研究中会隐迹遁形，但这可能正是形象学的活力所在，它把自身转换为批评“方法”的姿态广泛播撒消融在非常自由而多元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中，而不必自我设限般地囿于某种既有的框架或模式，甚至异域形象本身也不必然限定于国族的指涉，阶级或性别亦可耦合（articulate）其中。换句话说，开放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应成为当代异域形象研究的方向。因此，异域形象其实是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跨文化空间，它本身就可以作为介入跨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
[1] Chow, Rey.“A Discipline of Tolerance.”Behdad, Ali and Thomas Dominic, ed. A Compan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1: 21.
[2] 孟华：《编者的话》，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3] 韦勒克对“异国形象”研究的批评，可见他的两篇论文《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和《比较文学的危机》，均收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5-41、51-61页。对韦勒克观点的反批评，可见［德］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形象学》，方维规译，《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
[4] 比如，［美］勒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沈于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1-61页；以及［美］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一门学科之死》，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
[5] Leerssen, Joep.“Imagology: History and Method,”Beller, Manfred, and Leerssen, Joep, eds. Imagology: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A Critical Survey . Amsterdam: Rodopi, 2007: 24.
[6] ［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7] 比如Chow, Rey. The Protestant Ethnic &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en, Xiaomei.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2;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 London: Routledge, 2008; Spyer, Patricia and Steedly, Mary Margaret, eds. Images that Move . Santa Fe: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 2013, 以及大部分涉及种族批评的研究成果。
[8] 这个表述来自卡尔维诺，原文是“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参见［意］伊塔罗·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王志弘译，台北：《时报文化》，1993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