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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形象学的两种学术范式（即经验主义的真伪区分和表征分析）的理论前提、研究对象和观念方法均不相同，但它们仍然共享了同一种问题关怀——文化族群的再现和身份政治。早期形象学的真伪之辨，研究者在假定确真的“自我形象”基础上直接为被污名化的“自我形象”辩护，力求重构一个有待承认、确证的身份意识。而超越真伪的表征分析，则视形象为形象生产者的主体镜像，形象本身不真正指涉任何东西，仅仅是形象生产者的自我投射。因此，后一种范式研究重心在于形象及其投射内容之间的关系。方维规在述及有关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基本认识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他形象”和“自我形象”之间的互动关联：
“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中有关民族亦即国家的“他形象”(hetero image) 和“自我形象”(auto image)。形象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探讨“形象”（拉丁语:imago,法语和英语:image, 德语:Bild,俄语: образ）的正确与否，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发展和影响；或者说，重点在于研究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形象学的出发点是，每个“自我群体”(we group) 不仅知道自我认同的话语，亦了解认知“他者”(the other)的话语，并以自我区别于他者。各种“形象”话语是“群体象征系统”或曰“群体标记”。群体可以指一种文化，且常常指政治形态上的国家，或者一些较小的亚属文化群体。他者与自我“群体标记”是一种两极结构或曰正反结构：在形象的形成过程中，自我形象与他形象相互照应和相互作用。自我与他人的划分形成了自我形象与他形象的对照基础：“他者”是群体得以自我界定的必要的衬托体。相反，自我形象则首先是作为他形象的反面呈现出来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往往是程式化的。“形象体”(imago type, image) 是对错综复杂的现象的化约，是人云亦云、习以为常的固定认知形态，也就是体现于语言文字的“俗套”（法语和英语:cliché，德语:Klischee, 法语:stéréotype,英语:stereotype, 德语:Stereotyp）。俗套“他形象”一般会预设我们对他者的期待，是对他者或褒或贬的先入之见。如果缺乏批判的目光，这些“成见”会妨碍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形象学则试图揭示文学或文化交流中的“他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形成、发展和作用，并为批判固定观念形态做出贡献。
上述文字讨论的正是超越真伪之辨的第二种范式，但其中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关系描述，暗示了形象成为形象构建者身份意识的症候，而研究者的身份政治与主体意识体现为摆脱形象意识形态的自觉。
在这个意义上，身份政治始终是两种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交集和关怀。但异域形象研究是否必然如此？
就中国近年来成为学术热点的形象学而言，如果说周宁一系列具有学术分量且引起广泛关注的成果的发表，标志着国内形象学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那么，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高度似乎正在演变为尺度。换句话说，周宁的系列研究确立下的范例，已成为部分心智懒惰的研究者无法（或不愿尝试）突破的框范和公式。然而，后者的研究往往徒具周宁的分析思路，即作为话语构型（discourse formation）的他者形象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的知识状况，却不具备周宁的问题意识、反思精神，以及在具体研究中对域外中国形象所做出的极其辛苦的知识考掘工作。形象学从真伪之辩的范式中走出，似乎又跌入优劣之分的套路。如前文所解析的那样，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作为分析框架，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依托，但其非共时的错位关系，致使该框架仍然在身份政治的二元对立中打转。与真伪之辩的范式略有不同的是，前者直接辩白“我不是那样的”，后者则间接暗示“他是有企图的”。
但是，形象学只能是此种样态吗？似乎大可不必。知识上的惯性或惰性需要在合适的学术契机中加以克服。
目前形象学的这一知识状况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封闭的学术心态。也可能是该领域的学术传统太过深厚，当下很多研究者对形象学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教科书式的狭隘界定层次上，似乎只有那种历历可见的、可描述的、甚至是可定性的东西才属于形象学的研究范围，一旦进入形象研究，就鬼使神差般地落入某个确定无疑的前辙或窠臼。事实上，形象学的研究远未饱和，其学术空间亟待开放，把自身的领域性向方法性转换。比如，还存在着诸多观念形态的思想学说或价值体系 [1] ，经过跨文化传播与容受，在异域既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以被“翻译”或“媒介化的”（mediatized）姿态，在意识形态层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而这些以观念形态存在的跨文化现象，就很难使用，也许根本就不必使用传统意义的“形象”语汇（比如扭曲的、真实的、意识形态的或乌托邦的等）加以描述——形象学的重点应是异域形象的意识形态功能，而不是异域形象自身如何。
近年来，讨论、反思当代中国形象学前景的论文也在不断发表，但多数评论仍停留在增补研究范围（多见于传播学领域）或“（西方）理论”不适合中国的陈词滥调上。研究范围无论如何扩展，如果没有观念与方法的推进，把知识结构的问题误以为知识系统的残缺，形象学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推进。相对研究范围的增补，另一种拒斥“理论”的“实证主义”和本体研究倾向有着更为雄辩的学术姿态和繁荣的语言市场。这一研究倾向中，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其论者常常是其他“西方”理论思潮，如“新批评”、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坚定拥趸。如果说为这些论者极力拒斥的“后学”是“西方”理论，那么他们操持的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也同样来路可疑。要知道“西方理论”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和争论陷阱。当思想被冠以人为的标签时，随之而来的代价就是心灵的封闭，而且，为部分研究者避之若浼的“后殖民批评”其实也是一个被粗暴简化了的理论标签。在这样的学术视界中，能够获得承认与好感的形象研究似乎是扎实辛苦的史料考辨，或者“让文学回归文学”的文体纯粹正义，而具有跨学科思辨性质的概念化工作却很容易遭遇“故弄玄虚”的定性批评。也许因为史料考辨工作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要依靠更具体的体力劳作，它似乎因此而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势——对学术工作的无比虔诚；而回归文学性的本体研究，则更是理所当然；相形之下，理论思辨工作因为其由概念到概念的特征，往往带着务虚甚至是亵渎研究对象的嫌疑。事实上这是一种巨大的偏见。当然，史料工作是必要的，自有其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但把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堆砌等同于研究的全部，在观念与方法上却是一种倒退。没有概念化的步骤，在对史料进行剪裁与解释时，常常会显得力不从心。随着时间的推进，曾经被视为信而有征的史料，最终被发现竟是虚词诡说，而且这类研究对学术范式推进没有丝毫贡献。这类研究之所以能够获得承认与好感，多数情况下是在研究者的“苦劳”而不是“功劳”方面，或者借用韦勒克揶揄20世纪初美国“语文学”的伪科学态度时的说法，就是“对于那些倾慕其机械性的精确和那种超然态度的人，对于那些老实而勤勉的人，它仍然有一些吸引力”
。就回归文学的本体研究而言，它与理论思辨的关系远非水火不容。事实上，理论视角的介入，常常拓展了文本“细读”的内/外美学空间——绝对纯粹的文学性研究会让文学研究窒息，而且，其提出的本身就已经依赖了所谓的“外部”研究。因此，没有重大的问题关怀和知识系统转型做支撑，重返本体研究或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真伪之辨，可能不过是一场理不胜词、毫无依据的意气用事。
在知识隐喻的层面检讨学术范式的这种“实证主义”倒退，它事实上是一种对批判意识的无意识放弃。在反思20世纪西方人类学哲学的抽象模型及其田野调查操作模式时，费边（Johnnes Fabian）使用“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来为这种方法命名，并且归纳了其操作模式：“动机（在专业上强调致力于田野工作）和认知图式（关注‘变化’的现象，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作用）之间的复杂互动，凸显出他们（即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可以是一个族群或现象——引者）的重要意义，甚至早于把他们与特定的科学兴趣相关联。因为科学主义者应该避免对现象做出任何‘主观的’介入和即时性的直觉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观念需要一种有意识的、禁欲主义式的收敛。研究者通过屈服于某个‘理论’来实现客观性，或根据某些超越个别性的逻辑规范，拣选一套有待处理的相关问题，再把外部世界的数据纳入这一理论，如此，研究者就可以借助其技术手段构建的一套程序，对外部世界进行数据检索。” [2] 这种标榜客观和实证的研究进路，有其内在的标准与后果：“借助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哲学，我想表明一种社会科学活动的方法，它承认以下两大准则：第一，任何可能发现的真理，在逻辑上都等同于可验证的理论的正确性。第二，这些知识的意义在于它们成功地‘解释’、‘预测’并且大体上给‘数据’的可操作性提供证据。这一倾向并不（至少不在任何激进意义上）意味着一种对理性和事实的真实性的批判。这种研究进路，在方法论（即正确和成功的步骤的规则）层面取代了认识论（即对散播型知识构成的反思）。” [3] 费边对人类学学科范式的犀利解析，在意大利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那里得到更为有力的回响：
一些文化批评学者对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面临的“后理论疾病”的模糊性质提出了看法。例如，汤姆·科恩、克莱尔·克尔布鲁克和希利斯·米勒（2012），都强调了这种后理论阶段的积极性，认为这既标记了来自当代科学的威胁，也指明了新的机遇。但是消极方面同样令人震惊，比如缺乏合适的仔细探究当下的批评方案。
我认为，当前的反理论倾向与意识形态背景的浮沉起落大有关系。冷战终结之后，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运动被抛弃了，其理论努力也被视为失败的历史实验。自由市场的新意识形态取代了一切，尽管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抵制，依然压倒一切反对之声，强行将反智主义树立为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这给人文学科带来特别巨大的冲击，因为它无条件地忠实于“常识”——套语的独裁，忠实于经济利润——自私自利的陈词滥调，而压制敏锐入微的分析。此种背景下，理论丧失了地位，被贬斥为一种幻想或者自恋式的自我陶醉。结果就是，一种肤浅的新实证主义，多数情况下不过是简单的数据采集却成为人文研究的规范方法。
这些对“反理论”的思考和批判提醒我们警惕那种礼赞实证研究行为背后潜藏的懒惰和反智，用可度量的勤奋与苦劳掩盖其对思想和批判的放弃或无能。在某种意义上，人文领域的反理论思潮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症候。
那么，当下形象学的“表征分析”范式下出现的连篇累牍的自我重复的研究，又该如何从中破局？如何迈出“真与伪”或“优与劣”的类型学模式？也许我们需要回头换个角度重新认真打量在形象学中似乎已被视若无睹、存而不论的身份政治话题。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批判了从“压抑”角度去界定性与权力的关系的习惯性认知，从这种认知角度看，性与权力是截然对立的关系，权力对性是必然的压抑。福柯称之为“压抑假说”。对此，福柯的提问方式是这样的：“我要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会受到压抑，而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自己受到了压抑，而且说的时候带着那样强烈的情绪，对我们不久的过去、我们的现在乃至我们自身都是那样的愤慨？我们通过什么确证了性被否定？是什么导致我们去表明性是我们所掩藏的东西，说性是我们所压制不许出声的东西？”
福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进一步指出：
在话语的层面与范围之内，实际上发生的现象恰恰与之相反。关于性的话语一直在呈稳步增长的态势。这些话语各呈面目，形式与目的各不相同；这种态势酝酿已久，自18世纪以来更聚集了极大的能量。这里，我指的并不是那些“犯禁”话语的增多，亦即那些新的体面的规范粗鲁地对性进行污蔑与嘲弄的违禁话语；正统的规范越来越严，很容易造成反面的效果，使得不正经的言语得以稳固与加强。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权力自身使用的范畴之内关于性的话语的增殖：法律本身便鼓动着人们去谈性，越多谈越好；权力的代表机构下定决心要听到人们谈它，并且要让性自身以清晰的发音巨细无遗地谈。 [4]
“对压抑给予批判的话语对于到那时为止毫无阻挡地运作的权力机制是否起到了路障的作用，或者说，它把这一历史网络指斥（无疑也即错误表达）为‘压抑’，那它自身实际上难道不正是这一网络的一个部分？在压抑的时代与对压抑的批判分析之间难道真的有一个历史的断层？”
根据福柯前面对十七、十八世纪的“历史事实”的挖掘及话语分析，我们知道“压抑”以及对“压抑”的批判正是“历史网络”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者远非其自我标榜的那样截然对立。福柯对“压抑假说”的提出与思考，对我们重新检视形象学的研究路径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身份政治在形象学中的突出位置，在批量生产的学术研究中激发出的论述激情，是否亦可视为福柯所谓的某种“压抑假说”在暗中作祟？只不过这里造成“压抑”的东西是“（后）殖民/全球化”或形象的生产机制。当然，我们不是否定“压抑”/身份政治问题的存在，而是要对形象学中批量生产的身份政治问题进行一次福柯式的思考：为什么身份政治的论述统摄了几乎所有的形象研究？这些研究与其所意欲批判的“压抑”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在福柯“压抑假说”的启发下，我们更容易看清楚形象研究中的身份政治所暗隐的话语诡计。关于身份政治的论述固然可以对西方现代性启蒙“大叙事”和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一定的对抗，但不无讽刺的是，这类研究在质疑、批判西方启蒙“大叙事”时，仍然是一种与拯救被压抑的历史主体背道而驰的思想行为。身份政治的阐发很容易引导后发现代性国家的学人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以地方性文化为基点，反向评估、甚至质疑西方现代性叙事构建的二元格局中的自我强势文化的普遍性，进而论述地方性文化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这是一种否定的激情，试图对西方现代性的“大叙事”提出批评和拒绝。但是，在激情的背后，它仍然和西方现代性的框架分享了同一个理论前提，即边缘和中心的二元区隔。地方性文化虽然在此得到了承认，但被忽略的问题则是：地方性文化需要谁的承认？为什么需要其承认？答案一目了然，即作为地方性文化对立面的西方强势文化。在这一“批判”方案中，地方性文化落入了相对主义的陷阱，它假设自身是超越历史的、静态的、完成的文化模式。这一假设事实上支持了西方强势文化的普遍性地位，因为地方性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身设置为其对立面，并未对它们所共处的话语结构构成任何挑战，从而使地方性文化成为“普遍——特殊”模式中“特殊”的一极。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现代性叙事构建的二元格局事实上更加稳固了。所以法农才会说“倒是殖民者成为当地风格的保护者了”
——当然，法农的出发点也是“压抑”。甚至可以想象，在多元主义的理论预设下论证地方性文化特殊性的实践，其实也是自我否定的，因为它深刻地复制了原本属于强势文化的运作机制，并使强势文化的运作逻辑就此不朽，所以它本身就是否定边缘的。在其心智层面，地方性文化同样存在着成为“中心”的渴念，而所谓的“多元”不过是“一元”的改头换面或修订取代。因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和合法的表象，其伪善和危险的一面也更容易被忽视。
由此可见，身份政治的讨论可能正是“（后）殖民/全球化”历史网络的组成部分，其始作俑者也许正是（比较文学）形象学这个学科/领域自身。（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为一门诞生于欧洲的学科/领域，它本身就内在于“（后）殖民/全球化”的历史网络，它鼓励身份政治成为该领域喋喋不休的话题，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生产机制，自身就拥有大批量生产、复制后发现代性民族国家的身份政治问题的机能。形象，无论是曾经作为反映真实的信息，还是如今作为话语机制选择处理过的知识，始终在“压抑假说”中被重构或解构。
[1] 比如方维规近年来从事形象研究的同时，还在“家族相似”的文学社会学和概念史两个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他的概念史研究对比较文学形象学，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补充和启迪。其中，《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对从事近现代中国的西方形象研究的学者而言，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参考书。
[2] Fabian, Johnnes.“Languag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 . No.1（1971）: 23.
[3] Fabian, Johnnes.“Languag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 . No.1（1971）: 20.
[4] ［法］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二卷，张廷琛、林莉、范千红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