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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自觉且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即如何从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思考拯救中国思想主体，无疑是周宁系列研究中最具启迪意义的方面。但是，周宁的形象研究中也有着诸多可供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也许，他对形象学真正的学术贡献，正体现于这些可供进一步协商的层面。
事实上，周宁的世界中国形象研究在广受好评的同时，从学理层面提出的质疑亦不绝于耳。比如，早在《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出版后，宋炳辉就独具慧眼地质疑周宁研究中使用的“西方”概念的严肃性问题
；2007年《跨文化对话》杂志22辑刊发方维规、刘康、伍晓明等学者的文章，就《天朝遥远》的理论问题提出批判性讨论
；还有，周宁2011年9月23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出《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演讲后，现场评议嘉宾何怀宏先生提出疑问，除了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有没有第三种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原型？连周宁本人也对自己的研究不断进行检讨和反思
[1]
，拒绝把该领域简化成一个舒适、稳妥的浅薄游乐场，转而对形象学的问题、观念与方法进行辩诘和拆解。进入该领域时，周宁给自己规划了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以及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问题；三、域外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前两组问题都已经以专著的形式发表，第三组问题使周宁的研究踟蹰不前，他发现，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更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及其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但我们又无法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证。这一理论困境直接质疑了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更无法走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些问题都颇具启发意义，它们可以促使研究者继续思考作为文化他者的异域形象更为复杂的意义面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们，则依据各自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装备，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周宁的理论前提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俄狄浦斯式的”商榷和发展。
笔者在此略举两例。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亚洲研究系博士王晓平在《文艺研究》发表《“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的方法论问题：评周宁跨文化研究系列论著》指出，周宁的形象学研究深受福柯影响，话语—权力理论作为周宁方法的理论根基，使其研究忽视了历史经验的实践性，进而放弃了对西方中国形象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这一缺陷引出了后殖民批评在现当代中国的适应性问题：中国现代历史经验与市民阶级的民主革命有很大差异，该批评模式对现代中国并无太多启发。王晓平博士指出的进路是，要建立对中国现代性文化的主体性认同，需要对现代中国历史经验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林曦则从周宁的西方中国形象研究中总结出两个解决西方垄断中国形象生产的方案，即权力联姻和世界大同，进而指出，权力联姻的思路可能出现意图与效果的错位，形象学研究的真正进路在于世界大同，即在文化间进行“哈贝马斯式的”公开、理性的对话
。
上述两例都对周宁的形象学研究思路提出了颇具见地的具体商榷意见，但是，这些意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对形象学的问题、领域与方法有所拓展，尚有待于继续跟踪上述研究者进一步的相关思考与研究。就这些商榷性文章本身而言，其中也存有诸多让人疑惑的部分。比如，笔者在此至少可以对上述文章提出如下追问：如果说意义与脉络的互动是旅行中的理论固有的困境（也是自我更新的动力），那么，这是否可以成为拒绝某种理论的理由？诠释的合法性在“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叠合并还原至中国脉络后是否就完全没有落实的可能？对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与西方理论的适应性的过度关注是否会落入相对主义的陷阱？姑且不论“权力联姻”的概括是否适切，从意图与效果可能错位的伦理问题出发，把形象学研究转向不无乌托邦色彩的“间性对话”进路，将如何在具体研究中落实？探讨上述商榷文章不是本文的根本意图，笔者在此仅想引入一种对话的氛围，进而提出我对周宁的西方中国形象研究的观点，探讨进一步打开形象学思想空间的可能。
尽管鲜有学者言明，对当代中国形象学研究构成实质性影响，并且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著作，是爱德华·萨义德在1978年发表的《东方学》。该著的写作被公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研究的一个学术范例，其方法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旅行”至中国以来
，在包括比较文学研究在内的诸多人文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争议或追随。然而，在欧美的问题脉络中，《东方学》表达的却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对立面，得益于此的当代中国形象学在问题与方法上可能是错位的。
中国形象作为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他者是周宁一系列研究的基本理论前提。这一前提决定了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不再纠缠于真实或虚构的问题，中国形象在周宁的视野中是一种表述体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自我投射的想象空间。因此，就知识立场而言，周宁的研究属于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批判。但是，在具体研究中，周宁始终把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视为“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也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想扩张，或多或少地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或文化区的中国叙事”
。这一过于僵硬、模式化的中国形象生产、分配方式的同一想象，排除了因非西方的多元复杂而导致的中国形象多元、松动的可能性，周宁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的知识立场由此稳固地导向了“现代主义”。周宁的基本思路是，先建构一个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让西方与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形象提供的场域中展开文化权力的对决。这个场域的基本结构大致如此：西方的中国形象处于核心位置，非西方在进入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时，就已经开始偏执地捕捉西方既有的中国形象，借此界定自我的主体位置。显然，这个位置已经为全球化意识形态所建构、赋予并内化了的，非西方在对中国形象的误识中，巩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这一论述有效地构建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一种失重了的中国形象恣意辐射的平滑空间。
周宁的观点来自西方与非西方国家或地区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在西方文化占据着绝对优势的现代世界观念体系中，显影中国形象的视觉结构呈金字塔形，在顶端是西方（欧美）的中国形象及其观看方式，然后是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及其观看方式；西方在这一后殖民视觉结构中居高临下，不仅向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分配有关中国形象的知识，而且给后者指派观看中国的位置和方式。这一论述思路尤其体现在对诸如俄罗斯、印度与日本等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探讨上
。因为西方与非西方国家或地区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周宁的中国形象研究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中被重新组装利用、因地制“义”的可能，同时也排除了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特别是前现代时期与中国有频繁互动的邻近国家和地区自身的中国想象传统与西方的中国形象之间的关系。当然，周宁也意识到了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各自的特征及其演变的历史，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国形象及其表述策略，其动机与形式都具有自身深远的文化根源”
。但是在周宁的具体研究中，这一本土自身的文化根源与现代性想象似乎毫无关联。
在现代性的世界观念体系中，观看中国的方式是从西方向非西方、由金字塔顶向底端无阻力地转移与宰制，这一预设使周宁的论述步伐似乎未能与研究对象的转变保持一致：当西方的中国形象进入非西方的视野并介入其文化结构时，周宁却没有随之紧紧跟进非西方的文化历史之中，而是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同质化的处理。周宁此时真正关注的是进入非西方的西方中国形象，而不是西方中国形象如何进入了非西方。换句话说，研究对象应该转变为非西方国家或地区时，周宁却仍在无意识地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论述逻辑与研究对象之间发生了错位。于是，无重力的西方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所向披靡，自由自在地飞了一圈之后仍然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似乎从未与本土接触，没有变异，也没有互动。借用周宁自己的说法，“西方的中国形象，似乎既是起点又是终点” [2]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分析框架对西方“看”中国的宰制能力的过分强调，以及对本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过程的忽视，就等于承认了西方对于思想能力的垄断。
我们不仅在哲学前提下检视周宁的研究，还需要分析其研究思路所倚重的历史条件。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彼时正值“新启蒙”思想遭受挫败，全球化进程全面启动，中国社会迅速分化，思想再度转型，知识场域面临的问题与方法也发生了急剧的位移——20世纪80年代“人”的问题开始过渡到全球化脉络中的“中国”问题。 [3] 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身份认同或费孝通先生所谓的“文化自觉”，成为中国知识界的核心关注。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和问题脉络中，周宁开始思考西方的中国知识状况，而中国形象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折射或西方的“他者”表征，就自然而然进入研究的视野。通过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周宁试图思考：为什么无论是五四时代的经典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后五四时代反现代西方的革命传统，甚至是稍后的新左派思想、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新儒家等政治思潮和论述，似乎都没能摆脱西方现代性观念霸权？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中国能否从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成功地拯救出自身的文化主体？如果不能，中国现代性思想的主体性面临的具体困境是什么？现代中国思想是否可能超越西方现代性观念而思想自身？再进一步，就是如何在现代性话语中重塑中国的文化主体？中国如何从西方现代性话语中拯救中国主体？
带着上述问题，周宁试图研究西方七个世纪以来观看中国的方式，以及如何把这种“观看之道”分配给“世界”。问题决定方法，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就成为形象学研究的首选方法，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也似乎是最为适切的路径。通过一番辛苦的知识考掘，周宁发现，西方观看中国的方式中，真正映现的是西方现代性主导现代世界观念秩序的秘密，即强大的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的形塑力。周宁的世界中国研究既然志在介入时代性的公共议题，那么，也必然受限于其所处的时代，其研究同样将无可避免地落入问题与方法的困境。作为一种批判的乌托邦精神，当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从西方旅行至中国，就与“文化自觉”背道而驰，甚至沦为一种偏狭、保守的意识形态。
周宁一开始就清晰地意识到这一困局。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中，他提出“另一种东方主义”， [4] 试图张扬西方在想象中国时，开放包容、自我否思的一面。由此，周宁借助福柯的话语理论、霍尔的“表征”分析、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利科的解释学与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作为理论工具，构建出千年西方中国形象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知识状况。周宁的研究既解构西方的知识霸权，同时张扬西方思想文化中包容他者的精神。周宁在其跨文化形象学中构建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分析框架，并不是一个静态模型，而是一种动态的知识状况研究。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绝无关系的分类体系。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结构中，都是一体两面又相反相成的范畴。在周宁的具体研究中，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具体指涉的就是西方的两种“东方主义”和中国形象之间的对立、依存与转化。但乌托邦或意识形态犹如跷跷板的两端，其非共时性恰恰意味着形象构建过程中，把他者把握为知识客体的事实。因此，“另一种东方主义”在哲学前提和知识属性上仍然内在于东方主义的话语矩阵。
[1] 可见于周宁：《“反写”即“正写”：“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思想陷阱》，《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周宁：《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东南学术》，2014年第1期；周宁、张春晓：《跨文化形象学：辩驳与猜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周宁：《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等。
[2] 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页。
[3] 周宁：《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4] 周宁：《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